1、“金婚”之家的“儒道互补”
历经风风雨雨几十年，汤一介和乐黛云由相识、相知、相爱至今早已走过了金婚之旅。谈起他们的“金婚”之家，汤一介认为，生活中他们虽然性格各不相同，偶尔也有些小矛盾，但都能很快化解。这是由于两人性格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
汤一介对两个人不同的性格是这样看的：“我在性格上比较温和、冷静、谨慎、兴趣窄，不敢冒险，怕得罪人。而乐黛云的性格则是，热情、冲动、单纯、喜欢新鲜，不怕得罪人，也许和她有苗族人的血统有关。”
乐黛云则说：“汤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的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在很多人的眼中，汤一介性格内向，……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性格不同，生活中的汤一介和乐黛云在为人处世和爱好方面也不同。汤一介一向温和、冷静的性格，表现的是儒家主张“和为贵”的态度。而乐黛云则是容易冲动，说话率直的道家庄子豪爽的做派。他们这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就如汤一介所说，形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儒道互补”。
比如他们当年在鲤鱼洲五七干校时，有一次连长请汤一介去讲课，当汤一介准备上场讲课时，连长却先讲了起来，而且罗里啰嗦讲了半天，让准备讲课的汤一介一直在底下等着。对此汤一介什么都没说，只是耐心地在台下等候。可是一向心直口快的乐黛云却冲着连长大声说：“你请人家来讲课，怎么你老没完没了的讲！”
结果汤一介在讲完课后，就急忙向那位连长说：“乐黛云是急脾气，你讲的那些很重要嘛！”因为汤一介觉得很过意不去。他担心乐黛云当着好多人的面这样打断连长的话，让连长因为没面子而对乐黛云发生误解。这就是他们截然不同的性格形成了“儒道互补”。
又如在喜好方面，汤一介是属兔的，乐黛云就喜欢在每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买各式各样的小兔子送给汤一介做礼物。于是在汤一介的家中就有很多各式形态不一的小兔子。但是汤一介则喜欢送给乐黛云与小兔子完全不同的“大件”礼物，比如电脑、架电子琴，还有在瑞典皇宫买的价格一二百美元的丝巾等等。
大件礼物和小礼物截然不同，也是他们性格的不同，因此乐黛云说：“小东西更好玩，更有情趣。这就是浪漫派和务实派的区别。”
在学习与研究中，不同的性格更显出汤一介的“儒家气质”与乐黛云的“道家风骨”。汤一介在写文章若遇到弄不清的地方时，一般都是先去查书，或者查字典、辞源之类。有一次，乐黛云问汤一介：“‘混沌’最早是不是见于《庄子》，”汤一介说：“大概是吧！”可是后来汤一介查了《庄子引得》后发现，原来在《庄子》里没有“混沌”一词。为了确切，他又去查《辞源》、《辞海》。结果他查到，其中或说最早出于《易乾凿庄》或者是《白虎通·天地》，而这两部都是儒家的典籍。
可是乐黛云听了却说：“我文章中用庄子的‘混芒’更好呢！”而且她在文章中就真的不用“混沌”而用“混芒”了。乐黛云如此“直言不讳”，汤一介只得说：“我看‘混芒’与‘混沌’其实分别也不大。”这样的回答，汤一介笑称这是自己“不得不为之”的“随和”。因此他说：“这大概又是一种‘儒道互补’吧！”
比较喜欢求新是乐黛云一向的性格，因此在她的一篇文章中对《老子》的“有物混成”作了这样的新解：“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由于某种机缘，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变成现实。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
对于乐黛云关于“有物混成”作的新解，汤一介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乐黛云说：“不能这样解释吧！《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说‘道’这个浑然一体没有分化的东西，先于天地就存在了。”乐黛云说：“你那个是传统的解释，没有新意。”
对于乐黛云明显推崇新意解释的回答，汤一介觉得自己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他对乐黛云说：“我们就各自留自己的意见吧！我不想和你争论，因为我主张‘和而不同’。”然而在汤一介面前，乐黛云是不会改变看法的。她坚持说：“我赞成庄子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我们两个做学问的风格不同，这是由于我们的性格不同呀！”
通常情况下，汤一介和乐黛云从来不合作写文章，但很多人都会发现，在他们的文章中往往体现着互补性。对此，汤一介这样说：“这就是因为‘儒’、‘道’在我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互补的嘛！”
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汤一介和乐黛云的随笔《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中，一半是汤一介的文章，一半是乐黛云的文章，他们都是各写各的。但是这本书的“序”是汤一介写的，乐黛云只是改了几个字。其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今天刚把《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编好，又计划着为青年们写一本总结自己人生经验的肺腑之作。他们中的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纂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另一个却对屡经催稿，仍不能按期交出的《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而‘处之泰然’。这出自他们不同的性格，但他们就是这样同行了半个多世纪，这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也是他们的未来。”
汤一介曾在几年前对他们的“金婚”之家的和谐、美满、幸福的生活作过感人的回忆：
我和乐黛云是1952年9月13日结的婚。“九·一三”林彪掉下来，这是不好的日子，是吗？十三在西方是不好的数字，但在中国是好数字，中国有十三经，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还有十三太保……我们结婚时当然没考虑这么多，但后来人家老说十三不好，我就要说十三好，总得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两年前，我们在北欧度过了金婚。我们去参加一个会，别人都回国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住了几天，回忆我们的往事。她送我一个兔子，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是在瑞典的皇宫里面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来我们很好地生活过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
……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这在五十多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二十五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我们常常在一起回忆我们的快乐时光：当北大还在沙滩的时候，我们在景山下的图书馆读书，然后就去爬山；80年代我们一起去旅游，见到非常美丽的冰川。这中间的那几十年，我们都不愿再去想了。
对于历经坎坷，却依然走过美满、幸福的金婚之旅的汤一介和乐黛云来说，他们的性格是那么不同，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地在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而且会像他们说的那样，“一定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一点，汤一介曾做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总结：“这就是我们家的儒道互补。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五十多年的生活呢？生动、充实、和谐、美满？也许都是，可也许更恰当的应是由于我们性格上的不同所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格局吧！”
2、与书为伴
汤一介和乐黛云喜爱读书，也爱藏书，汤家的40000册藏书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最爱，也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骄傲。40000册藏书凝聚了他们几十年为藏书付出的心血，也见证了他们曾经走过的坎坷之路，而更多的，则是汤家三代人与书为伴的故事……
汤家的藏书中有一批宝贵的线装书，那是当年汤用彤教授省吃俭用，付出了无数心血的收藏。在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汤用彤教授的佛经之类书籍在
汤一介、乐黛云2009年汤一介生日时在书房。
运往西南联大的途中丢失了一大部。后来迫于经济困难，汤一介和乐黛云又将其中一部分藏书分别售予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两次藏书的流失，不仅让汤家父子痛惜不已，更使得保留下的汤家家传的线装书弥足珍贵。
此外，乐黛云的父亲乐森玮先生留给他们的书虽然不太多，但其中有一卷敦煌写经和一本明版的《牡丹亭》却是很难得。尤其是那本《牡丹亭》，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是当年乐森玮先生送给汤一介和乐黛云的结婚礼物。更幸运的是，这本宝贵的明版《牡丹亭》虽历经劫难，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隆隆的大炮声中，爱读书的汤一介抓住了书价便宜的时机，一气买下了一大批既便宜又很珍贵的书籍。这一大批书不仅深得汤一介喜爱，更为汤家的藏书数量增添了许多。
在文化大革命中，汤家这些宝贵的藏书除了汤用彤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每函被红卫兵小将抽一本拿走外，大部分都没有遭受损失。汤家的藏书能够奇迹般地保存大部，全得于汤一介在红卫兵小将“光临”后，找到了哲学系的红卫兵，请他们出面把那些书给查封起来。全亏了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红卫兵的“恻隐之心”，才使汤家的藏书保存了下来。
动荡的岁月中，汤一介和乐黛云被迫搬出燕南园住到了中关园周祖谟教授腾出的小平房里，汤家的藏书立刻占满了家中的空间。而汤一介的一双儿女正是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和汤家的藏书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在美国定居的汤双博士曾这样回忆他和姐姐汤丹当年与汤家藏书的故事：“与大多数年轻人在文革中无书可看的境况不同，由于我家近万册的书没有遭到太大的损失，给我们读书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好条件。在餐室兼客厅里，三面环墙都是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放了两三层书，另外过道里还有一排较小的书架。上中学的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杂书，我的朋友们也都时常到我家来借书看，所以从那些书中受益的远不止我一人。最让人怀念的也最有意思的，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翻书。‘翻’有两层意思，其一，由于每个书架外层最显眼处摆的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等‘革命’书籍，所以需要到‘深层’去翻找我们感兴趣的书。其二，拿到一本书，大至一翻，如果看到什么好玩的章节就大声念给大家听，很多时候都让人捧腹不已。”
“正是这间储藏室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姐姐的栖身之地。爸爸成了黑帮之后，我们被勒令腾房子，姐姐便和被查封的书一起搬进了这个房间。房间里顶天立地地堆满了各种‘毒草’，在两个书架之间架上一块床板，姐姐便睡在这‘毒草’丛中，博览群书。姐姐那时不过十二、三岁，有些书根本看不懂，但就此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姐姐还认识了一些北大学生（都是红卫兵），他们也喜欢到这儿坐坐，借几本‘毒草’回去‘批判’。他们玩笑地称这块乐土是‘资产阶级窝儿’。那是一段非常难忘的日子，虽然爸爸妈妈都进了劳改队，外界压力很大，但生活是充实的，还有几分快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汤一介和乐黛云的藏书开始增多。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并被评上教授。随着多次的出国讲学，他们又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买了很多英文版书和台湾出版的书。虽然这些书让他们把讲学得到的酬劳几乎全部花光，但是由于工作需要和对书的喜爱，他们仍然乐此不疲。而且只要是和他们两人各自专业有关的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新书、好书，他们就都想统统买回家。
后来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汤一介和乐黛云买起书来更加随心所欲，而同时给他们送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汤家的藏书源源不断地增加。
书越来越多，藏书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因此，汤一介和乐黛云也就经常会为怎样放书和找书而发生争执，争执的结果，自然是性格豪爽、具有“道家风骨”的乐黛云获得胜利，而性格内向，坚守“和而不同”的“儒家书生”汤一介只有退让三分，最多只是发一发牢骚而已。对此，乐黛云曾撰文这样描述：
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该放谁的书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籍，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着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样一来，他的书大半被驱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开前两层瞧不见的“流放地”。他这个好脾气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牢骚，嘟囔几句：“这么难找，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呢！”我也有点为我的跋扈惭愧，但也无法可想；况且，我还有一道挡箭牌：“我早就说处理掉一批，谁叫你不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