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20年以前，奥尼尔创作的19部短剧和7部长剧（占他全部剧作的一半以上）中，有12部以海洋为背景，或者与海洋有关。从《东航卡的夫》到《归途迢迢》、《加勒比的月亮》，大海始终迷住了他，鼓舞着他。他称自己是“大海母亲的儿子”，而大海则体现了“生命背后的动力”。后来，他还计划写一部自传性系列剧《大海母亲的儿子》，并给这部系列剧拟了一个副标题：《一个灵魂诞生的故事》。
在奥尼尔心中，大海就是生命，大海就是母亲，大海就是生活。他并没有让自己的作品仅仅停留在反映海洋生活上面。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他的创作之舟进一步驶向生活的大海，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开拓。《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琼斯皇》、《毛猿》、《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马可百万》、《奇异的插曲》、《悲悼》、《送冰的人来了》、《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月照不幸人》，……一部接一部的剧作，使全世界都知道了剧作家奥尼尔这个大海母亲的儿子的名字。
作为一个高贵的灵魂，他诞生在大海上。
请记住他留给我们的两句话吧：
“我们想方设法占有灵魂以外的东西，虚掷了灵魂”。
“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一个战俘的抵抗
一阵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寂静。
二等气象兵让—保罗·萨特从梦中醒来，隐约听到外面的说话声和喊叫声，说话人操的是德语而不是法语。接着，一枚炮弹击中了教堂。萨特立刻意识到，法国军队已被德国人包围，自己将要成为俘虏。昨天夜里，德国人的炮弹已经轰击了附近大约10公里远的一个村庄。
这是1940年6月21日，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
运气极坏的他在生日这天当了俘虏，此刻，离法、德两国停战还只有几个小时。
毫无战斗力的法国气象兵们在德国人步枪的监视下，通过镇中广场走向羁押的地方。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巴卡拉一个德国宪兵队营地，躺在地板上，一连三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不久，他们被赶进一列火车的车厢，火车汽笛一声长鸣，缓缓地朝德国方向开去。
35岁的萨特就这样成为了德国特列尔的一个战俘营的战俘。当时，德国人不知道，甚至连一起被俘的法国人也不知道，在他们眼前走动的这位戴眼镜的士兵，就是在战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哲学著作和一部小说、在巴黎学界小有名气的萨特。
1939年应征入伍之前，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的萨特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专业。后来，又在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一年，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说。虽然是学哲学出身，但是，萨特最初的愿望，是想成为一位诗人，《恶之花》的作者、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是他当年崇拜的偶象。不久，他又被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深深吸引。其实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立下了当作家的志向，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生的事业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他身上的这种对于文学、艺术的热爱和秉赋，与他从小受到最好的文学和音乐教育分不开（7岁不到，他就在任大学教授的外祖父影响下读了莫泊桑、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福楼拜等许多法国大作家的作品）。正是这些东西，使他在走近哲学和文学的同时走近了戏剧。说到戏剧，不能不提到萨特晚年（1974年夏秋时节）与他最亲密、最忠实的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谈话。在这次内容极其广泛的谈话中，波伏瓦问他：你是怎样写起戏剧来的？它对你有什么重要意义？萨特作了详尽的回答。他说他总觉得自己会干戏剧这一行的。他谈到八岁时即对木偶戏有兴趣，少年时代就模仿滑稽剧和小歌剧写了一个戏，后来在巴黎高师又写过两个戏剧。然而，真正让他强烈地爱上戏剧并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还是在战俘营时自编自导的历史剧《巴里奥纳》。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1940年冬天的德国特列尔战俘营。
漫天飞舞的雪花，不时从墙缝中钻进大谷仓，带进来一股股寒气。这是一个星期天，战俘营的俘虏们聚集在这里议论着一个问题：圣诞节要到了，我们应该排一个戏演一演，自娱自乐。排什么戏呢？这时，有人提议说：萨特不是知识分子吗？他一定能写，就让他给写一个吧！所有的人都一致附议，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接受邀请的萨特显得有些激动。望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田野，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早在战争爆发前，萨特就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表示担忧。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战主义者，反纳粹主义者。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萨特成为了德军的俘虏，同时，成为了一个抵抗主义者。半年来在德国人监管下的屈辱生活使他对战争，对侵略者，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感受。他和其他的战俘们一起挨饿、受冻，浑身长满虱子，一起听德国人的愚蠢自负的训话。在他心里，却充满了对侵略者的鄙视和对终将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乐观情绪。他坚信，德国人最后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尽精力，就象古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想到这里，萨特忽然来了灵感，他决定写一部以罗马大军占领巴勒斯坦为背景的历史剧，借这个历史故事来表达对占领法国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不满和反抗。
戏写出来了，戏又在大谷仓里排出来了。编剧兼导演萨特有些激动，也有些惴惴不安。演出那天晚上，他感到有许多话要给大家说。当他迈过自搭的舞台上的脚灯向看戏的难友们讲话时，他忽然意识到，戏剧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又是那样有力，戏剧简直就是伟大的集体的宗教现象。这台名叫《巴里奥纳》的历史剧在艺术上不算很成功，但台下的法国战俘一看就懂，而且深受感动。1941年初，萨特被释放。
萨特一生为后人留下了9个剧本，《巴里奥纳》显然远不如他的《苍蝇》、《禁闭》、《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等剧那样著名，那样影响深远。但是，萨特自己却把《巴里奥纳》看作是真正的戏剧。因为，这个戏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一种介入，表达了法国人民的一种反纳粹主义的情绪。《巴里奥纳》诞生在萨特的思想产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从战俘营回到巴黎，萨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地下抵抗团体。可以这样说，没有这部《巴里奥纳》，就不会有后来表现勇敢的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
萨特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他写戏，是为了通过戏剧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他的哲学思想，最终来源于生活，特别是来源于战俘营里的那一段难忘的生活。
无论是萨特，还是奥尼尔、曹禺，他们的戏剧创作的最初动机，其实都源于一种无法抑制的、强烈的生命冲动。这种向上的、创造的生命冲动，只与两样事物有关：一是外在的、承载个体生命的社会生活，一是内在的、先天赋予的艺术直觉。生命冲动无疑是他们唯一重要的创作动力。在创作的高峰期，他们没有迎合某个利益集团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进行违心的写作，他们也没有考虑自己的创作能否获得各类社会奖项（萨特甚至以“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理由，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更没有为讨好大众消费品味而从事媚俗的写作，而是进行独立自主的个人写作。他们始终抱定对戏剧的基本信念，那就是深信戏剧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软化人心、提升灵魂的反抗虚无同时反抗物质化的精神家园；他们始终保持了一个由中西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戏剧作家（附带说一句，奥尼尔对中国老庄哲学有浓厚的兴趣，道家思想的影响使他的剧作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的高贵的人格和尊严。
感谢曹禺，感谢奥尼尔，感谢萨特，是他们告诉每一个正在从事和准备从事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创作的人，作为一个编剧，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和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