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是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一般分素罗和花罗两种。花罗是罗地起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的总称，也称提花罗，从秦汉起即是罗中的名贵品种。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等不少墓葬、遗址均有花罗出土。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有烟色菱纹罗、朱红菱纹罗、耳杯菱纹罗、皂色几何纹罗等。另外，还有用花罗作装饰用品的，如香囊的底和筒、手套、帷幔等共13种，其中6件用作“信期绣”的地。用于衣服的花罗较细，每厘米经密100～120根，纬密35～40根；用于手套掌面的经密每厘米为104～112根，纬密32～38根；用于香囊的经密每厘米88根，纬密30根。花纹形似耳杯，作两组，一组上下左右对称，线条较粗；一组上下对称而左右不对称，线条较细。
花纹单位一种每单元长约5厘米，宽约2厘米；一种长7厘米，宽3.7厘米。武威磨嘴子3座西汉墓曾出土两种花罗，标本13号湖色菱纹花罗，每厘米经密144根，每厘米纬密30根，经宽度0.03毫米，纬宽度0.05毫米。地组织：经四绞；纹组织：经两绞。标本28号组织规格与13号相同。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花罗，经纬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26根。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花罗，其组织法与民丰的花罗完全相同。地纹是两经错位相绞的罗组织，花纹是地纹绞经相隔脱开而成四经相绞的大孔眼网纹，按图案显花。它的织造工艺比较复杂，是用地综、绞综和花综巧妙地配合织成的。
绮是平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品。汉代的绮可分为三类：（1）经畦纹显花，新疆民丰尼雅出土的鸟兽纹和树叶纹花绮，其单元组织的底部是一上一下的平纹，中间相隔平纹的2根是三上一下的经斜纹组织，形成直条状畦纹。花纹是大菱形，内部点缀以心形的树叶纹，经纬线密度为每厘米66根和38根。（2）阶梯形纹显花，即将地纹平织的改变为三上一下斜纹组织，相邻两根经纬组成阶梯一样的左右斜向，由经线的浮长构成了花纹图案。在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的居延遗址均有出土。（3）变形斜纹组织显花，即在地平纹中起出三上一下的4枚斜纹的块面花纹。
在花地交接处或菱形暗花处，有一上三下或多于4枚斜纹的浮长产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对鸟花卉纹绮，就是这种组织结构。
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经组织的高级提花织物。它是汉代丝织技术最高水平的标志。其基本组织均系4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一般可分为两色、三色和多色锦三类：（1）两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隐花孔雀纹锦，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8根和48根。隐花星形花卉纹锦的经纬密度为每厘米112根和45根。纹样设计以线条为主，写意和块面纹较少。花经和地经的色泽相近，要在侧面光照射下才显出花纹来。甘肃居延和新疆罗布淖尔遗址均有出土。（2）三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几何纹锦、绀地绛红鸣鸟锦、香色地红茱萸锦等。绀地绛红锦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53根和40根。纹样设计运用线条、块面和点子相结合。东汉的三色锦出土数量较多，如新疆民丰的“万世如意”锦、“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罗布淖尔的“韩仁”锦。（3）多色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凸花锦和绒圈锦等。绒圈锦以4根为1组，环状绒圈高于织物表面1倍以上，它是一种特殊织锦。其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76～224根和41～50根。总经数约为8800～11200根。花纹幅度为13.7厘米，这种织锦必须用花楼装置和双经轴织成。这种绒圈锦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均有出土。它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绒类织物。
绦是丝带的古称。在战国楚墓中就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带有三种：（1）用于装饰衣物的丝织狭带，简文称为“缓绦”；（2）用于手套和棺内包裹尸体的有“千金”两字的丝带和麻带；（3）有鱼尾纹的捆尸筒状组带。这三种绦带均属于编织物，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即用两组经线呈45度角相互编织。“千金”绦是第一次发现，有篆字“千金”绦的编织密度为每厘米60根，全幅表层和里层有经线202根，是丝带中的上乘佳品。
是指表面呈网状结构的丝织品。马王堆3号墓出土了表面涂漆有透亮网孔的冠。其结构是左经和右经上下交替编织成网状纹，左经右经密度是每厘米10～11×2根和10.5～12×2根。
汉代出土的毛织品，主要在新疆境内的丝绸之路古道上，其品种有缂毛、斜褐和斑罽等。缂毛是以羊毛彩纬用通经回纬的缂法，制织成绚丽多彩的毛织品。英国的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汉代奔马缂毛，是用深紫色、深绿色、绿色、深黄色、浅棕色、棕黄色和深红色等7种色线缂织出奔马花卉图案。
斑罽是提花织制的精细毛织品。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人兽葡萄纹罽和龟甲四瓣花纹罽。人兽葡萄纹罽非常精致，经纬密度每厘米为56根和30根。织物是平纹组织，纬线显花。龟甲四瓣花纹罽比较厚实，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1根和26根，也是平纹地显纬花。
斜褐是斜纹粗毛织物的统称。新疆民丰出土的蓝色斜褐，是将毛纱染成蓝色，制成一上二下的三枚斜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3根和16根。表面匀整，然后夹缬成点状的大、小花相配。毛罗是新疆民丰汉墓出土最精细的毛织品。经纬密度每厘米为24根和18根。毛纱较细，几乎与丝绸相仿。
汉代出土的麻织品，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最为精良。有大麻布、苎麻布。苎麻布的经纬密度每厘米为37根，约合23升布，它的精细程度已接近现代的细布，其表面有乌亮的光泽。经鉴定含有无机物质铜、汞、钙等。类似近代经过踹布加工一样，使织物表面具有光泽效果。这说明汉初已掌握了织物的轧光整理技术。
汉代出土棉织品的坯布，一般称为白叠（绁）布。新疆民丰汉墓出土的蓝色蜡染棉布、白布裤及手帕等都是白叠布。蓝白棉布的组织为平纹，经纬密度每厘米为18根和13根。花纹图案的印制技术有较高的水平。
汉代的印染品，以丝织品最为丰富多彩，其次是毛织品。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印染的色谱有20多种，经鉴定，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硫化汞）、绢云母、硫化铅等矿物颜料，有茜草、栀子、靛蓝和炭黑等植物染料。并已掌握了浸染、涂染、套染和媒染的一整套染色技术方法。汉代的印花技术，已用镂空版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工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就是物证。另一块泥金银印花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版套色印花品。甘肃磨嘴子汉墓中3件草箧裱糊的印花绢，是用3块镂空版套印成绛、绿、白色的云草纹，艺术效果很好。新疆民丰出土的蓝白蜡染印花棉布是最早采用蜡防印染法的印染品。
第二节 中国古代纺织技术
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为代表的汉代纺织品，已展示了中国古代丝、麻、毛、棉等纺织技术的发达。这除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劳动者的技术高超外，纺织工具的发明和不断革新也起了很大作用。
一、中国古代的纺车和织机
中国古代精美的纺织品是由纺车、织机等工具纺织而成的。无论是生产纱线的纺车，还是用纱线织成布帛的织机，抑或是能在织物上织出花纹的提花机，都有悠久的历史。
1.纺车的由来和发展
要把麻、丝、毛、棉等纤维原料加工成纺织品，首先必须纺成纱线。纱线的出现源于搓绳实践。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石球表明，此时可能已经有了投石索。
投石索是用绳索做成网兜，在狩猎时可以投掷石球打击野兽。可以推断，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使用绳索了。绳索最初由整根植物茎条制成。后来发现了劈搓技术，就是将植物茎皮劈细（即松解）为缕，再用许多缕搓合（即集合）在一起，利用扭转（加拈）以后各缕之间的摩擦力接成很长的绳索。为了加大绳索的强力，后来还学会用几股拈合。距今年6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绳子，就是2股合成的。
其中纤维束经过分劈，单股加有S向拈回，合股则加有Z向拈回，直径约1厘米。
先民们就是根据搓绳的经验，逐渐创造出绩和纺的技术。绩是先将植物茎皮劈成极细长缕，然后逐根拈接。这是高度技巧的手艺，所以后来人们把工作的成就叫做“成绩”。动物毛羽和丝本身是很细长的纤维，用不着劈细，但要使各根分散开，这叫做松解。后来人们发现用弓弦振荡可使羽毛松解，用热水浸泡可从茧中抽出丝纤维。河姆渡遗址出土的1件象牙器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1枚呈长椭圆形陶蚕蛹，表明当时人们除了利用植物茎皮外，已经认识到野蚕丝的重要性。先把纤维松解，再把多根拈合成纱，称为纺。
开始是用手搓合，后来人们发现，利用回转体的惯性来给纤维做成的长条加上拈回，比用手搓拈又快又匀。这种回转体由石片或陶片做成扁圆形，称为纺轮，中间插一短杆，称为锭杆或专杆，用以卷绕拈制纱线。纺轮和专杆合起来称为纺专。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几乎都有纺轮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用纺专纺纱已经很普及了。
用纺专纺纱时，先把要纺的麻或其他纤维捻一段缠在专杆上，然后垂下，一手提杆，一手转动专盘，向左或向右旋转，并不断添加纤维，就可促使纤维牵伸和加拈。待纺到一定长度，就把已纺的纱缠绕到专杆上。然后重复再纺，一直到纺专上绕满纱为止。这种纺纱方法是很原始的手工劳动，既吃力又缓慢，拈度也不均匀，产量和质量当然都很低。经过长期的实践，后来演变出一种手摇单锭纺车。它由一个锭、一个绳轮和手柄组成。手摇绳轮一周，锭子可以转几十周。右手摇，左手纺。左手在锭杆轴向时，就是加拈，左手移到锭杆旁侧时，便可绕纱。这样，锭子回转便连续不断了。每段纱上所加的拈回数也可轻易地由人来加以控制。于是，纱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手摇纺车最早出现于什么时代，目前还无法确定。有关纺车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方言》，在《方言》中把纺车叫做“车”和“道轨”。纺车的最早图像见于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帛画。现已发现的东汉有关纺织的画像石数量不少，有些还刻有纺车图像。如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形态生动的人物正在纺丝、织绸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形象地展示了汉代纺车及纺织生产活动的情景。这说明手摇纺车在汉代已经成为普遍的纺纱工具，因此也不难推测，手摇纺车的出现应该比汉代更早。
为了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在纺车上装2～3个锭子，双手用于纺纱，用脚来操作转动锭子，于是出现了脚踏复锭纺车。脚踏复锭纺车形象在东汉画像石中已可见到，宋人临摹东晋画家顾恺之为汉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配画中有3锭脚踏复锭纺车形象，元代农学家王祯所着的《农书》中也有3锭、5锭脚踏纺车。
这说明脚踏纺车从东汉以后一直都在使用。
王祯在《农书》中除了对手摇和脚踏纺车作了总结外，还介绍了锭子多达数十枚的水转大纺车。多锭水转大纺车采用退绕加拈法，下面锭子回转让纱线退绕出来同时加上拈回，上面由纱框卷绕，做到了加拈和卷绕同时进行。起初用于拈麻线，后来被移用于拈丝线。但这种纺车没有将纤维条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所以实质上还只是用以加拈或者合股后加拈的拈线机。明清的多锭纺纱车在竖锭上装有竹筒（锭杯），内放经过开松的纤维卷，从中抽出头来，锭子一回转便被加拈成纱。
这段纱向上通过纱支控制器绕到上方纱框上去。纱框和锭子同时由大绳轮传动。
这样一来，纺纱便可自动连续地进行，人手只需用来接续断了的纱头，以及往竹筒中添加纤维卷和落下绕满了的纱框。
2.织机的出现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一些纺织物残片或印痕发现，河姆渡遗址还曾出土过木刀、长条木齿状器、木棍等可能属于原始织机的部件，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原始的织机。但原始织机的具体型制，目前还缺乏明确的实物或图像依据。推测当时采用是那种席地而坐进行织布的踞织机，即腰机。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贮贝器盖上所塑造的几幅用足蹬式腰机织布的图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腰机图像。这种足蹬式腰机没有机架，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腰机虽然原始，但已经具备了上下开启织口、左右穿引纬纱、前后打紧纬密后世织机三个最主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