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把感知到的交流困难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实验当中后，媒介形态与总体满意度（F=14.15，p＜0.01）、媒介形态与协作满意度（F=14.71，p＜0.01）以及媒介形态与结果满意度（F=8.47，p＜0.01）之间的相关性全都降低。因此，假设4b得到了证实。感知到的交流困难部分地成为媒介形态与总体满意度，以及媒介形态与对结果的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Baron&；Kenny1986）。
（四）文化差异的感知与中介影响
有关文化差异，我们只发现媒介形态对信任度的感知差异的显着影响（F=4.32，p＜0.05）。在信任度的问题上，在对比自身与搭档时，参与者在文本环境之下比在语音环境之下存在更多的差异（Mau‐dio=0.70，SEaudio=0.11；Mtext=0.88，SEtext=0.10）。假设7并未得到完全的证实。独立性的感知与媒介形态之间（F=0.09，p=0.77），或者适应性的感知与媒介形态之间（F=0.05，p=0.83）的相关性均不显着。
信任度感知的差异与总体满意度之间（F=4.75，p＜0.05），以及信任度感知的差异与结果满意度之间（F=5.84，p＜0.05）的相关性均显着。假设5b得到了证实。信任度感知的差异越高，总体满意度与结果满意度就越低。当我们控制了信任度的差异，媒介形态与总体满意度之间（F=21.20，p＜0.01），以及媒介形态与结果满意度之间（F=12.15，p＜0.01）的相关性均减少。信任度感知的差异部分地成为媒介类型与总体满意度之间，以及媒介类型与结果满意度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
语言差异的感知与中介影响，与文本环境相比，在语音环境之下，参与者明显感受到与其搭档之间更多的语言差异（F=35.98，p＜0.01；Maudio=6.40，SEaudio=0.23；Mtext=4.55，SEtext=0.24）。假设8得到证明。但是，与一般所认为的相反，我们发现，语言差异的感知与协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低显着度的正相关（F=3.78，p=0.055），这就意味着感知到语言差异越大，协作满意度就越高。而在语言差异的感知与总体满意度之间，以及语言差异的感知与结果满意度之间，均未发现显着的相关性。假设6b得到了部分的证明。
把语言差异的感知加入模型以后，媒介形态与协作满意度之间的相关性下降了（F=22.46，p＜0.01）。语言差异的感知部分地成为媒介形态与协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参与者体验到较少的交流困难，在信任度的问题上感受到自己与搭档之间较少的文化差异，并在语音环境之下比在文本环境之下感受到自己与搭档之间较多的语言差异。与文本环境相比，参与者在语音环境之下的总体满意度更高。然而，媒介形态与总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乃部分地被交流困难以及信任度差异的感知两个中介变量所影响的。而较之文本环境，语音环境下的参与者也显示出了对结果更高的满意度。这一关系部分地被交流困难以及信任度上的文化差异的感知两个中介变量所影响。
五、讨论与局限
在本研究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媒介形态对于以得分测量的任务表现有任何的影响。尽管这一结果与现存的一些研究结果相矛盾，比如Zhang（2006）以及Neuwrith、Chandhok、Charney、Wojahn和Kim（1994）等人的研究，但却和Whittaker（2003）的观点相一致，即媒介的丰富度很少会影响像任务表现这样的结果的测量。
语言差异的感知与协作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似乎与一般人所持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在跨文化合作当中，差异越多，问题就越多，满意度也越低（Kayworth&；Leidner，2000；Maznevski&；Chudo‐ba，2000）。对此，其中一个解释是，本研究的参与者可能已经在合作中采取了适应性的策略，以处理语言差异之感知所导致的问题，从而反过来带来了更多的欣赏，更大程度上的相互支持，以及更多的成就感。假如我们能够以通过传播适应理论（Giles，Taylor&；Bourhis，1973）来考察，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解释。该理论假设，在某种情况之下，不同社会或文化背景的对话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降低其语言差异，从而达成两者的汇流。如此，他们就能产生正面的评价，并达成彼此的互动（Giles，Tay‐lor&；Bourhis，1973）。Sarker和Sahay（2002）也提出，由差异所导致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在跨文化虚拟团队中的语言使用，可通过积极理解和接受差异等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与文本环境相比，语言环境使得参与者更容易注意到在发音、词语和短语的使用等方面的语言差异。
与此同时，语音环境所提供的相对丰富的信息，使得参与者能够更容易地通过加重语气的方式来强调某些词语，从而降低可能的误解。
信任度上的差异感知与文化差异其他类型的感知不一样，成为媒介类型与总体满意度之间，以及媒介类型与协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一旦参与者感到在自己与搭档之间的信任度差异变大，那么他们对协作的满意度就会降低。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所强调的建立虚拟团队中的信任是相一致的。当虚拟团队的成员对彼此的信任减少，合作的水平往往也会下降。
Jarvenpaa&；Leidner（1999）相信，在虚拟团队中，当团队成员没有充足的时间慢慢建立信任的时候，信任的建立可以相对迅速。在任务开始之初，他们就是在信任的前提假设之下操作的。但是，基于语音的技术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使得团队成员可以更容易地意识到自身的假设与其搭档的真实信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一旦他们发现，对方并不如自己那么值得信赖，或是不如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值得信任，他们将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来降低合作的满意度，即使在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的研究对于那些寻求发展多文化团队的组织或者公司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媒介的丰富度越高，团队成员就越可能觉察到文化背景和语言上的差异。然而，丰富度较高的媒介也有着更高的潜力以提供适应性传播策略。对于组织来说，鼓励多文化团队的成员发展适应性传播策略是很重要的。通过训练和努力，语言差异的感知不再是一个局限，反而可以确实推进多文化团队的工作满意度。此外，在使用高丰富度媒介进行交流的时候，组织和公司应当采用信任建立训练，从而降低信任度差异的感知所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
我们的发现对未来的研究也有启发。首先，我们的研究把语言差异的感知这一概念从交流困难的感知这一概念中分离出来。在以往有关跨文化合作中科技的影响的研究当中，这两个概念一般都混为一谈。我们提出，语言差异的感知不一定是件坏事，也不总是导致跨文化虚拟协作中的不满之因素。此外，我们发现，在媒介类型与三种对任务不同的满意度（总体满意度、协作满意度和结果满意度）的关系当中，交流困难的感知、语言差异的感知以及文化差异的感知发挥着不同的中介作用。
而为了未来可以重复这一实验结果或者进一步推进这些发现，本研究也有几点局限性应当在此阐述清楚的。首先，我们的样本规模相对较小。这使得我们的发现在推广到更大规模的人群时，可靠性将会降低。此外，这一实验是局限在大学背景之下的。这些结果也许不能轻易地转移应用到真实的工作或者组织情境当中。
除此以外，本研究中还有很多显着性略低的潜在变量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例如，中国参与者的语言能力没有得到严格的控制，而取之以自我评估。而中国参与者与美国参与者之间的年龄差异也许是另一个容易导致混淆的变量。所有的中国参与者都已大学毕业，而有一半的美国参与者却还是在校大学生。这一年龄差异可能会影响对科技的使用以及对文化的理解。此外，本研究对文化差异的感知的测量是相对薄弱的。当前，不同指标的信度并不高。假如我们能对这些指标进行前测的话，也许能够发展出一套信度更高、具有更高预测价值的指标。
The Effect of Media Modalityon Cross Cultural Virtual Cooperation
QianXu Deanna Behring Robert J.Chesnick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examination of how different modalities of media technologies‐the audiovers us the text modality in particular‐influence outcome and satisfaction in cross‐cultural virtual coopera‐tion.It firstre views the extants cholarship involving the use of media technology in virtual collaboration，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team collaboration，and how different computer‐mediate communication tool sinter act with cultural perceptive to influence collaboration with inteams.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this paper proposes a set of hypotheses and makes a detailed deion of the methods used to test them.After reviewing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it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for application and futurere‐search.
Keywords：modalities of media，virtual cooperation，the audio modali‐ty，the text modality
社交网站的使用与其社会心理影响
——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与互动偏好对青少年社会动机、人格特质及社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周玉黍
宋庆庆翻译
摘要：为了更好地理解互联网对青少年社会心理层面错综复杂的影响，本研究对美国青少年社交类网站使用的行为与认知进行了探讨并检验了社交性网站对于青少年的社交动机（social motivations）、人格特质（personality）、自尊（self‐esteem）和社会孤独感（loneliness）层面的影响。本研究把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界定为以下两种：行为层面（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和认知层面（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通过对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231名在校学生的网络调查研究显示，尽管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与其互动偏好呈显着的正相关联系，但他们却分别对青少年产生相异的社会心理影响：社交网站的使用强度与孤独感呈显着负相关联系，而社交网站的互动偏好却与孤独感呈显着正相关联系。研究同时发现，青少年对社交网站的使用行为和认知在他们的社交动机和人格特质方面也呈现不同的影响。研究显示，看似矛盾的两种社交动机——归属需要（need for affiliation）和排斥恐惧（fearforre‐jection）——都分别与社交网站的使用与互动偏好呈显着相关联系。
就人格特质方面：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越大的使用者就倾向呈现出外向、合群和严谨等人格特征，而社交网站互动偏好越强的人则呈现出内向、合群、神经质和开放等特征。因此，本研究揭示了对于社交性网站的影响研究需要着重考量如何测量与定义使用行为，不同的使用行为测量会显示出混杂与多样的社会心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