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71年3月，二哥华斌把父亲从天津军粮城坦克部队接回来，经过一年多军队生活的折腾，父亲已经十分衰弱。妈妈直到5月份父亲在家出事才被批准回来一个星期安顿父亲和我的生活。那时候，大哥依旧在苏北；小哥被分配到山西；二哥结婚了，不住家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我还在读初中，每天中午、下午放学后，到戏剧学院留守处食堂打了饭回家和父亲一块儿吃。
5月的那个中午，我放学回家，推门即见父亲瘫坐地上，身边一片狼藉：暖瓶碎了，痰盂翻了，牙缸、毛巾、脸盆扔在地上，满地是水，父亲的衣服也没来得及扣好。他什么都不说，随我搀扶他起来、扣好衣服。原来，父亲早晨起床倒热水刷牙，跌倒在地爬不起来，一直瘫坐到我回家。不懂事的我，以为父亲只是跌了一跤，过去也跌过，扶他起来，照常吃饭就是。不料，这次他却怎么也握不住筷子。我急着下午上学，匆匆吃过饭就走了。直到晚上回家，看到中午的饭父亲没动。这才吓得我叫回二哥，送父亲去医院。自那以后，我已记不得去了医院多少次，在隆福医院那狭窄的过道里守候观察床上的父亲多少回。只记得每次都非常紧急，每次都非常担心，每次都低声下气地乞求医生……
远在河北玉田坦克部队“改造”的妈妈，5月匆匆回来一个星期，又不得不回到玉田。直到1972年秋天戏剧学院所在的“大学营”全部返京，妈妈才回得家来。此时的父亲已经不能行走，妈妈果断地办了退休手续。从此妈妈全身心扑在父亲的照料上，这才使父亲艰难地一次次挺过来，尽管他一次比一次更虚弱。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那么，妈妈的伟大，决不仅在于她为父亲牺牲了自己的兴趣追求，支持父亲成就了学问，也不仅在于她一边工作一边养育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妈妈的伟大，更在于她以坚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支撑了父亲最后几年的精神和生命。妈妈出身江南富商之家，30年代在上海接受了西式教育，还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长。高中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由校长安排在上海海员工会做事。认识父亲后，妈妈成为父亲最坚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伴侣，在战乱年代与父亲共患难度过无数艰难困苦。而父亲最后的生命，在完全被抛到体制之外后那缺医少药、工资被冻结、存款被冻结的条件下，若没有妈妈的坚强努力和不屈不挠，父亲坚持不了那么久。现在回想那时候妈妈艰难的身影，我仍克制不住泪流满面。
为了给父亲治病，妈妈到处问药寻医。父亲作为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原本有定点医院定期体检、看病的待遇，北京医院是父亲“文革”前看病的定点医院。“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这项医疗待遇就被剥夺了，只能在医疗条件较差的隆福医院看病，还不准医生转院。为了治父亲的病，我已记不得跟着妈妈去过多少个地下私人小诊室。只记得，冬天的寒风里，父亲穿一件中式旧棉袄，一条双膝缝了补丁的旧棉裤，坐在旧椅子改成的轮椅上，妈妈和我轮换着推那沉重的轮椅。铁轮子划过小胡同的柏油路面，发出刺耳的“吱吱”声，总引来不少路人侧目……
1975年父亲75岁。那年春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见阿英先生的夫人。她也还认得我，告诉我他们已被赶出棉花胡同16号，现在住在炒豆胡同9号的门房间。第二天，妈妈和我就一起推了父亲去炒豆胡同。自从1968年父亲的书被劫走之后，父亲就不大说话了。我多希望以前谈不完话的老朋友患难中相见，能叙叙旧，唤回父亲说话的愿望和能力。
阿英先生夫妇住的门房间只有大约十平方米，一张大床占去大半个房间，一张小小的两屉桌挤在床头，桌上摆满各种药瓶，床边一张方凳，再没有其他家具。我注意到，墙上挂了一幅很小的列宁素描画像，是过去在阿英先生书房见过的，也许是抄家后唯一的残留吧。阿英先生坐在床里侧的角落，靠着墙，身上围着被子，大概是因为我们去才特地坐起来的。他刚刚经历了一次中风，腿脚不便，人很瘦消而且苍老。父亲坐在唯一的方凳上，默默望着老朋友。我看到父亲微微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没说话。后来，这对同龄老友再没见过面，阿英先生先于父亲在同一年去世。我相信，他们是为同样的原因未能坚持到最后。
记得东城区查抄办公室通知我们“领取归还物资”，是1975年夏天。父亲的书领回来大约一半，说只有那些被文物管理处夹纸条写了名字的书，以及有父亲印章的书才能确认是父亲的，没有父亲名字的书无法归还了。我却认为，这是借口。虽然无法证明那些同样有父亲印章的书在什么地方，但很明显的是，父亲非常珍惜并一直仔细保存的那些极有价值的善本书，是有印章的，却绝没有归还。当我们去追问时，答复却是，曾经有一些大学去挑过书，也许被挑走了。当时年少的我倔犟地认为，如果认真寻找，那些书是找得回来的。可是，父亲的生命已危在旦夕，善本书又值什么呢？历尽艰辛的妈妈早已看透这一切，跟我们说：不找了。
这一年，父亲的生命即将耗尽。在妈妈的悉心照料下，虚弱的父亲还能每天坐在椅子上，看看院子里的情景。他只是不肯看书。领回来的那些书，陪伴过他大半生，是他生命赖以维系的珍爱之物，如今放到他面前，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碰一碰。书，这承载人类文明的媒体，此时也承载了学者太多的辛酸与苦难。父亲还经常无端地发脾气。每次发脾气，父亲都皱紧眉头，不说一句话，用力地拍桌子，非常非常用力，像要把桌子拍碎似的。每到这时，妈妈就默默陪在父亲身边，无语相对。妈妈知道父亲心里的痛苦，妈妈又何尝不苦？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妈妈变卖一切、想尽一切办法，却无论如何也挽救不了父亲的生命一点一点逝去。我们已经完全被抛到体制网络之外，完全得不到任何救助和医疗的资源。
如果说，60年代初父亲还可以自喻知识分子为“自由职业者”，他内心还存有凭自己的学术立足于社会，随便到哪儿都可以凭本事生存的希望；那么，“文革”中的父亲终于完全明白，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只剩了职业已没有了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连放弃学术的自由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地接受莫名的批判，接受生活的困窘。哀莫大于心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一直不认为父亲是消沉或妥协才不说话。他那时的精神状态确实低沉，但他不是王国维先生那种以死相拼的人，却也不是肯轻易低头的人。能够行走于民间又能够俯首于案头的父亲，是既能游刃于喧嚣又能甘心于寂寞的性格。父亲在战争年代被军阀抓捕拷打过，被日本宪兵关押审讯过，决不肯轻易放弃生命，更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父亲沉默，一方面，是他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他因自己的学术成就而完全被体制抛弃，他的藏书被全部掠走意味着被剥夺了研究的所有权利；另一方面，不愿出卖自己的学术和学者的良心，父亲就只能选择沉默来表达自己的坚持。
1975年底，父亲终于再也不能起床，再也不能说话、不能思考了。父亲虽然每天照常睡眠、照常醒来，却只能安静地躺在床上，任由我们给他翻身换衣、洗脸洗脚、喂水喂饭。父亲失去了所有的自主能力，也失去了思维和记忆。在妈妈的呵护照料下，瘦弱得皮包骨的父亲以这种状态坚持了两年，直到1977年离开我们。
在父亲最后无思无忆的那两年，看到妈妈那么艰辛地坚持悉心照料父亲，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这种坚持的意义是什么？长大后我逐渐明白，那绝不仅仅是在等一个公正的结论，也不仅仅是妈妈对父亲的夫妻情意，那里面饱含着妈妈对父亲深深的理解，妈妈是在帮着父亲坚持作为学者的尊严和尊严背后独立的人格。在已全无空间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处境下，坚持生命，就是最后的抗争。妈妈在生命和独立人格面前坚强不屈。到今天，和92岁高龄的妈妈在一起，我一直都无比地敬佩。
五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父亲从出版第一本著作《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到他最后一本著作《戏曲演唱论著辑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年版），短短27年，留给后人七种专著，数百万字。从1966年到1977年，11年里父亲被剥夺了研究和写作的权利，他没有屈服。他既没有修改或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出卖学术，也没有屈从权力出卖学者的良心。他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他内心对独立和自由的坚持。这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urdieu）所定义的那类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要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知识分子自治的领域，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和其他权力，他们必须尊重此领域专门法则。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在政治之外的实际的知识学科发挥自己特有的专长和权威，他们必须保持全职的文化生产者身份，而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家。
我想，父亲所代表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怀。那一代人，崇尚自由意志，以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为他们最深层的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坚持“自由职业者”和“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他们可以受雇于某个机构，但是他们的思想和创造，与职业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将学术旨趣放在人类的和社会的终极价值，决不局限于职业机构的范围。一旦他们的价值遭遇干涉，他们会以书生意气毫不犹豫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愿意也没必要妥协投降。那一代学者，相对于今天，可以认为是中国近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古代儒学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接受西方启蒙思想，虽经战乱与革命，大多命运坎坷，却始终抱持自己的信念：为天地立心，为自由立言。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都是那一代学者中最高的典范。
21世纪的中国，一方面，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现代科技带来无限多样而便捷的物质条件，通讯、交通、国际互联网把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工具化风气正在控制人们看待学术活动的视角。对知识和学术的看法不再取决于其内在标准，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用于其他目的的作用。知识和学术成为工具，积极服务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等实用目的。市场价值，成为衡量学术水平和学者能力的唯一标准。
另一方面，革命的遗产以新的形式传承下来。学术活动不仅成为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且，知识分子工作的制度化，即学者的职业化，深深影响了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和户籍制，曾把学者牢牢固定在一种行政关系中，没有改变也没有迁徙的自由。这种状况反而强化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抗争意识，所以陈寅恪先生才固执地坚持“为学术争自由”（陆键东，1995）。如今，独立感的追求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和承认，而且那不是外在工具化的结果，而是知识分子自我工具化的选择。他们在知识实用主义价值观下自愿追逐知识与商业、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并且积极推进着以市场和权力为标准的专业化制度。无论是革命的逆反效果还是现代技术影响的力量，知识分子的抱负不再关心人类的终极价值，学者的权威也不再建立在追求真理的能力上，而是建立在捍卫特定利益群体或自己的专业身份的能力上。知识分子不再属于人类的知识和学术，而是属于他们从业的机构，并情愿与社会大众保持距离。
那么，传统知识分子赖以支撑自己生命和学术的自由精神，是否正在衰落为一种历史的怀念呢？那么，或许正因为这样，今天重提学术之独立、精神之自由，才更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上一代学者的后人，我相信，只要学术还在、知识还在，人类就需要独立的学者以及诚实的研究，就需要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那就有理由相信，独立自由的思想能与天地同在。或许，这就是我们纪念上一代学者和他们的精神之意义所在吧。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