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如前所述，“文革”后中国扬弃了前一阶段的发展路线，而“文革”与“新时期”之间所呈现的历史断裂之下，仍存在某种意识形态上的延续性。尽管随着现代性方案的重心转移，官方以逐渐开放的姿态推动发展，但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力量在“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另一方面，“文革”历史陈述在70年代后一直被官方划为禁区，受到严格的出版控制。这段历史被刻意遗忘，成为历史当事人和知识分子心中的隐疾。直到1998年，才出现了一批正式出版的与“反右运动”相关的历史书籍，由此掀起的热潮背后，有文化消费与市场运作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知识分子重新书写历史记忆的迫切要求。
最后一点，从五四到“文革”，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一直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上，从而制造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深刻裂痕。然而在民族心理层面，传统文化仍然牢固地潜藏在民间的文化观念中，在“文革”后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无论是大众层面的怀旧情绪，还是知识界有意识的持续思考，都展现了传统文化在“文革”后的中国语境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断裂和混杂是“文革”后中国现代性语境的主要特征。断裂，容易使思考者面对语境的错置尴尬失语；而混杂，则使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言说和阐释布满了迷障和陷阱。
阐释现代性——以文艺论争话语为例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不断引借西方的现代理论和方法来诠释中国的问题。然而在这些话语中，现代或现代性的内涵始终含混不清。“现代性”一词在中国的使用，较早出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非常明显的现代性”，而他对该词的解释正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这一艺术角度的现代性阐释显然未得到充分的扩展，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始终是现代性话语的宏大主题。“文革”以后，“（四个）现代化”凸现为国家发展的总目标，对于“现代”及“现代化”的探讨也逐渐成为知识界的焦点之一。尽管西方理论的大量引进激发了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然而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热忱和乐观信念，掩盖了现代性理念层面的探求，现代性问题一直隐藏在现代化问题的背后，知识界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注和系统思考迟至80年代末才开始。
下面试以文学界的三场重要论争为例，来考察人文知识分子（广义上的指称）在“文革”后不同阶段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阐释，考察他们在接受和理解西方理念的同时，如何来建构自身的现代性话语。不难发现，这些发言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指向，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不仅显示了现代性在中国的指认、转义和改写过程的艰难，更透露出发言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多股势力角斗纠葛，牵制着知识分子在其中的立场选择。上文已谈及，在“文革”后初期，主要的影响力量是外来的西方思潮、承袭的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尚未完全摆脱“文革”思路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后二十年来，随着对文艺的控制逐渐放松并趋隐形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生的商业文化潮流则凸现为另一股强大的力量，渗入文学话语的生产和运作中。在以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力量一方面激励着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谋求，同时也左右着他们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及阐释。
一、关于“现代派”的论争
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热潮，是引发80年代初“现代派”论争的主要因素。根据陈思和的整理分析，1978年相关刊物开始刊登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的文章，到1979年仍停留在资料传播的阶段，1980年达到一个高潮，并开始影响文学的创作。创作上的借鉴和运用（尽管明显偏重于艺术技巧方面），将“现代主义”这一西方话语真正引入中国的语境，并使这种引进的“合法性”凸现为一个迫切问题。由此，1982-1984年间文艺界展开了第一阶段的激烈论争，其中心问题便是：我们要不要“现代派”？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其说是一场发言双方平等的论争，倒不如说是围绕几篇文章展开的批判运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首当其冲，在两年间接受了全国各地几百篇文章的批判。其他的批判对象还有：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论“朦胧诗”的三篇文章，以及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三封通信。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在“文革”后初期的语境中，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为中国文学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现代主义”浮现为其中的中心词语，但如何使西方的“现代主义”脱胎换骨，成为我们的“现代主义”以取得其合法性，则成为问题的关键。
徐迟的文章，代表了其中一种策略，即将文学的“现代派”与社会的“现代化”相联结，并通过与政治的联姻求得支持。他称：“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概念，指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可以从原有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这一主张的潜在意图在于将“现代主义”与其西方源头相剥离，如Wendy Larson 所言，徐迟试图论证现代主义并不来自国外，而直接源于人民的生活，反映着民族的内在精神。徐迟的观点在推崇“现代派”的主张中颇具有代表性，类似的阐述在叶君健、冯骥才、徐敬亚的文章里都能看到，他们都对“现代派”的发展抱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并且进一步将之抬高到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层面。
在争议中，这一类的观点受到了最为激烈的批驳，反对意见主要针对三个问题：第一，“现代派文艺”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或“我们的”定语，并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的内容和性质；第二，现代化与现代派没有必然联系，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派生出文艺思潮；第三，来自钱中文对于文艺发展方向的严肃质问：“在我国，提倡现代主义文学，还是提倡社会主义文学？这是一些文章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反对意见，仍承袭旧有的思维模式，站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扞卫社会主义文艺的纯洁性。但不应否认，其中一些文章的反驳不无道理（尤其是围绕第二个问题展开的一些论述），因为徐迟等人的话语逻辑确实存在明显的缺陷。
分析徐迟等人的话语策略，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一词即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因此，他们将“现代派”混同于“现代化”，借此来获得一种时代的优势，并试图与“文革”后的现代化宏大叙事攀上关系。另一方面，寻求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急切心理，使他们将“现代主义”与体制内主流话语——如“马克思主义”生硬结合，其牵强之处显而易见。由此看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在“文革”后中国最初的引进，颇有讽刺意味。“现代主义”作为美学现代性的表现，以批判社会现代性发展为己任。而传到中国现代主义的倡导者那里，现代派的创作便必须依靠与社会现代化的亦步亦趋；依靠与政治主流话语的勾连，来谋求其发言的权利。这一尴尬的挪用，呈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状况：文学、美学与政治、社会的现代性总是站在同一阵线上，它们都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
除了徐迟等人的联结策略之外，“现代派”的一些支持者采用了更为有效且隐蔽的剥离策略。与徐迟添加“马克思主义”的定语不同，李陀赋予中国的“现代主义”以鲜明的民族色彩。他强调文学发展的双重资源，即民族文学传统和世界当代文学，两者缺一不可，但对于后者的取用主张显然只是技巧层面上的。李陀借助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分析，传达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可以相剥离，而我们可以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技巧因素和美学因素，并创造出一种和西方现代派完全不同的中国“现代小说”。以李陀为代表的意见，通过剥离策略，剔除了西方现代主义创作中“危险”的资产阶级趣味、思想和意识形态内容，在形式的借鉴下填入民族的内涵。
这一洋为中用的观点，实在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语境中，依托民族主义话语，往往颇为有效。
在今天回顾“文革”后初期的这些发言，可以看到政治、民族文化和西方三股力量在知识分子话语中有着微妙的关系。许子东曾对这些发言中主语“我们”的丰富意涵进行过精辟的分析。在他看来，不同立场者所指的“我们”各有不同。“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我们现代人的文学”、“我们中国的文学”，三种表述中的“我们”分别指向政治、时代、民族三个层面。由此，他指出西方现代主义对“文革”后中国的影响也是三重性的：时代的冲击、民族文化的危机，以及政治的对抗。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的三层意涵，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在人们心理上投射的三重裂隙：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中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重黑白分明的对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文革”后初期的中国人对于现代中国及现代自我的想象。因此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论争，尽管激烈，但论者双方却有着颇为一致的话语基础，他们都站向现代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一方，通过与对立面的区别来确认自我的形象。这样说来，这些话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面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资源，或欢迎，或拒斥，同样采取了割裂的方式。正如王瑾的阐述：面对“文革”后中国不断增殖的外国符号，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似乎无法突破一种激进挪用的概念范式。在现代主义争论中，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反对者都坚持一种天真的信念，即他们可以在技术上借用进步美学的同时，避开（李陀和他的同道）或者来谴责（马克思理论家们）其中“堕落”的意识形态内容。
第一阶段的“现代派”论争，在1983-1984年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消退之后，在1988年掀起了第二个高潮。这一次的论争重心是：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现代主义？
无论“要不要现代主义”的问题有何答案，1985年以来蓬勃的文学创作在现实层面充分展示了西方现代主义带来的生机。一时间，小说、诗歌、戏剧，都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刺激之下，以“创新”为口号，产生了一大批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创作，随后精芜杂存的蜂拥热潮也接踵而至。针对这种创作状况，一些论者欢呼中国现代主义的诞生，而一些论者则提出了自己的疑问。1985年，何新撰文对当时作品中透露的荒谬感，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提出质疑，但他仍是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评判文学，这一论调在1985年的文化氛围中引起了一定的争论，但反响不大。1987年，季红真在《文艺报》上发表长文指出：新时期文学尽管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广泛甚至深刻的影响，但中国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她的文章论述详尽，观点鲜明，立刻引发了一系列围绕“伪现代派”这一概念的探讨。黄子平在《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中，分析了“伪现代派”一词的基本内涵以及由来，并指出该词的使用隐含着一种偏见，认为存在一种“正宗”、“纯粹”的现代主义文学，即西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李陀、张首映等也持有相近的观点。
有关争论的内容及各种观点在这里不再赘言，我所关心的是同样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化资源，中国知识分子在1988年的思考与态度有了怎样的改变。在我看来，如果说1982年左右的论争是知识分子在为西方现代主义引进中国寻求合法性的话，那么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思考的则是西方资源传入之后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的合法化问题。这首先体现了知识分子现代性话语的一种深入。
其次，中西现代主义创作上的差异是现代主义引进之初便被屡屡强调的。
可以说，两者无论是内涵还是样式上的不同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西差异被不断提醒，相同表述背后的潜在话语却有天壤之别。早期突出民族内涵，在于剥离危险敏感的西方内容；而在以“伪现代派”为名的指责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对“真正”的现代主义的期盼，也就是说反过来批评当下的作品不够“西方”，不够“现代主义”。这其间透露出短短几年来知识分子意识上的巨大变化，而争论中的不同声音也表明，8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分裂，在政治控制松动之后，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现代性借用西方资源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第三，尽管保守的政治文化力量仍在发出声音，但在这次争议中已不再扮演决定性的角色。而知识分子，在谋求政治开放、文学独立的同时，也开始更为切实地体会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我看来，黄子平等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已突破了80年代初民族主义话语中东西对抗的简单想象，透露出他们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观点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