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昭
《宝剑记》是明嘉靖年间一部重要的戏曲作品，为明代著名戏曲家李开先所作。李开先（1501—1568），山东章邱人。字伯华，号中麓。嘉靖八年（1529）进士，除户部主事，改吏部，历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等九任官职。嘉靖二十年（1541年）因“九庙火灾”而罢官归里。嘉靖二十六年（1547）作《宝剑记》，刊刻于嘉靖二十八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现存有嘉靖年间刊本，并有《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本。《宝剑记》全剧共52出，演水浒英雄林冲的故事，但其故事情节与《水浒传》有很大不同，因此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来探讨《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在众多的研究中，大多数论者都认为《宝剑记》改编自《水浒传》，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二者的异同，评价《宝剑记》的思想内容、人物结构；但也有持不同看法的，如周贻白先生认为《宝剑记》“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本文从《宝剑记》的曲文分析入手，来重新探讨《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
一、“李开先（《宝剑记》）应是从小说《水浒传》来取材的，不见得另有所本”
在研究文章中，除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认为李开先创作《宝剑记》时《水浒传》“全书尚未广泛流行”，因此“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持《宝剑记》是取材于小说改编而成的看法，其中严敦易为此种论点的代表。
1955年，严敦易在《文学遗产增刊·一辑》发表《〈宝剑记〉中的林冲故事》，提出了《宝剑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的观点：我们试来联想一下，有嘉靖十九年自序的高儒《百川书志》已经著录了一百卷的《忠义水浒传》，而所谓“武定本”《水浒传》的刊行者郭勋，则死于嘉靖二十八年，所以，李开先的这本宝剑记撰写时，《水浒传》无疑是已经有了刻本在流行了，虽然这时候刻本似还不甚普遍盛传。但我们可以理解，李开先应是从小说《水浒传》来取材的，不见得另有所本，下面我们可以提出些佐证。不过，这本戏曲到底是差不多和《水浒传》今获见的最早的版本同一时期的东西，或者是比较最接近或稍后于那一时期的东西，所以它的内容，颇值得我们的注意。字句略有改编，但大致内容、基本观点没有改变。如“我们试来联想一下，有嘉靖十九年自序的高儒《百川书志》已经著录了一百卷的《忠义水浒传》，而所谓“武定本”《水浒传》的刊行者郭勋，则死于嘉靖二十八年，所以李开先的《宝剑记》撰写时，《水浒传》无疑是已经有刻本在流行了。李开先应是从小说《水浒传》来取材的，不见得另有所本。”
在下面的论述中作者指出：
自然，这不是说这本戏曲的故事内容，可以给我们任何启示，去怀疑到其它的影响，或有关《水浒传》本身内容的增删去取及变化。戏曲作家选择了一个题材，而加以组织、运用、剪裁、添削，是其必须的，应有的过程，这是不能机械地去体会和研证的。在这本戏曲里面，关于水浒，我们只能由这两点出发：一、从他的叙次了解到一百卷《忠义水浒传》或郭本和后来各本相同的一定的情节；二、指出戏曲作者所写的出乎后来各本范围，也就是他予以变动了的地方，而这些地方也许能约略藉以觇出作者对水浒题材加工锤炼的意念牙口想像，但并不能够武断地认为是有它的或种来源。
从此段可以看出，论者在论述之前已经有成见在胸，凡相同者皆是《宝剑记》沿袭自《水浒传》，凡不同者皆是《宝剑记》对于《水浒传》的改编，此论的前提已经预设，所得结论也就不能客观公正了。但其论述“李开先的这本《宝剑记》撰写时，《水浒传》无疑是已经有了刻本在流行了”引起了人们的猜测：李开先一定看到过《水浒传》，并以此为取材的对象。
持此论者认为李开先《宝剑记》故事情节来源于《水浒传》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李开先曾在《词谑》中提及过《水浒传》：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
从此条记载可以知道当时有一部“一事而二十册”之巨的《水浒传》存在，于是就认为，现在流行的定本系统的《水浒传》前七十回故事已经存在，而其中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在这“二十册”的《水浒传》中也已经定型。既然李开先记载了他的朋友谈论了“一事而二十册”的《水浒传》，便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当看过此书，而其创作的《宝剑记》就自然而然地是改编自《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于是，便推断李开先创作传奇《宝剑记》时是以此为依据进行加工改编而成的。
其实我还可以补充一则材料来说明《水浒传》在当时士人间流行的状况。在《中麓山人拙对、续对》的跋语中有太岩人马晖所作的一篇跋语，其中这样记载：杨东江谓：“读是对如读《水浒传》，至下回分解处，唯恐终也。”不亦知味之言，独得之间耶！
卜键在【笺】中说：“跋文中引杨东江语亟可注意。”但是此跋语作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距离李开先撰作《宝剑记》已经五个年头了。通过杨东江所言可以认为嘉靖三十二年时已经有分回目的《水浒传》流行于士人间，而且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从这条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李开先的友人杨东江对于《水浒传》也非常熟悉，《词谑》中记载“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可见他们是见过此书，也作过一些分析研究，但是并不能由此推断出这两处提到的《水浒传》的内容究竟为何？因为嘉靖期间版本的《水浒传》现存的少之又少，即使是现在发现的嘉靖版的《水浒传》（如正德嘉靖间的《如京本忠义传》残本、嘉靖间《忠义水浒传》残本等），其中与林冲的故事相关的那几回也已经因为残毁而不可得见，而此两处所提到的《水浒传》的内容到底为何，还是不得而知。这两处提到过的《水浒传》中是否有林冲的故事，或者有林冲的故事，但是其内容是否和现在定本《水浒传》中林冲逼上梁山的故事一样，这些还都有待于探讨。因而《宝剑记》是否取材于这里所提到过的《水浒传》还是不能确定，至少还有待于更确切的证据。
鉴于《水浒传》成书过程的复杂性，对于《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这样的结论还是谨慎为好，这种观点可以作为一种推测的可能性，但是依此作为结论并且据此为基础来加以论述还是有点操之过急，这要等到有了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才可以。
二、《宝剑记》“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
对于《宝剑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关系，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曾提出过一种观点：《宝剑记》“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但也有人对此观点不以为然。请看周贻白先生的论述：《宝剑记》虽然是衍林冲故事，但和《水浒传》小说所写林冲这一人物事迹，略有出入。今知《水浒传》种明刊本，无早于嘉靖者。明沈德符《野获编》说：“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时（嘉靖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刊《水浒传》，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托名天都外臣者。”此虽可证明嘉靖时已有《水浒传》书存在，但天都外臣本实刊于嘉靖以后，这就是说，在李开先编撰《宝剑记》一书时，《水浒传》全书尚未广泛流行，至多如《宣和遗事》一类散篇传说及传写梁山泊好汉的元剧或明初杂剧在民间流传，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因此，传奇作者便大可自抒己见，巧作安排。
其实，周贻白先生的论证还是很谨慎小心的，结论也是较为稳妥的。
首先，其所说之《水浒传》是指前七十回故事已经定型如现在版本的《水浒传》，即就林冲来说，是指自花和尚鲁智深与林冲在大相国寺相遇之后，一直到林冲梁山落草为止这一段故事已经定型的《水浒传》。因为我们不能见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以前版本《水浒传》中有关林冲的具体内容，鉴于水浒故事在各种文艺样式流传的过程中，其内容纷繁多样，甚至各个故事大相径庭，甚至互相抵牾（即使是现在流传于民间的许多水浒故事和《水浒传》小说中的故事也有许多都大相径庭），因此就很难断定此前版本《水浒传》的内容和定型以后《水浒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似程度。而在上面《词谑》和《中麓山人拙对、续对》跋语中提到的《水浒传》其内容是否如现在一样也只能是存疑，其中关于林冲的故事是否如此也就需要再做谨慎的考虑。
其次，嘉靖版本《水浒传》的内容不得而知，其流行的程度也远非我们一向认为的那么广泛，正如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所说：“这最后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文人小说与戏曲的读者观众圈子实际上并非我们一向认为的那么广大，这种错觉是明代小说的‘通俗’性质所诱发产生的。如上所述，我们对四大奇书最早版本的规模、价格和版式虽仅略知一二，但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况都证实了这点，这些书似乎只能属于少数人手中赏玩之物，绝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以店主和手艺人为广大读者的畅销书。”可见流传于民间的水浒故事仍然是在戏曲、讲话等一些民间流传的东西，周贻白先生所说：“在李开先编撰《宝剑记》一书时，《水浒传》全书尚未广泛流行，至多如《宣和遗事》一类散篇传说及传写梁山泊好汉的元剧或明初杂剧在民间流传”，其描述当时的情景，按照史学家的“了解之同情”的角度来看还是较为准确可靠的。
最后，其结论《宝剑记》“原不必是以《水浒传》小说为根据”只是一种推论，并非定论，只是指出一种可能。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非常谨慎的学术态度，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探索精神。
最近，对于《宝剑记》是否取材于《水浒传》，也还有人与周贻白先生有相同的观点的，如在欧阳光主编的《元明清戏剧分类选讲》中提出《宝剑记》是林冲故事在元代“衙内戏”流播过程中受其影响逐渐形成的：林冲故事的形成，似乎与元代流行的衙内霸占良家妇女的故事有一定的关联。在林冲故事中，高衙内垂涎于林冲的妻子、意欲据为己有，这是不可缺少的叙事因素，甚至是核心的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林冲故事在南宋时可能是很单薄的，所以不大流行；后来，林冲故事在元代“衙内戏”的流播过程中受其影响，逐渐丰富起来，林冲从《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位不特别受关注的低级军官转变为一个遭遇冤屈、历经坎坷的英雄。……从情节发展来看，《宝剑记》与《水浒传》可能都源于元代以来受到“衙内戏”影响的林冲故事，二者同源而分流。不同的作者借用民间流传元素。这是不同文本的林冲故事存在差异的原因。
对于《宝剑记》和《水浒传》之间的关系，欧阳光从故事情节入手分析，提出了“二者同源而分流”的观点，也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虽然不能作为定论，但也显示出在这一问题上不囿成说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