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
作为戏剧史家，周贻白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在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青木正儿等人之后，另辟蹊径，对中国戏剧史发凡起例，独树一帜。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中，王国维和吴梅是开创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两大先驱者。王国维把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与乾嘉学派治经史的考据之法结合起来，考证历史典籍文物，提出“以歌舞演故事”的崭新的戏剧概念，撰成《宋元戏曲考》（1915），开戏剧史研究之先路。但王国维持文学本体的戏剧观念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观，对明清戏曲采取否定态度，认为“北剧南戏，皆至元而大成，其发达，亦至元代而止”，所以他的戏剧史研究只到宋元时期便戛然而止，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与王国维不同，吴梅有感于“自逊清咸同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正始日远，牙旷难期”，所以用毕生精力从事曲学，在制曲、谱曲、度曲、演曲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时人称道：“曲学之能辨章得失，明示条例，成一家之言，导后来先路，实自霜崖先生始。”吴梅的曲学是昆曲之学，所以他的《中国戏曲概论》（1926），将戏剧史研究延伸到明清时期，并且推重场上之曲，即戏中之曲，在王国维之外另标赤帜。但他受传统曲学影响甚深，偏爱昆曲，轻视花部地方戏曲，把当时最受民众欢迎的皮黄说成是“黄冈俗剧”、“胡索淫哇”，甚至从昆腔传奇的演出情况得出褊狭的结论：“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所以他的戏剧史研究也并不周全完备。
此后，齐如山把研究的兴趣扩大到了京剧艺术，从文学到艺术，从案头到演出，从历史到现状，全面地理解和研究中国戏曲，著有《戏剧角色名词考》（1928）、《中国剧之组织》（1928）、《京剧之变迁》（1935）、《国剧脸谱图解》（1932）、《戏班》（1935）、《上下场》（1935）、《行头盔头》（1935）、《国剧身段谱》（1935）、《国剧简要图案》（1935）等著作。从总体上看，王国维和吴梅虽然都以治戏曲之学名世，但是或限于史料的整理，或偏于音律的考订，都没有注意到戏曲的全面发展。而唯有齐如山，堪称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之后第一位具有戏剧全才的理论家。但齐如山仍然重在改编剧本和指导演出，并且轻视皮黄以外的地方戏。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受到王国维和吴梅的影响，1930年撰成《中国近世戏曲史》，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郑震节译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古鲁全译本。该书填补了宋元以后戏剧发展的空白，但仅仅偏重于阐述明清时代的戏剧作家和剧本，对戏剧的舞台演出却很少涉及，所以严格说来是一部戏剧文学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史。
与以上四位戏剧史家相比较，周贻白戏剧史研究的突出特点首先是把各种戏剧活动都作为戏剧史的构成部分等同看待与混融研究。周贻白“有感于中国戏剧的研究多论曲文而很少通史”，因此着意以治剧的方法研究中国戏剧史，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发凡起例，既重案头，也重场上，既重昆曲，也重乱弹，写出了一部真正的中国戏剧全史。1947年赵景深为《中国戏剧史》撰序时就评价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有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戏剧全史。有之，自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始。”
就中国戏剧史的内涵而言，周贻白认为，综合性和演出性是戏剧艺术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应该成为中国戏剧史的主要内涵。他说：“戏剧夙有综合艺术之称。在中国，因其脱胎于古之散乐，所包括之事物，尤为繁复。”又说：“中国戏曲史之作，不一其书，但皆注重剧本之编撰，或臧否文辞，或陈述梗概。本书则于文辞声律之外，兼及各代戏剧扮演情形。盖戏剧本为登场而设，若徒纪其剧本，则为案头之剧，而非场上之剧矣。”对综合性和演出性的高度强调，充分体现出周贻白戏剧史建构的理论意识。
早在撰写《中国戏剧史》时，周贻白就明确地提出：戏剧是一种综合艺术，“虽不因综合而产生”，但“其胚胎之孕育，惟有溯源于各方面始能详究其整个的来源”。他熟悉戏曲的唱做念打、场面调度、演出程式、剧团体制、观众好恶，也了解西洋话剧和电影的特性。丰富的艺术实践使他对“戏剧”这一概念产生了比较全面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戏剧是综合艺术，“兼具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六项艺术”，“其所谓综合，是指其能够融合众长，由是而形成一项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立形式”，在他的戏曲史论著中，周贻白不仅探讨了唱词、说白、情节、结构等戏剧文学诸要素的历史变迁，而且对历代的各种戏剧演出形式，包括音乐、表演、服装、化妆、剧场等等，都有所探讨和论述。他对戏剧中各项艺术成分的一贯强调，从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的题目中也可看出：《中国戏剧的上下场》、《中国戏曲三大声腔源流》、《中国戏剧与舞蹈》、《中国戏曲的舞台美术》、《中国戏剧与杂技》、《中国戏剧与傀儡戏影戏》等等。
同时，周贻白还认为，戏剧不是捧着读的，不是闭眼听的，而是演来看的。因此，他从来都是联系舞台演出来探索戏剧发展轨迹的。王国维以来的一些戏曲史著作，往往只着重于讲述戏曲的词章结构，这无疑不能说明戏剧历史的全貌。不讲舞台演出，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戏剧的历史领域来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周贻白最初之所以在《中国戏剧史略》之外另著《中国剧场史》，就是因为有感于“往昔论剧者，审音斠律，辨章析句，所论几皆为曲而非剧。实则曲为文体之一，因其应用于作剧，乃名剧曲。中国之有戏剧，固远在未有曲体之前。”因此他说：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而喻。设徒根据剧本以辨源流，终属偏颇。往昔，予曾以不多篇幅，著为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因感于场上情形，所叙过简，复另撰中国剧场史一种，藉资补救。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当时即已萌改编之念，而苦无余晷，搞战军兴，潜居多暇，乃以年余之力，从事撰作。初稿既成，较前两书扩充不止十倍。
可以看出，合案头与场上为一，通观戏剧的历史变迁，一直是周贻白自觉的戏剧意识。正是这样的戏剧意识，促成他所撰写的戏剧史论著，不再是单纯的戏剧文学史，而是丰富多彩的戏剧艺术史。正如冯其庸所评述的：“他的戏曲史给予我们的戏曲概念，不是躺在桌面上的死物，而是活跃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立体的活的艺术，使我们能从今天的舞台演出中看到它的某种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