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科幻小说大师阿瑟·克拉克曾有一个习惯，在他创作受阻时，他会离开书房，去影院观摩一部简单到粗暴的动作影片，吃着爆米花，哈哈大笑着，和陌生人一起愉快地度过九十分钟，当他离开影院，来到大街上时，那个令人沮丧的创作焦点往往迎刃而解，仿佛天启一般，答案就此出现在他眼前。
不知道在创作那部令人癫狂的《2001：太空漫游》时，他去过多少次影院，也不知道在遥远的斯里兰卡办潜水学校的他，是否还需要在晚年时一再地步入影院。
大师已去，斯人不在。
创作是一件艰难而美妙的事情。斯蒂芬金在他的《论写作》中也曾提到自己的瓶颈，遭遇艰难时，往往会沿着郊外的小路一气走上十几里，看树，看天，看风景，总之就是不要想刚才遇到的那个问题，回到家时，答案或许会浮现，或许，仍然躲藏在哪里。
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当然不是在小说上。我一向是一个不注重情节的家伙。我在主题和情绪中写作。气场不曾笼罩我，我便不会坐在书桌前。只有在影像创作时，我才会反复地在脑中演练画面的走势，节奏的脉络，瓶颈来到时，我或许会选择进城和一些盲流打会牌，又或者和小九以及啦啦做一些愚蠢的攻防演练。总之我的经验告诉我，当你实在想不出来时，你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去想它。
最近才得知这样的感受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的思考往往躲藏在脑部熟悉的褶皱处，多年来你惯于运用于此，遇到问题时，你始终运用此块海马回进行思考，实际上你能使用的路径无非就是这些，你在圆圈中打转，你在谜团中徘徊，无论你使用多少力气，你终究还是无法走出这一片你熟悉的领域。因此，只有当你离开这块区域，将你的注意力转移时，你的思维才有可能自主运行，离开此处，帮助你找到新的路径和答案。这就是自主思维与潜意识思维的区别。
多年前，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人在睡觉时不会整个脑子休息，而是左脑入睡时右脑工作，右脑入睡时左脑工作。因此我总是习惯带着问题入睡，睡前我会反复重温那个问题，然后我进入睡眠时，我便能清晰地意识到我在入睡，我也在工作，因此当睡眠完成时，答案便通常会自动浮现在我眼前。
我甚至干过睡着睡着突然爬起来拿笔记点什么的事情。那是因为当我的左脑入睡时，我的右脑找到了答案，我害怕自己遗忘，便索性抛弃了睡眠。
我有一个学社会学的朋友。我们曾经讨论过艺术和社会学的区别。他在意总结人们的共性，而我在意发现人们的个性。当某种现象发生时，他会说出一番规律性的话语，而我会注意到那个人的眼神中是否还隐藏了别的什么。我很欣赏他的言论，尽管那不是我所追求的一部分。
阳光之下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重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会让人越来越清醒和理智。而艺术这一类的东西则会越来越使人尝试脱离规律，并潜意识地将自己杜撰为一种传奇。
这就是所有搞艺术的人无法摆脱自恋、自怜的深层次原因。他不在意自己，他便不可能发现自己。他不忘却自己，他就不可能意识到自己。
当艺术发展到今天时，越来越多的焦点已经集中在表达的角度开掘上。我们迷恋的故事主题其实大多已经恒定了。无非是你能否找到契合当今时代气质的角度，并用个体独特的感受与之吻合，并成功的将其吟唱出来。
逃避是没有意义的。
前两天和一个美国剪辑师聊天，他简直就是一个曲线图大师。我们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他用手指一次又一次的比画着情绪波动的节点。“三分钟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困难，五分钟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小高潮，上上，下下，然后有一个很OPEN的结尾，这样观众就爱看了。”他的眼神很单纯，但他的想法其实很僵化。
法国人鄙视好莱坞是有道理的。杜尚送一个马桶去参加展览，取名为“泉”，想来真是令人大笑不止。
第一个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则是蠢材。因为随后往复的人和啤酒厂生产线上看泡沫残渣的姑娘没有任何区别。工业化流水线的趋势令我们的影像成为了某种产品，而这种产品光鲜，璀璨，如同一杯清新爽口的果汁，它不辣，也不苦，更没有多少养分，可是你就是爱喝它。
然而，工业并不是完全可耻的东西。当拖拉机代替牛在广袤的原野上耕种时，你或许会丧失你和牛之间温馨的感受，然而你却因此拥有了更为宽广的舞台。
这仅仅取决于你的选择。
沈从文当年回老家凤凰时，坐船从常德而下，一路上南方风光旖旎，冬雪落阳，在他写给三三的信里，我们能读到缓慢的力量，能读到时光的韵味。多年前我曾在大雪中坐船穿行于洞庭湖畔的水洼中，也收获了一种古典的美，从此融入了我的生命经验。可是时光飞逝后，一切都已经无从找寻。1996年我从长沙回老家，要坐七八个小时的火车，现在的高速，听说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时光很快，很快很快，但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省略的时光，可我们用这些省略的时光都干了些什么呢？
这仅仅取决于你的选择。
法国新浪潮产生时，几位导演不约而同地说，所有在影视学院学到的东西，我半天就能够搞定。甚至有一位我忘记姓名的导演如此说道，“我和我的摄影师说，我想让他将机位挪动了一下，摄影师说不行，影视学院对机位的规定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构图是黄金构图，我说那我看一下，我走过去，想看看镜头是什么样子，结果什么都没看见，我的摄影师抽着烟在旁边说，导演，那是螺栓。”
我非常欣赏这个家伙自嘲的精神。因为学会从螺栓到镜头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然而他命令摄影师对机位的调动却很可能是对几十年来传统的破坏。
每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家伙，只有这样每个时代才有可能进步。有人冲破规则，建立规则，再有人冲破他的规则，循环往复，我们便能迎来一个令人真正骄傲的时代。
就像我的球友在上周球赛结束后递过来的一张光盘。“老罗这是我最近做的几首歌，你有空听听看。”我很喜欢他的态度。我们从来不在球场之外的地方见面，数年以来有些人我甚至叫不出名字，我们彼此对对方的了解尽限于场上的位置，以及奔跑时的欢畅，然而当他有一天知晓我写小说时，我突然也知道了他对于音乐的热爱。
他的音乐肯定不会畅销。因为在商业的规律中他居然还妄图想保留一点“真”。这点“真”相当害人，因为它阻碍了传播的途径，以及进入人们心灵的气势。他保留了门槛，于是他便只能收获自己。
然而，恰恰是他这样的人存在，才有可能使得我们拥有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基座。我们只是泥土，只是化肥，只是粪便。当我们这样的人越多时，大地总有一天将会开出真正骄傲的花朵，真正魁梧的大树。
他们从我们中间诞生。这很好。
所有的天才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就像清朝不会拥有李白，泰国不会产生唐伯虎一样。不同的环境与气场会给予人们不同的感受。当泡沫漫过你的脖颈时，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屏住呼吸，将自己深深的，深深的潜进水底，那里有水草，那里有鱼虫，那里稀薄的空气，臆想中的阳光。
我坚信在不同的时代里都埋藏着一些骄傲到令人瞩目的灵魂，他们消失的原因是必然的。因为时代不曾给予他们浮出水面的机会。他们乐意在思维中诞生一切，在幻想中结束一切。他们是一些真正的人。一些真正用自己的大脑存在并活过的人。
我们无须记住他们。甚至无须认识他们。球场边一张熟悉的面孔，幻化到子夜，或许他正进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迷人世界。大街边一个吃烤串的孩子，或许，他对于无人理睬的相声的热爱远远超过了找一份好工作来搞定自己的人生的兴趣。
人生的目的原本便是自欺欺人。就像某人说道，中国人的“活着”其实只取决于两点，一点是怎么活给别人看，二点就是看看别人怎么活。
良乡的星空有着令人鼓舞的美。大风吹散了白天的阴霾后，便留下一片堂皇的星。仰望苍穹，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空”。看久了，你会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颗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体，像卑微的野草，冻土中的昆虫。
每当我对他人失去信心，对周遭失去兴趣时，我便会长时间的仰望那里，然后骂句脏话，平静地回家睡觉，在梦中沉着的感慨，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