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视为一切社会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而反过来看，对那些保持自身特色的前现代地方文化而言，现代化则是一个被“驯化”的过程。脱离“未开化”的阶段，则意味着接受现代文明的改造，“驯服”于现代文明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必须承担现代文明的一切弊病。那么马桥作为一种前现代的地方文化，在现代性浪潮中将有怎样的命运？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加以设想，并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态度。他一方面对进化论的观点抱以怀疑，另一方面对地方传统价值在现代文化侵入下的命运并不乐观。小说的结尾部分，叙述者二十年后回到马桥，重遇马鸣，他仍然保持着独特的生活方式，然而有意思的是，叙述者偶然听到他在“站山”时哼出的小调，居然是当时媒体广为传播的流行歌曲《朋友》。叙述者对此并未多作置评，而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反讽的细节。马鸣可以拒绝一切人类进化形式的干扰，却也抵挡不住流行文化的诱惑，可见在全球化时代通俗文化渗透的巨大力量。
现有的评论资料多从对应于国家中心的民间角度探讨文本，而在展示了以上三种考察思路之后，下面将讨论重心置于第三对关系上，尝试通过范围更广的文化权力关系来探察处于弱势的本土／地方文化（local culture）的现代处境。“弱势文化”或“本土文化”的指称，与民间文化或前现代地方文化并无冲突，前者强调现代性语境包含的权力内涵，以及前现代地方文化在其中的弱势地位，而后者则偏重于韩少功有关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思考。循着这条思路，我们可以获知韩少功对于文化权力以及弱势文化的态度，也包含了他对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本土文化生存状况的关照。更为重要的是，这条思路将触及许多90年代中国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前现代的民间文化是否还有保存的价值？本土文化对当下中国的现代性建设有何意义？知识界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巨大的观点分歧，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从不同批评者对《马桥词典》的解读差异中看到。
二、语言与权力
（一）语言的权力品格
“话份”是“马桥词汇中特别紧要的词之一，意指语言权利，或者说在语言总量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权利”。尽管韩少功的这一定义有些词不达意，但从他进一步的解释可以看出他所探讨的正是眼下越来越被重视的文化现象——话语权力问题：下文将同时使用“民间文化”、“前现代地方文化”、“弱势文化”及“本土文化”等概念，均指称同一个讨论对象，区别则在于发言的角度不同。
有话份的人，没有特殊的标志和身份，但作为语言的主导者，谁都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感觉得到来自他们隐隐威权的压力。……相反，一个没有话份的人，所谓人微言轻，说什么都是白说，人们不会在乎他说什么，甚至不会在乎他是否有机会把话说出来。
显然，韩少功谈论的是特定的人在言语行为中掌握的一种“权力”，并非个人在语言中分配所得的“权利份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掌握这种权力？韩少功继而解释了“格”的词条：一个人的资历、学历、出身、地位、信誉、威望、胆识、才干、财产、善行或者劣迹，甚至生殖能力等等，都会使他的格发生变化。格又跟话份互为表里和因果，有格的人自然有话份，有话份的人肯定有格。
联系这一词条，“话份”的权力内涵便更为清晰。“格”相当于资格，可看成是掌握权力的种种条件，只要在某一项上胜于他人，便能成为有资格说话，或说话有分量的人，便拥有了话语权力，便可剥夺无“格”之人的话语权利。
比如说，马桥的党支书本义，是马桥最有话份的人，“无论何时说话，都落地有声，一言九鼎”。他的耳朵有点背，把毛主席语录中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听成了“路线是个桩，桩上钉桩”。有意思的是，这一明显的错误，就因为出自他口，便被马桥人深信不疑，反而嘲笑知青们的纠正。显然知青在马桥是没有话份的。马桥的明启曾在镇上学会了做馒头，公社开大会的时候便会被叫去，他因此有了很大的“格”，在马桥也很有话份。后来因为贪财贪色，惹了祸被革了工，回到马桥。马桥人称之为“失格”，明启的话份也就被彻底剥夺，说话越来越小声，开会的时候被本义一次次呵斥。
韩少功有关“话份”一词的阐述告诉我们，言语行为并非平等的交流过程，而是一种权力的运作。如Pierre Bourdieu所言：话／话语（utterance）不仅是被理解和被破译的符号（signs），它们也是财富的标志（signs），被用来评估和鉴别，也是权力的标志，被用来相信和遵守。
话语内含权力关系，掌握话语权力的人，便能控制意义的传播，有效地扩张自身的观点和价值标准，扩大巩固自己的权力，比如本义的“桩上钉桩”说。在国家的层面上，韩少功同样描述了政权或集团掌控和行使话语权力的情形。在夺取领导权之后，必然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文牍、会议、礼仪、概念、宣传、新年号等等的制定中，来“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韩少功将这个过程视为稳固政权的必需途径。国家意识形态运作的洞察为韩少功提供了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文化现象。“文革”的标语刷遍每个角落，知青与农民斗背语录场面火热，“文革”就是一场政权强行施加话语权的运动，其过程中不断爆发的正是不同集团争夺话语权力的战争。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新兴之时，受到猛烈的攻击和排斥，韩少功认为，这正是话语权掌握者对异质话语的警觉和敌意。
至此，需要对“话语”的内涵加以厘清。自从“话语”被我国学术界用来作为discourse一词的中文译名，其含义便因为西方概念的引入而复杂深奥起来。《现代汉语词典》里“话语”的意思很简单：“言语，说的话”，强调的是语言的使用状态和交流情境。discourse一词在英文中的非学术用法也包含口头交流、对话的意思，福柯用它替代早期所用的语言概念，来突出其中的语用意味。但是相形之下，“话语”的使用要比discourse 更为随便、非正式，较接近于utterance。可以看到，韩少功有关话语权力的讨论，都限定在与言语相关的现象中。也就是说这里的“话语”，仅仅是指说话和稍广泛一些的以语言为形态的文化行为，只是福柯所使用的discourse概念的部分内涵。
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来看整部《马桥词典》的创作，便可发现大部分的词条都包含韩少功对话语权力关系的思考，并与福柯的话语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
尽管韩少功写道：“‘话份’一词，道破了权利的语言品格”，但我以为，《马桥词典》道破的恰恰是“语言／话语的权力品格”。通过考察方言语词，《马桥词典》触摸到了语言背后的权力脉络，如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份的控制甚至取消，如官方话语对民间的强行规范，还有现代性话语对民间前现代生活方式的侵入和改造，以及公共交流语言对方言的遮蔽。由此，韩少功说：“语言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中性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语言的深处，有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系统在暗中驱动和引导。”根据Sara Mills的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把语言仅仅看成一种媒介，依靠这种媒介，人们被迫相信并不真实或他们并不感兴趣的观念。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语言（language）是那些斗争付诸行动的场所。如福柯所言：“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话语（discourse）不仅仅是用来解释说明斗争或统治体系的，而是斗争依靠并为之展开的东西。”可以看到，福柯同样推翻了语言的工具论，他将语言归结为权力的产物，而他所关心的则是权力如何在动态的话语运作中繁殖、渗透并取得合法性。福柯在一次演讲中谈道：
我要表达的是，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中，甚至在其他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权力关系，它渗透在社会机体之中，揭示其特征，并构成了这样的社会机体。假如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这些权力关系就不可能被确立、巩固和运作。假如没有某种借助这样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之上来操作的真理话语的经济，权力就不可能加以运作。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来生产的话语，除非通过真理的生产，否则我们无法实施权力。这种情况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如此，但我坚信我们这样的权力、正确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以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如果我揭示的不是这种关系的机制，而是其强度和牢固性，那么，我会说，我们将被迫去生产我们社会所要求和需要的权力的真理：我们必须去言说真理，我们不得不或被宣布承认或发现某种真理。权力从来不会停止它对真理的质询、审理和登记；它对自己的追求加以体制化、职业化，并予以回报。
福柯的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条线索：权力控制话语，并在话语的运作中生产真理；反过来，真理同样以话语的形式来控制我们，处在权力体制之外的话语，被排斥，被否定。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考察，一方面着力分析权力话语的实际建构和运作过程，另一方面则关心那些历史上被当作疯狂、混乱和不合逻辑的话语，以此来反思西方现代性发展中知识和权力对整个社会的操控。
尽管韩少功通过语词展示的权力关系，并不同于福柯所分析的“权力”结构，且问题的展开和探讨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但是从较宽泛的角度来看，通过一种方言来探察历史文化中暗藏的权力现象，《马桥词典》的书写包含着类似意义上的思考。比如，“打车子”的词条，指出汉语有关性的语言空白。“下”这一词条中，韩少功粗略梳理了权力话语压制性爱的脉络。马桥话里的“下”，指的是不正当的性行为，甚至也包括一般的性行为。这一指称包含明显的贬义，被打上了“下流”、“下贱”的印记。韩少功从人的体位以及文化传统中的位置观念等角度，探讨了尊“上”贱“下”的意识偏见，并从中国自古以来的当权者态度中找寻线索，来印证马桥话语这一指称的文化来源。
福柯曾分析社会控制话语生产和流通的基本途径，其中外在的“排斥”方式（exclusion），表现为言语和词语的禁忌（taboo）；理智与疯狂的区分，以及真-伪的对立。汉语有关性事的禁忌和贬斥，正是权力通过话语的控制来约束人们性观念的有效措施。福柯同样考察过西方17世纪以后对性在语言上的抹杀：为了在现实中获得掌控，则必须在语言的层面上征服它，控制它在话语中的自由流通，将它从所指事物中擦去，并消灭那些描绘得过于明显的词语。
由此看来，文化传统虽不同，当权者通过掌控语言来规范民众意志的情形却是一样的。那么，对于韩少功来说，语言溯源便不失为一个探察权力运作状况的有效途径。
在此意义上，将整部《马桥词典》的创作，视为韩少功通过语言对各种文化权力关系及话语运作过程的洞察，则不无道理。补充上文的分析，书写马桥的意义在于，对于每一种中心话语来说，它都处在边缘；对于每一种强权话语而言，它都处于弱势。由此，马桥语词里便积淀了暧昧、复杂的权力关系。《马桥词典》呈现的正是一幅纷繁的文化权力图像，它展示了一种方言及地方性文化在权力场上的生存状态。
（二）方言中的权力图像
借福柯话语理论的思路来看韩少功对马桥语词的考察，其中展示了两种逆向的权力运作现象：一些词条体现了权力话语的渗透与控制（如词条“下”）；而另一些则呈现了马桥游离于权力话语之外的独特文化意识，它们被主流意识所遮蔽，反过来却也是一股天然的反思力量。在韩少功看来：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权力？——笔者注）。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
以马桥为例的边缘弱势话语有着不为权力话语所“熟悉”的修辞和逻辑，它因而具备了某种消解性的力量来对抗权力话语的入侵和控制。这一权力冲突的景象，暗藏在马桥语词中，《马桥词典》追索、探查其中的真相，其书写本身也可看成是一次为马桥话语争取“话份”的努力。
1．男性话语霸权
《马桥词典》中最能体现男性话语霸权的词条是“小哥”。“小哥”的意思是姐姐，同样，“小叔”或“小伯”指姑姑，“小舅”指姨妈。韩少功察觉到女性亲系称谓在马桥地区的缺失现象，在男性称谓之前加“小”字来替代，让他联想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儒家道德传统。韩少功进一步强调这种“无名化”或“男名化”倾向对于女性心理的影响，指出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通过命名的异化方式控制了女性的意识和行为。她们普遍对女人的身份感到恐慌和惭愧，并想尽办法取消自己的女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