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共和制度”仅实行9个月之后就修改了——1906年冬，“学生主体的制度”被变更为“董事会主体的制度”。在董事会制与监督制之下，学生自治的民主政体逐渐瓦解。由三位干事修改的校章中，评议部被取消。这激起广大同学的不满，认为此举非法。为此，全体同学组织了一个类似于今日学生会的“校友会”，争执一年多后方才议定新校章，可是监督与诸干事对此均不承认。因而酿成了实则是“一个宪法问题”的风潮，分裂出“中国新公学”。
风潮爆发之初，胡适因是新生，又请了长时间病假，故未参与争执；风潮正激烈时，却成为一个重要角色，“被推举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未被校方列入开除名单，却坚决选择了退学。在中国新公学中，胡适担任低年级各班的英文教员，直到1909年冬中国新公学解散。对此，胡适写道：“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苦撑一年多后，新老公学相互妥协复合，胡适却怀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的心情拒绝回校。
后来忆及这段“为了争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的历史，胡适颇怀感情地写道：“这一年的经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为一个团体而牺牲，为共同生命而合作，这些都在我们一百六十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灭的影子。”的确，他积极参与了争取民主政体的斗争，并最终经受住考验、坚持了自己的信仰。这种强于常人的参与意识，奋力争取权利的经历，对于胡适成长为真正的“新人物”而言不可或缺。
4.《时报》的“好影响”（1904—1910）
沪上求学时期，学校教育之外，还有一份报纸影响胡适甚深——在中国新闻史上颇有分量的《时报》。该报1904年6月12日问世于上海，实际创办人是狄楚青。在当时全国大型日报中，《时报》以锐意进行报刊业务革新见称。其时日俄战争初起，全国的人心大震动，《时报》不但应时而生，而且它的“内容与方法也确然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创刊不久即“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当时进入梅溪学堂不足两月的胡适，“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于是对《时报》的感情格外好。该报成为其居住上海期间“不可分离的伴侣”——“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留美之后，胡适仍不时阅读《时报》，如：1911年2月2日“读《时报》十数纸”。
当日何以如此“爱恋《时报》”？1921年，胡适撰文指出应有两大原因：其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1904年初创之际，对于当时的“周生有案”、“大闹会审公堂案”等几件大案子，《时报》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时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的签名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词句“简短”、口吻“冷隽明利”，几乎“逐句分段”的格式也使人一目了然，契合了当日读者的需要。其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学兴趣”。《时报》专门开辟一种文学附张，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还有两种主笔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这些白话小说进一步刺激了胡适文学兴趣的提高。《时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精选现代诗人进行介绍。胡适“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胡适曾言：他是“同《时报》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在从14岁至19岁“一个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时期”中“受了《时报》的许多好影响”。“好影响”体现于何处？李敖曾有总结：除了强调《时报》刊登白话小说对于日后胡适发起“文学革命”有大影响外，他还注意到胡适“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的行为，指出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其实，“好影响”远不止于此。笔者认为：从“人的现代化”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更有意义。
何谓“人的现代化”？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Alex Inkeles）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进行大量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认为“现代人”具有12条基本特征：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的变革、意见的成长、对信息的测量、时间性、效能感、计划性、可依赖性或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并承认以此作为分配报酬的正当基础、教育与职业的志愿、了解并尊重别人的尊严的品质、了解生产及过程。这12条基本特征，可概括为4个主要项目，即：现代人是一个见闻广博的、积极参与的公民；现代人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现代人能独立于传统权威，有高度的自主性；现代人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大众传媒则与“人的现代化”很有关联。如勒纳（L.Lerner）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注意到：即使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凡处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下的人现代化程度比不处于其下的人高。英格尔斯亦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与个人现代性之间有一种相当规则而且很强的关系，并且明确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
当日《时报》是“带有典范转移性质的新事物”，有助于胡适成长为一个“现代人”。以深深吸引胡适的小说为例，《时报》主张兼具“有味”与“有益”的小说，方才称得上“开通风气之小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时报》译介了不少“味”、“益”兼备的佳作：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当时译名《环球旅行记》，载1905年12月）；雨果的《悲惨世界》（译名《逃犯》，载1907年8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译名《海姆兰脱》，载1910年4至5月）；侦探题材的《火里罪人》（载1904年12月至1905年11月）等。这些对于胡适学识的增进大有裨益，甚至影响到他的思维方式，如：提倡新闻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中指出：侦探小说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事实真相，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新闻记者应该具有为人“辩冤白谤”的精神，多读良好的侦探小说，是“学习使用科学方法的最好训练”，有助于培养为人“辩冤白谤”的修养与能力。
当日，《时报》除《论说》外，另辟《时评》栏，明快锐利、时效性强，一日数篇，分版设置：陈景韩（署名“冷血”或“冷”）负责《时评一》，主评国内大事；包天笑负责《时评二》，主评各埠要闻；雷继兴负责《时评三》，主评本埠要闻。当时国内，如此紧密配合时事刊发评论，《时报》当属首创。
前述胡适因拒绝接受上海道的考试而离开梅溪学堂，这与《时报》的时评有直接关联。1904年12月15日，俄国水兵酒后无故砍杀寓沪宁波人周生有，《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官厅”，而“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此案的判决很让人失望，胡适与同学王言、郑璋三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于是联合写了一封匿名长信去痛骂他，故他们后来不愿去应考。在此事中，胡适的公民意识开始萌发，以不服从的姿态抗议威权，意义显著。
此外，《时报》曾被胡适誉之为当日“报界的先锋”，该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激励了胡适，对其日后的言论实践不无影响。
（三）留美七年——西潮的“洗礼”
1910年7月，胡适在北京考取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于8月16日由上海赴美；直到1917年6月9日，才由纽约启程归国。此段留学生活，对胡适的影响非常深远，余英时先生精辟地指出：这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的确，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近代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阶段，在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史称“进步时代”。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有学者称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一边是“农业美国”，一边则是“现代美国”。胡适留美七年，可谓恰逢其时，真正接受了西潮的“洗礼”。
1910年9月，胡适入读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2年春，放弃农科，转入该校文理学院。1914年6月，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即进入该校研究院学习；到了翌年9月，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胡适对将来归国之后的志业有着清醒认识，在《非留学篇》一文中，他就指出：“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而过渡时代人物的“天职”是“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在相距如汪洋大海的中西新旧文明之间，留学是“过渡之舟楫”；留学生是“篙师”、“舵工”，应该“载宝而返”，方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因此，在美期间，胡适往往以“觇国者”自许，将观风问政与求学受教并举；同时还积极参与言论实践以求“笔墨报国”。这直接影响到其言论自由思想，即：主要理念已然成型。
1.智识增进
沪上求学，胡适只是初窥西学；留美之后，与其方有亲密接触。如：1911年1月30日，订购的《五尺丛书》送到，胡适感觉“极满意”。《五尺丛书》（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由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查尔斯·爱略特（Charles W.Eilot）任主编，于1909年问世。该书共有50卷，囊括了人类有史以来至19世纪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第3卷中即有《米尔顿论出版自由与教育》，直接阅读原典，对于胡适形成自己的言论自由理念，应该有所裨益。是年3月8日、9日，胡适又连读两份经典美国政治哲学文本——《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说》，深受震撼。关于前者，他如是写道：“昨日读美国独立檄文，细细读之，觉一字一句皆扪之有核，且处处为民请命，义正词严，真千古至文。”对于后者，他亦评之为“此亦罕文也”。
应该如何处理学问“博”与“精”之间的关系，是胡适留美期间需要抉择的一个问题。对其言论自由思想的形成而言，这亦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初来美国，他所关注的论题多且杂。1914年1月25日，他自省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治，所得皆皮毛也”。1915年初，胡适体察：学问应既“博”且“精”，自己却因涉猎过杂以致“博”而不“精”。2月3日他在日记中表示“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随后在2月18日的日记中，拟定读书计划——“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5月28日，他自我检讨“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虽然“周知博览”是为他日做“国人之导师”进行预备；但是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于是决心“自今而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
话虽如此，胡适此后并未只向“专精”一途前进。幸是如此，否则若只是个“专家”，又岂能引领新文化运动？在不少问题上，相较于纯粹的“学力”，“识见”往往显得更重要。
1915年1月27日，胡适曾与友人论“舆论家（Journalistor Publicist）之重要”，就认为舆论家应该“（一）须能文，须有能抒意又能动人之笔力。（二）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三）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四）须具远识。（五）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六）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由于不囿于某一专门学科，胡适博通多行且能融会贯通，因而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甚有“远识”。今日观其理念，学理层面虽已经被超越，识见层面则仍价值很高。
留美期间，胡适接触诸多不同理论，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就其言论自由思想的形成而言，除了前文所述的个人主义之外，实验主义与乐观主义皆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