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墟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腹长方形，上竖2只直耳，下有4根圆柱形鼎足。器型高大厚重，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此外，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辛方鼎、三联甗、偶方彝等大型青铜礼器，也都堪为国宝。
殷墟作为晚商的都城，前后延续了270多年。青铜器作为殷商社会的重要物质遗存，在不同时期也展现着不同的时代风格。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一般将殷墟青铜器由早至晚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青铜器多以兽面纹作主纹，线条粗犷，双目呈椭圆形，有的作目字形，用细线条云雷纹构成兽面的身尾。写实的鱼和龟饰于盘底。另有弦纹、联珠纹、圆涡纹等。铜器组合以鼎、斝、觚、爵为常见。
第二期青铜器组合呈现出多种形式，有觚、爵相配，鼎、觚、爵相配，簋、卣、觚、爵相配，鼎、甗、簋、瓿、斝、觚、爵相配等多种组合。这大概反映了殷墟上层贵族的等级差别与礼仪制度。相对于第一期，此阶段的青铜器器类也增多，出现了大型重器以及鸟形或兽形铜器。器物也常常成对成套出现。花纹种类增多，多层花纹以及通体满花的青铜器常见，而且器体与鋬上常装饰有突出的兽头。铭文已较多见，以2、3个字为主。这一时期青铜器中纹饰还是以兽面纹为大宗并作为主纹出现，形式多样。除作主纹外，兽面纹也饰于器腹和圈足部位。夔纹在此时也明显增多，形态变幻不定，但大多作侧面形，或作回首状或倒立状，多数都用作填补空白的辅助花纹。另外还有龙纹、凤纹，以及虎、牛、鹿、蛇、鸮、龟、蝉等装饰纹。几何纹的种类也增加，三角纹、蕉叶纹都是新出现的纹饰。
第三期青铜器的组合与第二期的基本相同，但簋的出现频率比第二期时高，而甗、尊则开始减少。青铜器纹样与第二期差不多，仍以兽面纹为主要纹饰，多数有身有尾，少量则不见身尾。写实的动物纹中蝉纹比较常见，而几何纹中新出现了直棱纹，复层花与饰兽头的作风仍比较流行。该期的实用礼器多数铸有铭文，同墓所出的青铜器往往同铭。字数仍以2、3字为常见，内容多是族徽、日名、私名等。
第四期青铜器种类主要有鼎、鬲、甗、簋、觚、爵、卣、觯、斝、盉、盘等。器物组合未出第二期所出现过的范围。但明器的数量增加较多，有实用器与明器各自成套的情形。簋在组合中更加普遍出现，觯也有增加，部分墓中有代替觚的倾向。而斝则明显减少。该期青铜器的花纹复层花还常见，但满花的作风却在减少，一般仅突出主纹，省去地纹，纹样简练粗犷，十分醒目。兽面纹有的面目很大，龇牙咧嘴，这种形象为此期新见。而以往用作主纹的兽面纹也被用来作周带状装饰。蝉纹、四瓣花纹与圆涡纹也有用作主纹者。蕉叶纹、三角纹较第三期为少。这一时期青铜器的一个突出变化是铭文的字数与形态有了显着的变化。字数增加，铭文内容也大大丰富了，发掘出土的戍嗣子鼎铭有30字，记录了戍嗣子受王赏贝为父作器之事，铭文内容出现了记事性质，大异前代而与西周金文联系紧密，开西周记事铭文的先河。这一时期的铭文字体也较多地使用等粗的玉箸体而部分保留有波捺的肥笔，铭文成竖行排列，已初具谋篇布局的章法。
殷墟青铜器的辉煌具有深厚的技术背景。据学者多年的研究，殷墟青铜器都是用陶范法铸造的，浑铸与分铸法并用。其中武器与工具多用前者，器形复杂的礼器多用后者。而构成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殷墟的工匠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当时对不同的合金配比与铸成的铜器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礼器与武器根据用途的不同而配以不同的合金成分。
第二节 中国青铜时代的特点
殷墟并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起点。从殷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看，中国青铜时代已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就青铜时代的内涵而言，中国青铜时代与世界其他地区既存在共性，也呈现出差异性。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治国理念相一致，精美的青铜礼器和大量的青铜兵器构成了中国青铜文化的最大特色。
一、青铜与青铜时代
1.青铜
青铜是一种铜和其他元素的合金，常见的有铜和锡、铅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所以称为青铜。用青铜制作而成的器物就是青铜器，通常也简称为铜器。青铜器在中国考古学上，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及铅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青铜礼器、工具、日用器、兵器、车马器等。
青铜的特性较之红铜有很大的不同，具有以下优点：（1）熔点低，易于铸造。在物理和化学性质上，一般合金熔点比原来的金属低，硬度比原来的金属高，体积比原来的金属略涨大。青铜也是如此。红铜的熔点为1083℃，随着加锡量的增加，熔点可逐渐降低。如加入15%的锡，熔点即可降到960℃左右；如加锡量增至25%，熔点则降为800℃。因此这样的温度条件显然要比冶炼红铜更容易达到。
（2）硬度大，并可调整锡的含量来调节硬度。红铜的布氏硬度是35度，如果加锡5%～7%，硬度就增高到50～60度；如加锡7%～9%，硬度即可增为65～70度，比红铜的硬度提高了近1倍。这样就可以克服红铜质地较软的缺点。同时根据青铜硬度随加锡量成正比地提高这种特性，人们可以根据所作器物的需要，掺加不同比例的锡以铸造出硬度不同的器具。（3）适宜于铸造。红铜的铸造性能不良，易吸收空气，在合范铸造所成的制品往往带有气眼，表面粗糙。而青铜溶液流动性能好，在陶范内无孔不入，填充性能较好，与陶范保持密合的接触面，能铸造出较复杂的铜器，同时铜器上不容易出砂眼，有较好的铸造性能。（4）化学性质稳定，有持久的金属光泽和良好的抗腐蚀性。所以大批出土与传世的青铜器，虽经数千年的风化水蚀，不少仍保持金属的光泽。而红铜的表面则容易生成一层黑色的氧化铜。
2.青铜时代
我们今天常用的“青铜时代”这一概念，借自于西方近代考古学中的“技术演进三期说”（Three‐stage technological sequence，简称“三期说”）。尽管18世纪初的艾科特甚至是古罗马的卢克莱修就已有了类似的说法，但人们通常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丹麦学者汤姆森和沃尔索。
汤姆森在其《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仅对“三期说”作了简单的解释，认为在石器时代，武器和工具以石、木、骨或类似材料制造，人们对金属了解很少，或一无所知。在青铜时代，武器或切割类工具以红铜或青铜制造，人们对于铁或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到了铁器时代，人们以铁来制造最为适合的器具，铁器的使用取代了青铜器。这一简单的表述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半叶得到了极大丰富。1865年，卢伯克使用希腊语的词根，创造了“旧石器”（Palaeolithic）和“新石器”（Neolithic）两个名词，以表示两个石器时代的存在；1892年，A.布朗提出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应有一个过渡期，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1885-1895年，蒙特柳斯把北欧的新石器时代分为4期，青铜时代分为5期。这时，早期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期和拉登期2期被进一步确定下来。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洲史前考古学的整个体系得到了确立。
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进化理论，“三期说”和青铜时代被认为适用于古代社会的不同文化。因此，人们在研究早期中国历史时，也借用青铜时代一词来指中国先秦时期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历史阶段。
二、中国青铜时代发生与发展
青铜时代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不平衡，有早有晚。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约在6000-5000年已使用青铜器，欧洲约在6000-5000年、印度和埃及约在5000-4000年，也有了青铜器。埃及、北非以外的非洲使用青铜器大约不晚于3000年至公元初年。美洲直到将近公元11世纪，才出现冶铜中心。那么中国是何时进入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1.中国考古发现的早期铜器
在中国，早期铜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所发现，并引发了对青铜器起源的探索。但是，早期铜器的大量发现和真正研究，是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初步统计，中国的早期铜器迄今已发现500多件，涉及50多个地点。
这些青铜器分布地域广，时间跨度长，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年代差异，并且分属于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除了新疆地区和湖北地区个别的发现因年代存在疑问或者情况不明外，其余的发现可根据早期铜器本身的特点和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及其演进，并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可分为四个区域，即黄河上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北方地区。
黄河上游地区：主要是指甘肃和青海地区，是早期铜器发现最多的一个地区。
早期铜器广泛发现于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宗日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遗址中，其年代自4900-3600年不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现一件马家窑类型的青铜刀长12.5厘米，锡青铜，合范铸制，短柄长刃，柄部有明显的嵌装木柄的痕迹，年代约为4900-4700年前。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铸造品。青海同德宗日墓葬发现有宗日文化铜环形耳饰。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酒泉照壁滩和高苜蓿地等遗址发现马厂类型青铜刀和红铜锥等。齐家文化铜器在武威皇娘娘台等8个地点发现50多件，主要有斧、凿、刀、锥、钻头、匕、镜、指环、泡、垂饰、条形饰品等。四坝文化铜器在甘肃玉门火烧沟等6个地点发现270多件，年代约为4000-3600年前，主要有空首斧、双刃刀、环首刀、矛、镞、耳饰、指环、手镯、扣饰、泡、连珠形饰、四羊首权杖头等，质地包括红铜、砷铜、青铜等多种。
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指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的关中东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及河北南部地区，也是早期铜器发现较多的一个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其年代自6500-3600年不等。仰韶文化的铜器发现于临潼姜寨和渭南北刘遗址，分别为铜片卷成的管状器、铜片和铜笄，经鉴定均为黄铜制品，年代分别约为6500年前和5900-5000年前。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发现的铜器数量不多，二里头文化时期铜器数量有较多的增长。二里头文化的铜器发现于偃师二里头、洛阳东干沟、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荥阳竖河、驻马店杨庄等遗址，尤其是二里头和东下冯有较多的发现。主要有刀、锥、凿、锛、锯、鱼钩、纺轮等工具；镞、戈、钺等兵器；铃、兽面牌饰、圆盘形器等礼乐仪仗器；爵等容器。
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指山东和河南东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中，年代约为4400-3600年。年代更早的铜器是否存在，尚缺乏考古学的证据。山东龙山文化的铜器，在胶县三里河等5个地点有所发现，仅限于小铜锥、铜片、铜条等，且数量不多。其中，三里河发现的2件残铜锥，经鉴定为黄铜制品，年代约为4400-4000年前。岳石文化的铜器，在泗水尹家城等4个地点发现18件，年代约为3900-3600年前。
北方地区：主要是指内蒙古中南部、燕山南北和辽宁西部地区。早期铜器发现于朱开沟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年代约为3900-3600年。早于4000年的铜器尚未发现。该地区早期铜器以小型装饰品、小型工具、小型兵器以及杖首等仪仗用品为特征，未见大型兵器和礼乐容器。铜器中青铜的比重略多于红铜，当与年代较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