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胡适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与主要领袖。除《文学改良刍议》外，其他几篇论述文学革命的文章，亦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3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决“不能模仿古人之作”。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傅斯年在4卷1号上所发的《文学革命申义》一文，其中一个重要论点即是阐述文学历史上新陈代谢的道理，正是胡适此文中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4卷4号）一文中，他指出：建设新文学的宗旨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就说什么时代的话”。该文强调文学要反映时代要求、时代精神，要创作“有生命”、“有价值”的“新文学”、“真文学”。此文概述了胡适建设新文学的纲领，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此外，还有《论短篇小说》（4卷5号）、《文学进化概念与戏剧改良》（5卷4号），等等。胡适还是第一个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的人，其数量亦是最多。在他的提倡以及其《尝试集》的影响之下，产生了一代白话新诗诗人。
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并且居于中心指导地位，提出了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目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是文学革命运动中的稳健派，肯容纳不同意见，肯给反对派以平等讨论的地位。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末，他就指出：“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维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在《寄陈独秀》（3卷3号）一文中，胡适表示：“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同时，他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17年5月，陈独秀则答复：“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在《答汪懋祖》（5卷1号）一文中，胡适认为陈氏上述之言“似乎太偏执了”，强调：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由这种态度出发，胡适主张扩大《新青年》撰稿人的队伍以及发表不同的意见。1918年，正当《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讨论日益热烈之时，胡适就拟邀请时为北大学生的张厚载撰稿，申明他反对文学革命和戏剧改良的意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今天重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遗迹”的《新青年》，不免有些隔膜——单从文本而言，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偏激可谓一目了然。有论者指出：《新青年》人物的言论态度，大致可用八个字“议论激昂，态度刚愎”归纳。赖氏认为《新青年》同人采取如此偏激的姿态，原因有三：“一是这些人物的思想中，都含有‘尼采层’，因之最不能对他们认为‘不合理’的事物因循妥协。”“二是新青年人物之言论激烈，主要目的是在于破除旧说。”“三是他们对国家危亡的处境，感受特别敏锐，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因而‘急不择言’。”（第535页）在此一整体氛围中，胡适对不同观点的容忍，是一种健全、理性的态度，值得激赏。因为激进固然可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真正有所见的保守亦可从反面起到有益作用；但二者都会产生消极的负面作用。耿云志先生就认为：“理性、稳健是胡适最大的长处，革新的事业，特别需要这种长处。……在一场带有群众性的运动中，总是难免有激进、保守与稳健的不同倾向。它们各有各的作用。……惟一最少弊病而真能起建设性作用的，是稳健派。”
胡适除了首倡“文学革命”之外，还将“个人主义”——堪称西方政治哲学精神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介绍给国人，在《新青年》上积极撰文倡导“个性解放”。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期出版“易卜生号”，除译载易卜生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外，还刊登《易卜生传》和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文。在《新青年》上同一题旨的文章中，《易卜生主义》影响最大，该文对个性解放进行了比陈独秀等人更加清楚、更为具体的阐释与界说，有力地击中了当时中国的时弊，被誉为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在该文中，胡适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还疾呼：不能跟着“陆沉”的世界堕落，应该“救出自己”，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因为“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提倡个性解放，必会涉及女子解放的问题。数位《新青年》同人都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如李大钊的《战后妇人之问题》（6卷2号）、鲁迅的《我之节烈观》（5卷2号）以及陶孟和的《女子问题》（4卷1号）。不过，李文只聚焦女子参政问题；鲁文谈论仅囿于节烈问题；陶文则仅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探讨妇女问题。相比之下，“只有胡适是从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这个最为普遍的意义上讨论女子问题，是最与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相协调的一致立场”。在《美国的妇人》（5卷3号）一文中，胡适指出：女子应确立“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应当做一个充分“自立”的人。而“‘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这种“自立”的精神初看去“似乎是完全极端的个人主义，其实是善良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此外，还有《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6卷4号）一文。胡适的女子解放论，与他的个性解放思想协调一致，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
1920年4月1日出版的7卷5号，是胡适所负责编辑的最后一期《新青年》，上面载有其《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以及他为蔡元培的文章《洪水与猛兽》所作附注。自8卷1号起，《新青年》正式移往上海编辑出版，自此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分裂。他强调：如果把《新青年》的分裂归罪于胡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是历史家的态度”。笔者不拟进行详尽论析，在此只想指出：在经历一系列风波——譬如《每周评论》的创刊与被查禁、“问题与主义”的论辩——之后，《新青年》同人间在启蒙的诉求下被遮掩的早已潜埋的分歧，随着政治话语的浮出水面而明确暴露。辨析《新青年》同人们相异的思想源流、价值取向以及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同进路，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会最终走向分裂。导致这一群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则是这份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概言之，《新青年》与胡适互相成就了对方。借助《新青年》的媒介作用，胡适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位积极倡导新思潮的“传教士”的功能：他首举文学革命的“义旗”，提倡白话文；他借易卜生向国人介绍“健全的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他批判孔教，称赞“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等等。这奠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新青年》的生命史上，胡适的出现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基于世界性眼光所提出的诸多理念，为迷惘困顿的《新青年》找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通道，确立了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三、《努力周报》——“忍不住谈政治”
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一封致其妻江冬秀的信中写道：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二日，我从外国回来后，在上海的新旅社发下一愿，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书信集》为《胡适书信集》的简称。全书相关注释照此处理。）1917年7月，胡适归国途中，船到日本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待到上海，又目睹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于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在这种心境的影响下，无论是加入《新青年》还是替《每周评论》写稿，胡适始终保持对政治的低调——在回国后的四年多时间内，他所写的文章里，只有一篇短文《曾琦〈国体与青年〉序》谈及政治，其余则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
直到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胡适接办《每周评论》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因为其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国内的新舆论界闭口不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此，自我定位为“实验主义信徒”的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他在第31期《每周评论》上发表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作为其政论的“导言”，这一“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胡适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即被封禁，他的政论文章随之流产。
《每周评论》于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禁，此后出于三重原因——一是“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功夫来做舆论的事业”；二是“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三是认为“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胡适未再提笔作政论，而是处于观望状态。然而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胡适“实在忍不住了”，开始出来谈政治。这虽是为国内的腐败政治所激；不过，更深层次的缘由则是他大不满意于当时“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他愤激地说：“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时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在衰朽的现实政治和虚妄的新舆论界刺激之下，胡适“忍不住谈政治”的产物《努力周报》（The Endeavor），于1922年5月7日创刊。
该报的筹备颇花了一段时间。1921年5月，在丁文江的积极鼓动之下，胡适、王徵、任鸿隽等组成了“努力会”，以6月1日为成立日期；王云五、蔡元培、蒋梦麟、陈衡哲、朱经农等亦陆续加入。最早参加“努力会”的不过四五人，最多时也未超过十二人。在有了“努力会”这样的组织以后，寻求合适发言方式的问题便被提上日程。在丁文江的提议之下：努力会成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
在筹备的过程中，胡适遭遇了双重波折。一是警察厅的阻挠和房东“敲竹杠”。胡适在日记中对此有如下三则记载。1922年2月4日，“我要办的《努力周报》，被警察厅设法批驳了。（藉口于房东不同意，其实是他们把她吓倒了。）今天另拟一呈子，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2月17日，“我们的《努力周报》立案时，警察厅方面已说通了，而女房主又要敲竹杠，说我们办报是发财的事，要每月加房租九元！”3月31日，“我们要办的《努力》周刊，今日批准了；批上还要我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二是朋友的劝阻。不少人从胡适的学术事业出发，如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都不赞成胡适办报，担忧他会成为“梁任公之续”。他们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其中，陈叔通更表示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对此，胡适在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