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的冯子和已经是誉满大江南北，冯党如以之与后起之秀来比较，难免有失其名旦身份，况且冯子和与凌怜影之争，属于新旧剧两个阵营，新剧来势凶猛，凌怜影又有专业评论家帮腔，弄不好会有损冯子和之声誉。故柳亚子等冯党，退而求其次，推出文明戏中另一旦角陆子美，来与凌怜影相抗衡。其之所以推出陆子美，一为陆子美在上海也颇有名气，似能势均力敌，因“在当时职业剧团里，有两个旦角，是为一般观众所称道：一是新民社的凌怜影，一是民鸣社的陆子美”。二为，陆子美为南社社员，其入社介绍人就是柳亚子本人，并且，陆子美在入民鸣社之前，便与柳亚子等有些交情。由此，推出“陆党”乃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后《子美集》之推出，亦是与“凌党”一争高下之举。
值得注意的是，推“陆党”者，多为原“冯党”一帮人。比如最先端出“陆党”一说的“蘼芜”，便宣称“我观旧剧，我爱春航，我观新剧，我爱陆子美”。并且，“陆党”中人在论及陆子美如何时，必将其与冯子和相比附，所谓“为陆子美作揄扬之力，不减春航思念”，又有认为陆子美颇得冯子和之神韵焉，实可与其“比肩”者也。由此，党陆者而无法忘怀冯子和，在他们心中，陆子美就是冯子和之影子。因此，或可以说，“陆党”和“凌党”之争，即为变相之“冯党”和“凌党”之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柳亚子等人把陆、凌两党之争主要聚焦在对《血泪碑》一剧的艺术处理上。
《血泪碑》为冯子和编演的时装京戏，1910年首演于上海法租界新剧场，柳亚子观后，大为赞赏，为其作诗曰：“一曲清歌匝地悲，海愁霞想总参差。吴儿纵有心如铁，忍听樽前血泪碑。”此后春航只要上演《血泪碑》，柳亚子必定前往观剧。其后，陆子美在民鸣社也演出《血泪碑》，柳亚子颇怜惜其才华，“春间睹子美演《血泪碑》，辄以哀婉两字相许，比闻蜚声海上，即以斯剧。春航、韵珂列席往观，咸相赞叹，以为后起之秀”。可见，在柳亚子看来，陆子美是以《血泪碑》而闻名，而《血泪碑》又是冯春航的代表作。因此，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一脉相承的，陆子美所得乃冯春航真传。
《血泪碑》在海上各个剧团流传时，共出现了三个版本，然柳亚子独对冯春航—陆子美的这个版本颇为赞赏：
《梁石哀史》其剧本共有三派：一名《血泪碑》，春航始排演于新剧场，遂自南洋第一舞台，而丹桂第一台，而新新舞台，而中舞台。今子美复演于民鸣社者是也。一名《同命鸳鸯》，新新舞台开幕时，天知派尝演之，今新民社所演者是也。一名《双鸳鸯》，毛韵珂演于新舞台及肇明者是也。”
新民社之《同命鸳鸯》，凌怜影等人也曾演出，然柳亚子竟未前往观剧，闻剧本有“一大谬”，就断言全剧为之“黯然减色”：
《同命鸳鸯》余未得见，顾闻其剧本中有一大谬，即如玉遇梁兴后偕至妓院，欲赎如珍，怒其婪所多金，遂致用武，尽毁院中器具。而妓家则迁怒如珍，大加楚挞，备受夷伤，及如玉主仆奋力救出，卒以受病已深，奄然不起。
由此，柳亚子从剧本上就把新民社之《同命鸳鸯》（《血泪碑》）否定了，认为如此更改不仅与如玉儒雅之性格不合，也于人情不合，因此，新民社的《同命鸳鸯》即便演得再好，也是有缺陷的。至于《双鸳鸯》，在柳亚子眼里，那就更糟糕了：
《双鸳鸯》亦未窥全豹，有议其命名之未妥者，故不具论。颇闻前半段剧本与《血泪碑》相同，后半段则任意增加，如珍而外别有女郎数人同嫁如玉，后复同死。迹其命意布局，不能脱旧小说一夫多妻之窠臼，徒以情节热闹花样繁多取悦世俗，而于梁石爱情正文本旨反致抛荒，去题万里矣。
先不论剧本改得如何，柳亚子反感《同命鸳鸯》、《双鸳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主观偏好在作祟，即他不愿看到别的花旦演出《血泪碑》。演员对剧本的改编，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情况，况且，冯春航、陆子美的剧本在演出中也有改变。“盖据第一台初次排演者笔录，年来颇有增损，计有两节较原本为佳，一为崔虎行劫某宦，遂遭掩执，省却发兵追捕诸幕。一为如玉暴卒，未殓即庆更生，省却出殡盗棺诸幕。”而陆子美演出时，“出狱后交赠指环一段，似为演时所无（按：指春航演），以戏情论，借此指环为悍姊奸夫诬陷如珍杀石之关捩，不可谓非良结构。”更何况冯春航本的《血泪碑》《血泪碑》本事为：女青年梁如珍与石如玉同窗学习，彼此相爱。石因父病北上探视。不久梁父亦携全家赴京会试，未至而遭盗劫，适路逢如玉，乃至石邸暂住。而匪人陆文卿私窥如珍姊妹，涎其艳，扮女佣混入石家，与如珍姐私通。陆夜入如玉室，窃得如珍情书，正密谋时，为窃贼崔虎偷听，遂按陆计欲捷足先登。崔误扣梁母门，急切中杀梁母。陆与如珍姊计策，石、梁受诬被逮。崔虎因行劫某宦家入狱，与石同室，知情后至公堂自首。
石、梁得释回家后，陆仍不心甘，又作石家仆人。因嫉妒如玉，乘其不备，将其杀死，而如珍受冤再次入狱。石死而复苏，梁再次免于祸。遂两人订婚。而梁父、石父受皇命分赴外地任职，陆引贼群陆害死梁父，又因如珍坚贞，遭两人毒打后，被卖入妓院。如玉得信赶来赎出如珍。如珍病笃，临死嘱如玉报仇。如玉杀陆及梁姐，上坟祭奠后触墓碑自杀。也并不像柳亚子所说的那样，可当为“哀剧中之杰构”。平心而论，冯本《血泪碑》一剧并无甚出彩之处，且当时亦有剧评家认为“剧本芜杂，只有冯子和的表演可看，其他的场子都没有什么道理”。由此见出，柳亚子强调剧本如何，仅是个幌子，只是不愿再正面与秋风（郑正秋）、冯叔鸾等论凌怜影而已矣。从演技上来说，子美未必能胜过凌怜影，这点柳亚子非常清楚，更何况“凌怜影亦以善演此剧名”。故柳亚子从剧本上做文章，确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陆党和凌党之论争，自然也牵涉到民鸣社、新民社两个社团之间的恩恩怨怨，双方各关注一党，排斥对方。虽然柳亚子为陆子美出版《子美集》，似乎占了上风，然这场论争，实际是以柳亚子的退一步，提出“齐名”之说而结束的——
比来，悼秋诸子于凌陆异同颇有所左右，袒仆则谓同时瑜亮，尽可齐名。避面尹邢，端难定论。倘亦如隋炀帝所云：“春兰秋菊，一时之秀者耶！质诸悼秋，以为如何？”
值得玩味的是，虽然柳亚子等常把陆子美作为冯春航的影子看待，然“陆党”在极尽鼓吹之时，必定转移此前观京剧之视线，而引往民鸣社观新剧。而“凌党”又持“当仁不让”之原则，双方在新剧界激战一时。民初文人间的这场“笔墨游戏”，吸引了一大群好事者，不意间起到了普及新剧的作用。从当时“凌党”的激烈态度，可见新剧鼓吹者极不愿意新剧名旦成为旧剧名旦的附庸。如冯叔鸾就公开质问一些新剧旦角，“新剧旦角偏要学贾璧云、梅兰芳、冯春航，我不知他视贾梅冯诸人为何等，而自居又为何等？”而对“凌党”的对立面——“陆子美”，冯叔鸾亦有嘉许，亦见其所反对的不是“陆子美”本人，而是“陆党”之暧昧态度，即把陆子美和旧剧名旦冯春航混为一谈，所谓“爱春航者，并爱子美，爱子美似春航乎”。然而冯反问道：“春航似子美乎？子美而知自爱也，必不受此种之爱。”可见，在冯叔鸾等看来，陆子美本高冯春航一等，新剧旦角已有所长，旧剧旦角尚有不及之处，何必相互比附，缪连一体，凡此当含有为新剧旦角争一席之地之意。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