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忠实观众的情感
众多编导者之所以选择“红色经典”，一是其投资小、受众广，二是其收视率有保证。“红色经典”改编剧最大的卖点就是“怀旧”，因此，中老年人基本上都可以成为“红色经典”的收视人群。在三四十年前，“红色经典”的受众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而在今天，收看“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受众基本上也只有中老年人。60岁的老人认为还是怀旧好；50岁的观众认为怀旧难到位；40岁的观众认为真正出新不易；30岁的观众认为细节失误多；20岁的观众则对改编剧兴趣不大。因此很多“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受众定位也只在50-7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形中就排除了另一大收视主力军——青少年观众，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和错误认识。
我们说，“红色经典”是全国人民心中的“红色经典”，改编者有义务有责任将其最大范围地普众化，而不是把青少年排除在外。民族的历史不能靠一两代人的记忆而存，青少年对“红色经典”没有偏见，正如一张白纸，如果改编者只是单一还原作品，其说教性和生疏性必会令青少年排斥；如果改编者为了收视率，吸引观众眼球，恶搞原作和英雄，那必将影响青少年对历史的判断。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恒的，对商业利益、收视率的趋附终究不会长久，“红色经典”的潜在受众是巨大的，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红色经典”改编剧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它也兼具着传承民族历史，引导人们对民族历史判断的责任和义务。
三、重塑“红色经典”改编剧未来之路
学习借鉴其他与此类似的成功类型模式，不失为一条提升改编剧质量和水平、净化改编剧思想和态度的捷径。2010年暑期由央视一套每晚黄金时间播出的《洪湖赤卫队》和《江姐》获得了各方的好评。《洪湖赤卫队》还因大力提升了湖北文化的影响力，得到了湖北省政府的表彰和奖励。观众认可、官方肯定、市场接受表明“红色经典”改编剧已由之前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误读、篡改转而可以经受多重考验的影视作品。在发现两部“红色经典”改编剧规避了对英雄人物爱情与家庭的正面表现，突出了革命过程的艰险与波折，重塑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精神，弥补改正了新世纪之初“红色经典”改编剧受人诟病的缺点不足之外，增加了当下特情、谍战题材的流行元素，两部“红色经典”改编剧的热播预示着该题材类型剧今后的发展之路。
（一）溯本求源：学习“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改编方法
历史上对于“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已不是第一次。50至70年代，电影工作者将《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青春之歌》（杨沫）、《林海雪原》（曲波）、《苦菜花》（冯德英）、《红旗谱》（梁斌）等一批较有影响的红色经典小说搬上了银幕。和“红色经典”小说一样，影片表达的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到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于是，“十七年”时期的电影将国家意识形态聚焦到特定的主人公身上，并通过对主人公的言行举止、性格情感的塑造表达出来，这一时期的电影英雄都不是天马行空、神出鬼没的“独行侠”，而是一群“卡里斯玛”式的英雄，他们传播着特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询唤”着个体（观者）转换为主体（含意识形态编码的个体）。这是一种非个人英雄主义的、非“好莱坞式”的英雄观，“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观照个人的成长与英雄的生成，就成为新中国塑造英雄的唯一途径”。因而，“十七年”时期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主要是抓住了以集体名义命名的英雄。集体名义下的英雄有利于规范英雄的道德形象谱系。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非常热衷于对人民的赞颂，并指出“新文化”一定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中，将国家意识形态隐形包装起来，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
（二）融会贯通：观照“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改编
革命历史小说，通常我们认为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与基本观念的叙事文学作品。作为“红色经典”的统称，其传达的思想和观念在当时人们心中已达成“共识”。80年代以来，一批与新写实小说同根而生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把描写的内容放置到历史时空之中，它一般所选取的题材范围大致限制在民国时期，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并尽可能地突现出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看到革命历史小说与新革命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不是叙事内容的不同，而是讲述方式的不同，在讲述方式的背后还隐藏着历史观念的不同。无疑，以讲述大的革命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情感，表现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对革命的理解的表达方式替代一批以塑造“卡里斯玛”式英雄为己任的革命历史小说，更受到大众的欢迎。然而，新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的整体认同，凸显个体意识在革命历史中的同时，并不忘记对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革命历史小说可以视作革命历史小说的子一代作品。随着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当前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决定了人们的心理神秘需求，发展、建设是现在我们国家的重心，简言之，目前已经由以往阶级之间的较量转为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之间的较量。因而，子一代作品在市场经济下表现出独有的灵活优势，新革命历史小说将叙事话语直接放置在民族叙事之上来代替阶级斗争叙事，民族观念替代阶级观念，重建新时期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重新打造一幅革命历史蓝图，这一叙事话语和观念的表达已受到市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认可。
（三）殊途同归：借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改编精神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反映的内容多为历史上领袖伟人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必须把历史的真实性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将革命领袖的雄韬伟略和历史事件的传奇表现出来，达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水平。刻画领袖伟人形象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要任务，“作为领袖人物形象的两极，过‘神’则近似‘仙’，失之信；太‘人’则平庸，失之实；而‘人’、‘神’割裂则难免附会牵强，现其伪”，比起“红色经典”改编剧中对英雄的塑造难度更是高了一层。在《延安颂》、《新四军》、《太行山上》、《周恩来在重庆》等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批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的立体人物，这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体现出创作者们不仅具有认真感知、体会革命历史的严肃精神和谨慎态度，还在创作上尊重艺术规律，站在审美的高度对厚重的历史进行回顾和展现。此外，在人物塑造上，着重表现人物的真实性格、情感和精神，凝练出人性美、人情美的境界，摆脱简单地唱赞歌、咏伟绩的思维模式；注重叙事结构的策略和视听语言的表现，力争做到不落窠臼、雅俗共赏、形态各异。以《太行山上》为例，影片以朱德为中心，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为观众展示这位“红军之父”、“游击博士”朱德的大智大勇、文化涵养、人情人性，改变了之前人们认为此类影片说教重、政治性强的片面观点。主创人员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和收视热情，成功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以上这些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人物的性格、情感、个性的案例，不失为“红色经典”改编剧可以借鉴的新生长点和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