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切美好的停驻都如此短暂，我并不曾真的在心里埋怨过什么。如果不经历那些颠沛，你我如何成为现在的你我？
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高二那年，学校来了个东北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女研究生，带我们的心理课。她的课程夹杂了各路新鲜信息，有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她同时又在考博，经常冒出一两个英文单词，很熟练而习惯的样子，并不讳言自己对女博士这一身份的渴望。过了十年再回想，她那时候与我现在一般年纪，正是从女孩到女人，从无忧无惧到有所思的转折期，内心该是充满希望又颇踌躇和犹豫。
她说过的对我影响最深的话是：Cleanupyourdesk，cleanupyourmind.（清理好你的桌子，梳理好你的思想。）因为这句话，无论什么时候，桌上东西再多，我都尽量码得整整齐齐。
人心是很纤弱而无从推断的，我们的确会因为一些极难察觉的小细节对一个人心生好感，又或者心生厌恶。我曾在杂志上读到一篇小文，里面说：那天男孩和女孩第一次见面，他礼节性地送她回家，心下觉得这姑娘各方面都一般般，并没有继续交往的必要。道别后男孩转身离开，女孩在身后怯生生地唤了一声：“谢谢你啊。”男孩回头，看见她站在楼道口，笑笑的神情，有点儿羞赧，正抬手把一缕被夜风吹乱的刘海儿别在耳后。
他心里一动。
后来呢？后来他们俩结婚了。至少那作者希望是这样，并认为这样的结局是合理的。
17岁的文科班女生很有理由被这种文字打动。即使那一年的我埋头在书本、分数、对名牌大学和对遥远城市的虚妄向往里，基本无暇他顾。17岁的心性纯洁得像蒸馏水一样，不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和野心，相信自己总会向前、向前、向前，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石膏像一样亘古青春，直到到达理想的彼岸——即使那理想影影绰绰。
后来那老师走了。听别的班的同学说，一次平常的课上，她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写着写着就哭了。回过头来说：“老师要离开了——老师考上博士了，很舍不得你们。”有些女生也哭了。临下课的时候，她又开心起来，说：“我人生最大的理想实现了——我终于成了一个女博士。”
那一刻我难得地、出奇地冷静。我觉得她的悲喜并不对等，至少在那一刻。喜悦如此实在，悲伤则很快就可忽略不计。一年多以后，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五六年以后，我大学毕业，也做了老师，不久又离职回到父母身边……人生无非不断地拣择取舍，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绝对的选择。
一天早上在办公室例行打扫的时候，又想起这位老师。她快40岁了，不知过得怎样。现在想想，当年二十五六岁的她，的确未必多成熟，但无疑在迅速成熟起来，开始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抉择，基本非此即彼，必须今是昨非。她们正在被迫标靶般准确无误地认清自己，不再为早晚要舍弃的人、事、物而哭泣……我亲眼所见，我感同身受，这一过程不舍昼夜。
无论怎样，办公环境的整洁的确帮我抵御了许多压力。要打出一个艰难的电话之前，或者心乱如麻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擦擦桌子，整理房间和书籍。
那天跟朋友吃饭。我讲的故事让她眼圈发红，她的事儿听得我不断猛喝茶水……但她到底做出了选择。我们俩为此必须不断交替去厕所新陈代谢茶水和咖啡，当我走在咖啡厅明暗交错的通道里，好像把过去南北颠簸的几年又捋了一遍。那一刻突然有些超脱的升华感，想到《大撒把》里的台词：“你把这事往好了想到头，再往坏了想到头，然后就没什么了。”
只要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
2007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安徽一所私立高中做老师。开学前有个全国高中语文新课标培训的会，皖南地区的开会地点是马鞍山。跟同事坐一种票价11块的火车，牛车一样慢，莫名其妙就停下来，且没有空调。同去的有一位女语文老师，还有一位美术老师。先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以为那语文老师有四十来岁，因为其腔调里带有一种急躁和烟火气。
火车上，女语文老师带了好些水果分给我们吃，我惊讶于她其实这么年轻。问起语文组长是谁，她顿了一顿，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目前……是我。”
在马鞍山安排了住宿，我们俩住一间。她是皖北人，但似乎比我还怕热，总是一头一身的汗，进了房间开了空调就死活不出去了。我正是毕业之后刚步入社会的磨合期，走不出心绪和现实的双重低谷，话少而倦懒。
一起住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她问我一个在福建念大学的东北人为什么来这儿工作，我无言以对。她说应该是为了爱情，我不置可否，算是默认。她有些惊讶，看我并不想说下去，就说她28岁了，刚刚分手，现在还是单身，家是农村的，“很农很农的农村”。
在我们相熟之后，她又几次提起她的那次失恋以及她的家人。2007年冬天发生了著名的雪灾，远近的同事都回不了家，元旦凑在她宿舍里烧饭聚餐，我先去帮着择菜洗碗。在厨房里，她坦陈那次恋爱对她伤害很大，她很喜欢那个男人，以为是真命天子，真心实意地付出，可那男人莫名其妙地就不要她了，且再也不见，那样冷酷。她因此抑郁了一段时间，总是哭。她妈妈非常担心，从家里转了好几趟长途车，辗转前来陪她住了一个月。
那个县城也在深山里，长途车所过地段很险要。“车在盘山路上绕的时候，我妈‘哇’就哭了，说：‘啊，我女儿怎么在这种地方上班啊！’”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她宿舍的床上烤着火盆，笑作一团。我没有想象她最困顿的时候是何种境况——因为那些永远对挫折哈哈大笑或握紧拳头、转了身自己抹掉眼泪的姑娘，她们的矛盾和辛苦、倔强和虚浮，我再熟悉不过。
开学之后，她成了我师父——语文组所谓的老带新。我做了班主任，虽然并不成功，但好歹尽力而为。晚自习，学生做功课，我在讲台上写教案、做卷子、出卷子，或者拿本闲书读。《不存在的女儿》和《毛姆读书随笔》就是那时候读的。有时候我俩无聊，就互发短信闲扯。有一次说深了，她劝我还是离开那里，去更好的地方，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天散了自习，去学生宿舍查了寝，已经过了晚上10点——每天都是如此，早上5点多起来带学生早操，晚上10点查寝之后才能安心下班。每个月只休息两次，每次一天半。我站在操场中间打电话给父母，做出很开心的样子。下班的同事陆陆续续从我身旁过，都跟我说：“××到处找你呢。”
我挂了电话，回教师宿舍去找她。她还在楼道里等我，正站在我宿舍的窗口旁，看到我来了，也不管时间已经很晚，很大声地叫：“啊！你可来了！我到处找你！你去哪儿了？你怎么样了？心情不好？”
声音还是第一次听到的那样，急急的，带着急躁和烟火气。
我俩并肩趴在走廊的栏杆上望着整个操场。她又说了些劝我离开的话。然后说起学生，我说班上有几个男生不安分，所有老师都想逼走他们，认为他们是“垃圾”，逼走了反倒有利于班主任管理；董事长想留住他们，因为可以收钱；做班主任的两边不是人。她问我怎么想。我说要留住他们，跟钱没关系，只是他们这么小，又有前科，出去到社会上不就毁了吗？好歹把高中读完。做班主任的，一群羊也是放，不在乎为他们几个多受累。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似乎是我们彼此指认的一晚。
一次晚上，跟当时的男朋友出去吃饭，结果吵架了。好像是因为打包菜的事，他不肯拎，我也不肯拎，他一怒之下就把几盒菜扔到垃圾桶里了。我正站在垃圾桶边上出神，她走过来，身边有个神情憨厚的男人。
第二天早操，她主动过来跟我说，那人是她新认识的，学校一位我们都相熟的历史老师给介绍的。事业单位，大她一岁，人很好，但没感觉。又问起我昨晚站在垃圾桶旁边干吗，还气哼哼的。我跟她说了吵架的原委，她笑得蹲在地上。
后来我离开安徽，跟任何同事都没打招呼。她和其他几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送别的时候，我人已经在杭州，马上要上飞机。回长春之后，涉及安徽当地人才机构调档案等手续的大小事务，她都帮了我许多忙。
2008年，从其他同事那儿得到她要结婚的消息，马上汇了钱过去，请他们代我送上红包。她传了婚纱照给我看，夫妻俩都笑得甜美极了。
2009年，听说她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的教师编制。
2010年，同事发短信来说：时间真快，你走了快三年了，而××要生宝宝了。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
我认识很多很多平凡却美好的人，他们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给我光，给我热，又默默与我告别。我在暗处写下这些字，像在河流里打捞鹅卵石串起项链，点缀记忆。但也不过如此。日子本来平淡如水，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在乎的人、最核心的生活，我的原则是：不打扰。
《阿甘正传》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Mamasayslifeisaboxofchocolate，youneverknowwhatyouaregonnaget.”（妈妈总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尝到哪种滋味。）樱桃小丸子说：“只要好好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有一种概率深不可测，但只要你常在此间行走，总会得到些小恩小惠吧。
重新绽放一次的人生
每次加班到天黑，集团的“鬼楼”都安静极了。不敢坐电梯，一路从楼梯走下来，到一楼转角处的卫生间收拾自己。总在这时候碰见一个神气活现的姑娘，跟我一样的黄毛短发，唇红齿白，极白皙精致，眼睛大大的，穿着ONLY1范儿大黄大紫的衣服，脚踏10厘米的恨天高。虽然彼此不认识，但见得多了，就对着笑一下。
一次中午出去逛，又见着她，打了个招呼。挨着我的同事问：“你认识她？”我说不算认识，见过。“这姑娘也是新来的吧，编辑培训怎么没见过啊？”同事说：“姑娘？人家孩子都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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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八卦了一番。原来她是集团的元老了，十几年前已经在大楼里上班。刚来的时候胖墩墩的，梳一根稀疏的马尾辫，深蓝大褂一直垂到脚踝。扫台阶，从19楼扫到1楼；擦扶手，从1楼擦到19楼。每个人都见过她，可她见了人也只是头也不抬地擦扫，神情郁郁的。几年之后，大楼里的每家出版社都有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各自雇了清洁员，她转行去操作电梯。据说十几年前的她总是穿着工作服或黑衣服，闷闷不乐，竟日没有一点儿神采。进电梯的人都避过不看她，她也把别人和自己都当透明的一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后来人人都会使用电梯了，她就不见了踪迹，据说是读书去了，一两年没见，大家都忘了她。又出现的时候，已经女大学生一样清新可人，长发直直披下来；白色连衣裙穿在身上，见人也知道说笑和打招呼。出现的次数多了，都知道原来是已经进了局里实习。
所以等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早过了30岁。头发长了又短，黑了又黄，纱裙变成热裤，平底鞋换了恨天高。
从同事的语气和神态中，我明白，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又封闭、年轻又古老的单位，关于她的归去来兮，一定有许多揣测。
如果一个家世和眉目都稀松平常的女孩想倔强地漂亮地活着，她必须跳出不得意的童年，回视无数质疑的目光。默默擦扫的那几年，她穿暗色宽大的衣服；电梯上上下下，在那些西装革履的人面前，她只盯着那些按钮，不说话。她想用最没有特色的衣服和冷漠把自己藏起来，这个不如意的、普通的、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甚至鄙陋的自己。她可以选择就这样下去——在大多数人看来，她就属于那样一个世界。可她终于选择继续读书，让自己的人生绽放一次。我不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用“女人，这辈子就那么回事儿”的话劝阻和挤对过她。在她获得那次权威考试的认可之前，她还是大多数人眼中自不量力的失败者，可她真的就成了。然后她回来，宛然新生，穿鲜亮的衣服，戴夺目的饰品，虽然照样跟森严的机关作风格格不入，可她已经拥有了跟环境正面交锋的勇气和信仰，像一个小巧可人版的堂吉诃德。
这样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眉头和眼角没有一点儿皱纹，眼神像20岁时一样澄净。我愿意相信，十几年的大起大落，使她走的每一步都不容置疑。对或不对，值得或不值得，选择或不选择，没有人有资格授意给她。她有清醒的自知和强大的内心。
对大多数人来说，年龄是累赘，是筹码里的负值。而对于心如赤子的人，皱纹不过是纪年工具，他们不再有少年的无所适从和青年的碌碌浮躁，正在度过逐渐完善自身的、最好的年华。
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
大学时有个很优秀的姑娘，玲珑可爱，多才多艺，冰雪聪明，我见犹怜。我跟她并不熟，但知道系里一个男生喜欢她，追她，以至于她保研后他也不找工作了，一心复习，要考到她的学校去做她的学弟。因为不熟，我猜想这样完美的姑娘是很有理由骄傲的，所以才一直没见她恋爱，追她的她一个也不理。
毕业前听一个同学转述她的事——原来她喜欢一个男生，而那个男生心有所属。为了搪塞她，他给她的理由是：我不喜欢你，因为你不够优秀。那个同学说：“她保了研，拿了一等奖学金，毕业论文是优秀……可是她再努力又有什么用呢？他就是不喜欢她，他有喜欢的人了。”
昨天一个朋友很out地刚刚看完《奋斗》，表示不能理解向南为什么不要那么好的遥遥。向南离开的时候泪流满面，遥遥也泪流满面。遥遥说：“你知道什么叫大方吗？你知道什么叫对你好吗？你知道什么叫正室范儿吗？……”向南哭得没了人模样，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蛮不讲理的、会在婚姻登记处不顾形象大哭大闹的杨晓芸。
我认识一个姐姐，工程师，32岁，一个人在北京，混得很好，有车有房，人很豁达幽默，也高挑漂亮。她说她最怕逢年过节回家，要被家里人挟去相亲，且相亲对象没一个靠谱的。一次吃饭，她喝了点儿酒，夸张地吼：“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们都开始给我介绍工人了！不是我瞧不起工人！！可是……啊啊啊！！！”
大家都笑，虽然想想也没什么好笑的。
前阵子一个姑娘讲给我听一个她认识的姐姐，在上海，跟男朋友在一起7年，两个人都事业有成，有头有脸。转眼女人30多岁，男人还死不结婚，这姐姐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得偿所愿。婚礼上，司仪很程式化地问新郎是怎么求婚的，新郎一脸无辜：“我没想结婚，是她非要结婚。”
当时台上台下都尴尬极了。给我讲故事的姑娘说，当时她坐在台下，想及这位姐姐平素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飒爽英姿，不由得无限感慨。
还有一个朋友的姑姑，34岁，初婚。这位姑姑是个律师，疾言厉色惯了，呵斥老公也是一瞪眼一叉腰，做狮子吼状，把新姑爷吓得噤若寒蝉。这位朋友问姑姑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最后嫁给他？他有什么不同？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眉毛一挑：“你看他像个窝囊废吧，事实上，他还真就是个窝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