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山漾还出土残绢（绸）片、丝线、丝带3种丝制品。从单根茧丝的横截面形态以及不加捻的长丝等状况看，可以肯定是用家养蚕丝原料制造的。至此，饲养桑蚕产丝，已成为中国史前时期特有的产业，并为日后养蚕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石峡文化是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广东曲江石峡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北江、东江的中上游地区，年代距今约5000-4000年。石峡文化石器工具普遍磨光，器类有段石锛、有肩石锛、石凿、石钺和石镞等。陶器中三足器、圈足器发达，有少量曲尺纹、漩涡纹几何印纹陶。多数墓坑经过烧烤，均单人葬，盛行二次迁葬。迁葬墓有两套随葬品，一套是同人骨一起迁来的残破陶器，另一套是二次埋葬时新放入的。晚期大小墓差别明显，大墓随葬品多达数十件至百余件，包括成批石器及琮、瑗、璧等贵重玉器，往往还伴放稻谷米粒作为祭奠食物。稻作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发现较丰富的粳、籼稻遗存。
这一时期主要的粟作农业文化遗存有：黄河流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陶寺文化、客省庄文化、马家窑文化后期（半山、马厂类型）遗存，西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等，西藏昌都卡若也发现有粟。
龙山文化曾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除山东外，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也有发现。
但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客省庄文化、山西陶寺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等，这些可通称为龙山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4500-4000年。此时，快轮制陶技术普遍采用，磨光黑陶数量多，质量精，有的薄如蛋壳，所以曾被称为“黑陶文化”。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蚌器等。石器磨制精致，种类丰富，有石斧、石锛、石铲、石枪头、石凿、石刀、石镞等。骨、蚌器数量众多，常见的有骨凿、骨针、骨梭、蚌刀、蚌锯、蚌铲等。早期墓葬的随葬品一般较少，晚期则逐渐增多，除陶器、石器和骨器外，也曾发现过较精美的玉器。这一时期城址已普遍发现，还发现了铜器。已有骨卜的习惯。
龙山时代的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饲养动物有猪、狗、牛、羊和马等。从晋南地区陶寺文化（距今约4500-3900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可知，当时有农业已十分发达。通过对出土的骨骼中碳十三的测定，了解食谱中C4类植物（如农作物粟）摄入量，发现陶寺人已占66.9%，而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两遗址仰韶人的平均摄入量只占48.1%，可见陶寺人食用小米比仰韶人有显着增加。陶寺出土猪骨中C4类植物占71.5%，这意味着当时已用较多的C4草类和作物喂猪，其中当包括喂食了小米或其谷糠。遗址中发现有较多麻制品遗存，包括有网状麻类编织物、平纹织物、麻绳等。这些麻制品原料来自农作物大麻。陶寺文化家畜有猪、狗、黄牛。陶寺墓地有的中型墓随葬猪下颌骨数十副至上百副，而大型墓随葬经肢解的整头猪，显示出陶寺人对猪的重视和养猪业的发达程度。
值得重视的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三处遗址中出土了农作物小麦遗存，它们是陕西武功赵家来（客省庄文化）、山东聊城教场铺（龙山文化）、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还在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遗存里检测到较多似小麦花粉。年代在距今4600-4000年间。其后，在相当夏代中、晚期的洛阳皂角树、先商时期的河北容城午方、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商代晚期的殷墟、西周时代的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钓鱼台等遗址，都陆续发现有小麦遗存，反映出种植小麦已持续不断。其中，两城镇、教场铺、皂角树、周原同时还有农作物粟、稻，后三处又都有黍。总之，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晚自龙山时代起种植了小麦，一般都是在同样的旱田作物粟、黍占优势的情况下辅以小麦，此外又在条件允许的局部小区域兼种水稻。
第三节 农业起源的理论探索
第四纪最后一个冰期大约在距今1.2万年前结束，气候由寒转暖。此时的人类开始尝试作物的栽培与动物的驯养，从而拉开了“农业革命”的帷幕。是什么原因直接触动了农业的发生？农业是在什么地点起源的？目前学术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假说，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等证据的证实，但仍有启发意义。
一、关于农业起源的原因
100多年以来，关于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早在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首先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食物采集者向食物生产者转化的问题，并认为谷物种植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一度被学者所接受。
但在以后许多地方的考古发现中，并没有发现动物饲养早于作物的种植的证据。
像猪等需要饲料喂养的家畜，只有到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西亚等地早期农业遗存的不断发现，进一步促动了学者们对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兴趣，并就有关导致农业起源的原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环境决定说
1万多年前的人类无疑更受环境变迁的影响，因此不少学者倾向于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变化来解释人类由食物采集者转化为食物生产者的原因。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绿洲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假说。柴尔德曾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强调食物生产起源的重要性，并以环境变化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原因。
他认为当最后一个冰期结束，中东地区的气候日益干燥，人和动植物的生存范围都局限在绿洲之中，人与动物、禾本科植物的关系被强化，由此导致了动物驯化和谷物栽培。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柴尔德将农业的发明称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这种环境影响说也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的肯定。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而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
2.文化自然进化说
这一观点认为环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积累以及对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化方法逐步掌握的自然结果。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伍德不同意柴尔德绿洲理论，他把人类采集经济的发展分为食物采集与食物收集两个时期，其中食物收集就为食物生产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根据他的观点，农业革命最早就发生在西亚新月形肥沃地带边缘的山地上。约在公元前8000年，肥沃新月形地带周围山地的居民已经对他们居住地有了很好的了解，因而就开始把他们收集和猎获的植物、动物变成家培作物和家畜。不久以后，在中美洲、在东南亚和中国，人类文化也达到了相应的水平。由这些核心地带，通过文化传播把新的生活方式扩展到世界各地。显然，布雷伍德着重从人类文化的内在因素方面来说明农业发生原因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布雷伍德的论述与其说是探索农业革命发生的原因，毋宁说是说明农耕畜牧起源的结果。
3.人口压力说
人口压力说是20世纪60年代后较流行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口的增长在由采集狩猎经济向生产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5年，美国考古学家博塞洛普出版了《农业发展的条件》一书，指出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以弥补野生资源匮乏所造成的生存威胁的一种反映。而广泛的民族学观察表明，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将人口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生活节奏远比农民来得悠然自得。这使考古学家们意识到，农业是比狩猎采集辛苦得多的一种生存方式。农业的唯一优点是能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获得更多的收获，因此能比狩猎采集供养更多的人口。1977年，美国考古学家科恩出版了《史前时期的粮食危机》一书，对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经济形态和农业起源问题作了较全面的阐述，进一步论证了博塞洛普的观点，认为农业起源是对资源短缺和人口压力的一种反应。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物种边缘起源说。美国学者宾福德等人认为，在更新世末期的西亚，人们通过一种混合资源利用的生计策略来适应寒冷干旱的生活环境，即通过猎取一切能够抓到的动物，收割野生谷类植物，采集野果，搜捕各种鸟类、贝类等来改善生活条件。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人类的定居，而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占有的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人们日益面临自然生活资源短缺的威胁。而减少人口压力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就在边缘地区出现了。
4.宴享说
这一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能够调遣劳力来驯养用于宴享的美食物种，从而导致了农业的起源。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认为，在农业出现的起始时期，其生产量不大，所以其在人类原来的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很大。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农业所驯化的植物的种类，与其说是为了补充原来食物的短缺，不如说是扩大食物的品种结构，增加美食种类更加重要。比如，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有的谷物适于酿酒，再如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于宴饮的器皿。根据这一理论，农业起源有可能发生在资源较为丰富，并无明显人口压力，文化发展层次较高的环境和社会中。
与之类似还有富裕采集文化说。考古学家张光直在论及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时，认为这一地区的农业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了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的地区。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
5.最佳觅食模式说
最佳觅食模式是动物学研究的一种理论，主要被用来分析动物觅食的习性和活动的规律。这种理论认为，动物在觅食时一般集中在一种或少数几种对象上，即所谓的最佳觅食。这种最佳食谱是那些平均食物收获量与平均食物处理时间比值最大的那些种类，也就是说，是那些花费最少力气或时间而能获得最高回报的那些食物。
人类也如此。无论是史前的狩猎采集者还是当代的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也都是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即以最佳经济效益来安排他们的生产方式。但史前人类从以主要猎取大动物的狩猎采集经济逐渐向渔猎采集的广谱经济过渡，最后发展到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型经济，明显地带有从一种收获高支出低的觅食方式向收获低支出高的觅食方式转变的倾向，也即利用高档食品向低档食品转变。因此，农业的产生并非是一种人类乐意尝试的结果，而是一种外在压力下所出现的行为。只是农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才成为一种能用最少的人力支出而获得最大收益的觅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