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用心灵贴近山水，用智慧把握笔墨，用生命感悟书法之道。精笔、佳墨、妙纸，再加上好酒，会让苏轼大为振奋，援笔展纸，趁着酒兴，狂放挥毫。从风疾云涌、电闪雷鸣，到风行雨散，月出花开，兔起鹘落之间，铺排满纸豪情，调动无限江山。书法，是他生命的寄托，也是宋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一回，苏东坡前往定州赴任的路上，经过好友米芾作县令的雍丘县，米芾留他小住。当他二人谈笑风生地走进米芾的小园时，苏东坡一眼就发现上好的纸、笔、墨和酒菜早已在等候着他。苏东坡大笑就坐，与米芾边饮酒，边作书，把两个为他们磨墨展纸的小吏忙得不可开交。天色将晚，酒喝得差不多了，案上的三百张纸也写尽了，两人这才相互交换了各自颇为得意的书法作品，依依不舍地分手。苏东坡就是在这样一种溢满书香和墨香的氛围之中，潇洒飘逸地在宋代四大书法家中赫然成为精神领袖。
(画面依次为：山明水秀和亭台楼阁的背景上展示出来的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作品，吴道子、王维等画家的画像，李龙眠所绘“西园雅集”的画面、苏轼的《枯木怪石图》等)
解说词：
小时候，苏轼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唐代的大画家吴道子，正在挥笔作画。那是一幅纯用线条表现的佛教人物画。画中的天神面目狰狞，饶有情趣，画中的天女美目流盼，衣带飘然。
没有人再去考证苏轼是否做过这个梦，也没有人再去考证吴道子是否画过这幅画。只是，苏轼对绘画的眷念、苏轼与吴道子相互之间在笔墨流动中的遥远心灵呼应，却实实在在伴随了苏轼一生。
一张洁白的宣纸正徐徐摊开，苏轼两眼放出奇异的光彩。只见他将案上的羊毫拿起来，饱蘸了一笔浓墨。于是，一砚墨香便弥漫开来，把你带入一个超尘脱俗的境界。
这就是中国人的笔墨的魅力，这就是表面看似简单朴质却最接近本质的黑白两色的魅力。
苏东坡一生作过不少画，但现在能见到的却只有这幅《枯木怪石图》。黑白两色的所有意蕴，苏东坡对黑白两色所有意蕴的见解，都默默地留在了这幅《枯木怪石图》里。
黑白两色，只有黑白两色。墨相在画面上呈现出一种简澹却劲健的生命张力。怪石静卧于左，枯木斜倚于右，一呈静态，一显动势。动静之间，黑白之间，流荡着苏东坡心中的抑郁之气。这股庄重而冷峻的抑郁之气，在峥嵘的怪石和虬曲的枯木上盘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平淡而又浓烈的水墨的力量。
浓浓淡淡的墨相，就这样有了神韵。
诗人苏轼以书入画，将他那从里往外透出来的书卷气渗入到画幅中。他喜欢酒后写字，也喜欢酒后作画。喝得大醉，意兴大发，他的胸中之竹会在顷刻之间变成笔下之竹，直接画到朋友家雪白的墙壁上：“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走近苏东坡，你会无处不见他那种文人的潇洒意气，文人的高雅清新，文人的疏淡含蓄。
正是苏东坡，在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倡导文人画，推动文人画。区别于民间绘画和宫廷画院绘画的文人画，注重画家的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带有浓郁的文人气质和文人的审美趣味。苏东坡首先提出文人画这个概念，指出文人画与画工画的区别。诗文如其人，字画如其人，文人画的主张亦如其人。苏东坡心目中的文人画，不讲究形似，而追求“意气”。画家的神机巧思，得诗人之清丽，才能进入文人画的境界。文人画家，把一切功利因素抛到身后，画家作画，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行为。“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苏轼的文人画思想，在中国画内部孕育了一场革命。当宋代画院画由于死守法度而由繁荣渐渐走向苍白的时候，苏轼的出现，如同衰飒的冬日旷野上传来一声呼唤春天的长笛，一派鹅黄嫩绿的颜色在颤颤的笛声中欢快地跳跃。多少年后，文人画在元代崛起并登上高峰，对明清以至近代的中国绘画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人们回过头去，那悠扬的笛声已经成为了遥远的绝响。
苏轼，就这样在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绘画史上，潇洒地定格为一种无可替代的诗美象征。
第十集
[画面依次为：浩浩荡荡的长江，波涛汹涌的大海，海口苏公祠及对联“此地能开眼界，何人可配眉山”，东坡塑像、苏轼作品的历代版本，等等。
解说词：
他已经活了九百六十岁，在这块暖烘烘的土地上，在华夏儿女的心目中。
将近十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史的舞台上，一批又一批的过客都慷慨过了，悲愤过了，欢笑过了，也哭泣过了。都是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了。有时候，历史真像是一个健忘症患者，渐渐把许多人、许多事都给淡忘了。不曾想，有一个人和他的那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却让这么多的中国人记住了，世世代代地记住了。这个人，就是苏轼。
大江东去。苏轼一生，就像这条盘盘曲曲的大江，几番回旋，几番起落，不管不顾地直奔大海而去。他终于见到了大海，他终于融入了大海，他终于成为了大海本身。
当我们试图从总体上去接近苏轼的时候，脑海里自然涌出古人说过的四个字：“苏海韩潮”。这原是人们面对韩愈和苏轼的文章生出的一种比况。苏轼的文章、诗词，波澜壮阔、气势恢弘，变化莫测，不能不使人想到大海。大海以它的宽阔和深厚，吞吐所有的雷暴，托起所有的风帆，包容所有的礁石、岛屿和港湾。大海是沉默的，把所有的烦躁和忧虑不安统统埋在波涛里；大海是激昂的，把所有的热情、幻想和憧憬统统交给狂放不羁的潮头。这一切，又都不能不使人想到苏轼。
苏轼，是文章之海，诗词之海，艺术之海。
苏轼，是文化之海，是一片“日月相吞吐，乾坤自混茫”的东方文化之海。
古文，自是“苏海”中的一股强大的潮头。作为唐代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后继者，北宋大古文家欧阳修的学生，苏轼把前人高举过的古文运动的旗帜接了过来，让它更鲜明、更高昂、更舒展。当年，是韩愈、柳宗元发起对魏晋六朝以来绮丽柔靡的骈偶文的第一次冲击。那些词藻虽然美丽，而内容十分空虚的骈文，严重影响了整个文坛的风气。韩、柳渴望有一种朴质简明、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古文出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选择了气势如潮的韩愈、柳宗元，接着又选择了同样气势如潮的欧阳修和苏轼。正是他们，体现了唐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在韩柳和欧苏之间，曾经出现过晚唐五代时期的绮靡之风的回潮。到了北宋中叶，古文运动的旗帜再度高扬。在欧阳修的倡导下，韩文柳文的朴实文风重新吹拂文坛。这时候，新秀苏轼崛起了。苏轼一出手，就显得气度不凡。他不仅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提倡“文贵自然”，强调“词语甚朴，无所藻饰”，主张言之有物，文以致用。更在实践中拿出了自己的大量典范文章，以创作实绩大力推进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从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中流砥柱。他的二十五篇《进策》、《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以及《记承天寺夜游》、《石钟山记》等等，从此成为中华民族世代流传的千古名篇，并为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苏文之海，是平稳的海，沉静的海。蓝天、白云、阳光、风和船帆，都显得那么协调，那么自然，那么婉转流畅。“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滔滔汨汨，随物赋形”。苏轼自己的这些话，可谓说尽了苏文的风光。
当我们的心灵之舟行到“苏海”的另一片水域——诗歌词赋之中时，我们看到了又一派迷人的风光。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北宋初期的诗歌也曾经承袭晚唐五代的衣钵，显得相当颓靡浮艳，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诗风笼罩诗坛。诗歌完全失去了当年盛唐之音的那种蓬蓬勃勃的青春气息，眼看着从浪漫主义的峰巅上跌落下来。在一片荒凉冷落之中，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像一辆辆战车，朝向空洞消沉的形式主义诗歌营垒发起猛烈的进攻。然而，由于缺乏后劲，力不从心，北宋诗歌革新的第一波不久就退潮了。
历史，在诗歌长河里呼唤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