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剧家族剧，主要是指描述一个或多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再现家族环境及内部矛盾，展示不同人物性格和命运，并以此反映特定社会历史变迁的电视剧。它往往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以家族史折射社会史，以社会史托举家族史，从而完成家族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叙事使命。
大陆家族剧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和审美关注视野，伫立于个人、民族、历史的交叉口，既饱含民族想象，又具有史诗色彩，是一种最具民族气质和精神倾向的剧种。特别是2001年的《大宅门》热播之后，《橘子红了》、《金粉世家》、《金锁记》、《半生缘》、《大染坊》、《白银谷》、《京华烟云》、《乔家大院》、《闯关东》、《新上海滩》、《走西口》、《中国往事》、新《红楼梦》等家族剧一波接一波，其中不少都成为了当年的“开年大戏”。
第一节家族剧的生成语境
一、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
传统家族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家族剧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家族剧既可以看做是家族文化的浓缩，也可以看做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几千年来，在中国厚重的家族文化传统中，对故土、家园、族群的向往和依附是一种潜移默化、深入血脉的集体无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与肢解过程中，传统宗法社会虽然呈现支离破碎、近乎失语的状态，但作为一种深层文化心理机制，仍然左右着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特定时刻（比如社会动乱、战争爆发、天灾人祸等），家族的力量还会变得异常强大，其中的积极因素仍旧能推动着个人、家族乃至国家不断前行。因此，家族剧的热播与中国深厚的“家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家族文化不仅仅是一个联结血缘和情感的纽带，更是构建社会和组织社会的韧带。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说过：“‘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所以，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单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家族的命运承接着国家的荣辱兴衰，家族的遭际凝聚着历史的沧桑巨变，家族史往往就是一部浓缩了的社会史、民族史和文化史。传统家族文化的含义甚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卑有序的家族伦理秩序与家族本位观念。中国封建统治以儒家思想来处理各种关系，主要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外部贯彻君为臣纲，内部贯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兄弟仁爱。家族中遵守严格的等级秩序，虽然有其弊端，但家族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合理成分保证了家族的延续生存和稳定发展，从而间接地维护了国家稳定。个体的中国人作为家族成员，常常在家长的带领下获得生存资料和发展途径，以此在长期战乱的严峻历史环境中得以生存，因而家族是个体生存的巨大保障。
而“家族本位”观念使中国人内心中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家族至上、以家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思维与心理定式。这种“家族本位”观念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基本行为准则。每个家族都竭力争取属于自己家族的利益，保证家族中每个成员的利益，同时，家族成员也努力为整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作贡献，将家族发展作为个人生活最重要目的。对此，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在于：“（一）他们是共同努力中；（二）所努力者，不是一己的事，而是为了老少全家，乃至为了先人为了后代；（三）在他们面前都有一远景，常常在鼓励他们工作。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有所寄托。”正因如此，《乔家大院》中敢作敢为的乔致庸为了挽救家族命运，竟然放弃了自己考举人的机会，转而经商；又为了家族利益，抛弃了青梅竹马的恋人，迎娶了自己并不爱的富家小姐。《大宅门》中，多数家族成员为了家族利益鞠躬尽瘁：第一代掌门人白萌堂为了“白家老号”招牌的荣誉，虽已年迈却勇敢地与詹王爷斗争，他一句“忍，我为什么要忍”的回答，展现出他为家族争光的铁骨铮铮；第二代掌门人白文氏“生为白家人，死为白家鬼”，她以家庭利益为重，以女强人的气魄力挽狂澜，将“百草厅”从他人之手盘回来，使一个即将没落的家族起死回生；第三代掌门人白景琦处处做出与家族对抗的事情，被视为逆子，但他被母亲赶出家门后却独自闯出了一片天地，也为家族增光添彩。
第二，仁义道德与“家国天下”、“家国同构”双重观念。“仁”源于儒家思想，是正确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仁”指爱亲，即所谓“亲亲为仁”。“仁”的核心是“爱人”，要实现“仁”，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叫做用“仁”调节人际关系来保持社会稳定，提高伦理道德水平和个人修养，并将人的情感也纳入“礼”的范围。“仁”为其核心，“礼”是形式上的规范，只有二者内外兼修才能获得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中，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呈现一种互动的动态联系。在这种动态联系中，家庭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由家而国，或由国而家，进退之间尽显中国人的眼界、胸襟与抱负。当家与国合为一体时，家庭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社会组织基本单元，不再只是现代人观念中心灵的避风港，而是寄寓着复杂的政治伦理、家庭伦理、社会功利，是一种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复杂建构。如《乔家大院》、《范府大院》、《大宅门》中的“大院”，不仅仅是物理和组织意义上家族的存在，更是一个古老中国封闭式的象征或寓言，隐隐地透露出家与国之间那些千丝万缕、难以言尽的复杂情愫，“大院”的身影仿佛重叠着古老中国蹒跚前行的缩影。
第三，血缘基础之上的精神皈依。“‘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家园’又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如‘接近源泉之地’，‘接近极乐的那一点’，且与‘存在的敞开’，‘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等等相联系。”在传统社会，家既是人的生存场所，又是人的精神家园，是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的最终归宿。中国人对家十分眷恋，因为家庭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生存场所与人伦关系，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人们对家的感情既表现为对具体家庭的眷恋，有时也把它视为精神的家园与情感的归宿。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无过于家的失去，无家可归对人来说不只是有形家庭的消亡，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生命意义无所寄托的茫然与惶惑。所以说，家族文化给个人带来了温暖感、安全感和归宿感，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有着强烈的亲近愿望，就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这是其他文化永远无法替代的。
这种血缘基础之上的精神皈依令中国人注重家族感情，有着很强的家族凝聚力。“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梧桐雨》中的沈母，以一个女性的柔弱之躯重整钱庄，挽救家族的事业。她想尽办法保护她的儿女，强迫俊兰嫁给自己的儿子。在得知儿媳的初恋情人家树回来后，她极力阻挠，不惜花重金买通所有医院，不聘请家树做医生，并派女儿去监视家树。沈母霸道专横，甚至有些人格分裂。然而，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家族成员，使家族繁荣，在她的心中，家族利益始终都是第一位的。而《上海一家人》中的若男从裁缝店的学徒干起，白手起家，竭尽全力地创建自己的事业，支撑着这个“家”。上海解放前夕，若男竟然放弃心仪已久的赵哥，决定留在上海，维持着这个“家”。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血缘延续与精神皈依这只无形的大手操纵着家族成员的思想行为，内化为他们的精神内核。
二、现代社会的情感召唤
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僚体制与宗法社会遭受重大冲击，在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强的新思潮中，旧的传统礼教、政治制度和家庭伦理开始动摇。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族体制分崩离析。族谱消失了，祠堂也被改作学校或公所，家族观念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淡出。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反而令现代人的精神归属成为突出问题，其中，理想的失落、价值的失范、自我中心主义造就了另外一幅精神景观：“家族的故事在他们这一代人嘴上消亡了，在更下一代那里，消亡的就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整个家族的记忆。他们各奔东西、四处离散、毫无记忆、无根浮萍一样活在人群中，这就是我们这个家未来的前景。所有的兄弟姐妹，对面相逢不相识。还有什么样的消亡比记忆的消亡更彻底更悲惨的呢？”确实，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道德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多少有些黯然失色，现时的社会人心笼罩在急功近利的迷障之中。离婚率升高，失业率增加，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经历过太多动荡岁月的中国人最盼望的是长久安定与家庭和睦，而当下超速发展的社会让人常常感到疲惫不堪和寂寞孤独。于是，人们希望在艺术作品中体验“家”所带来的温情，而家族剧以神话式家族图景、商业传奇、革命话语彰显着家族文化积极合理的一面，不断演绎着对传统文化的某种眷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
首先，家族剧传达着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仁爱”、“诚信”等精神，这些当下社会缺失的价值取向深深地激起了现代人的共鸣。如，《上海一家人》中六岁的若男丧父孤苦伶仃，是好心的阿祥妈妈收养了她，并尽一切能力照顾她；私塾先生免她学费教她读书；棚户区的小伙伴在精神生活上热心帮助她……这些好心人以其博大的“仁爱”给我们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力量。《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允许工作辛苦、薪水微薄的伙计享有与掌柜一样的权利，减少伙计与掌柜之间的阶级差别。自家生意稳定后不久，他又冒险恢复一条商路，使沿途百姓能够获得生活来源。这些“仁爱”之举恰恰是对当今贫富差距和人情淡薄的反驳和批判。《走西口》是一部山西人用血泪、坚忍和诚信写就的奋斗历程，其中体现出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剧中的田家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恰当地诠释了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该剧结尾更被引申为“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从经商到救世救国的人生理念脉脉相通，承继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精湛与智慧，呼唤着优良传统文化复归，对当下不无借鉴和教育意义。
其次，家族剧中塑造了众多以国家的生死存亡为己任的人物，充分展示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仁”的重要一方面是要爱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使中国人自古就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由于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有着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所以，家族剧中所反映的爱国精神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乔家大院》中塑造了乔致庸这个为国奉献的热血青年形象，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大胆提出“商家也能救国”的理论，一心实现货通天下。他弃政从商，但并没有放弃为国效力的理想，他运送银两资助，倾囊而出，帮助朝廷逃难。《闯关东》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是“爱国之仁”。在是否开煤矿的问题上，朱开山的态度从反对到支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为了争夺山河煤矿的开采权，姚厅长等爱国之士牺牲个人的利益，努力让朱开山取得煤矿的开采权，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在山河煤矿保不住的情况下，朱开山让传杰把煤矿炸掉也不留给日本人。大结局中，朱家老二朱传武宁死不当亡国奴，率领官兵浴血奋战，英勇抗敌，直至血洒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