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喜爱读书，到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哲学等各类书籍，汤一介已经从一个彷徨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逐渐走近哲学、有头脑的热血青年。
对于在云南和重庆南开这一时期的中学经历，汤一介后来称之为“没有拿过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文凭”。并回忆说：“……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第一流成绩的人。”
3、对“生死”的感悟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对人生的理解也在一天天成熟。比起十几年前6岁时的汤一介对“生死”的发问，可以说，此时的汤一介面对人生已经开始了对“生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意义探讨。
十几年前，儿时的汤一介曾经历了小妹的死亡，后来大哥和大妹又在云南被疾病夺走了生命。特别是大妹的病逝，更让汤一介开始重新面对人生。
汤一介对“生”和“死”的感悟是在中学的学习和生活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比如对于“生”，是在学习了“生理卫生”课的知识后，他开始懂得，这种“生”是不同于小时候母亲对他“你是从我的肋下生出来的。”的回答。而在中国，之所以父母这样对幼小孩子讲“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男女之间的“不洁”之事。汤一介认为，这种思想大概是由长期的民间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但也可能与儒家的礼教影响有关。
阅读了越来越多的书以后，汤一介知道了更多的关于“生”和“死”的故事，比如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佛教关于“轮回”的思想以及儒家和道家对生死不同的态度等等。
通过阅读，汤一介了解到，中国历史上有“圣人皆无父母，感天而生”的传说，讲的是伏羲氏是由他的母亲踏到了一个大脚印而受孕出生。而帝尧的“感生”故事则说的是帝尧的母亲由于感受到雷电而使尧诞生。还有关于黄帝、老子、真武大帝、魏存华（女仙人）都有“白日升天”或死后到天上世界的故事，还有佛家主张的“来世”“轮回”和道家宣扬的“长生不老”等，这些通过阅读看到的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故事，都是中学生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迈出的最初步伐。
而当时汤一介和大妹对于一只死去的小鸡的悲伤，则让他感到，“再生”的观念早已植入他们的伤心之中了。这种“再生”的观念可以说在他们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当年在北平汤家的车夫老李给大院的那些孩子讲的那个秀才死了又“再生”的故事。这个见于《聊斋》的故事应该是受了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古代大概是没有“再生”、“转世”这类观念的。
大妹关于“再生”的问题，虽然是个幼稚可笑的问题，但却涉及到了中印文化之不同，可见小孩子的问题中也可以有大学问。大妹的死，让汤一介更有一种孤独的忧伤，因为汤一介已经知道，大妹不会“再生”，就像花草一样，今年开的花、长的草枯死了，到明年再开的花、长的草已不是原来的花草了。
4、在阅读中长大
汤一介的写作才能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爆发，他最先完成了一篇《论善》。对于中学生汤一介来说，饱含对生命热爱激情的《论善》虽不是他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却让我们看到，从少年跨入青年时代的汤一介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在逐渐成熟，这也标志着汤一介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虽然《论善》早已佚失，但汤一介在作品中阐明的“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的主旨，他是不会忘记的。汤一介曾回忆说：“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地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论善》完成后，汤一介仍然不断地阅读、学习和思索，对“善”和“爱”的抽象理解也逐渐具体。他的读书兴趣和阅读重点也开始转向宗教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
比如《圣经》和佛经里的故事，带有宗教道德气味的法国作家纪德的《窄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搏斗》，还有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等。
这些宗教书籍主张的“爱”和带有宗教意味的书籍宣扬的“人生苦难”，无疑都深深影响了汤一介，因而在心中一直满怀对人类“善”和“爱”的汤一介又增添了许多“人生苦难”的忧患。
汤一介这种“忧患意识”思想的成长过程，应该说也离不开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祖父汤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食，随时而安”的家训，一身“美国留学的儒学之气”的汤用彤和出身望门大族的汤夫人，无疑让汤一介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争动乱和亲人离去的悲哀，更让性格内向的“大孩子”汤一介感受到“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悲情。
从感悟人的“生”和“死”，到感受“善”与“爱”以及充满同情心的“人生苦难”的忧患意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是汤一介步入哲学殿堂的最初历程，这更让我们看到，汤一介能够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著名哲学家亦绝非偶然。
汤一介称自己这个时期思想的成长过程是以某种儒家的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因为这时的汤一介虽还没有系统学习儒家思想，但他认为，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宣扬“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气节的儒家思想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汤一介自然会被《贝多芬传》中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深深感动，故汤一介评价当时的自己仍是“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受西方思想之例证。”
在国难家难面前，充满悲情的汤一介更从心中激起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但成长中的汤一介已经认识到，这种感情更可以化为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和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的力量。
而汤一介也从这种儒家提倡的“济世救人”思想中对人的“生”、“死”、“爱”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不难看出，从少年走向青年的汤一介在思想中已经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感受，汤一介曾作过这样的回忆：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从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一生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
在阅读中成长的汤一介已经长大，他“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的思想一天天成熟，而“大孩子”汤一介在动乱的战争年代的中学岁月也即将结束。
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即将结束中学学习准备考大学的汤一介感到无比振奋，一直记于心间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一直在心中澎湃的“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理想激情，都让汤一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期待。他幻想着祖国将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