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赵鸿谦也出版了《日本之电影教育》一书，该书详细列诉了日本的教育电影国策和学校教育、政府对教育电影的推进、教育电影片统计等；1936年又有宗亮东编的《教育电影概论》出版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专门论述教育电影的意义、范围、对象、设置、实施，以及教育电影的编制与展望等；1937年1月和2月上海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又分别出版了谷剑尘著的《教育电影》一书和陈友松著的《有声的教育电影》一书。前者着重论述了教育电影的意义、分类、目标，介绍各国教育电影运动概况、中国教育电影的方针和问题等；后者则主要涉及了有声教育影片的制造、视听教育行政、中小学有声电影教育的实施、大学及成人有声电影教育的实施等内容。
这些理论首先对教育电影和电影的教育作用进行了区分：“真正的教育电影，应当是指那种狭义的，即专以教育为目的而制作的电影——教育影片——不是说指一切电影的教育作用。”[32]并将教育电影定义为：“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于自身、对于世界或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改变，以合于人生的需要，或公共福利为目的的材料而用电影、电光的机械，将这些材料的形体、关系、动作或声音、颜色表现在银幕上，藉视听的官觉以灌输于民众而达到上述目的的就叫做教育电影。”[33]这一定义偏重于电影作为施教的工具这一层意思，而并未准确勾勒教育电影的范围。潘公展在《实施电影教育的途径》一文中，则对教育电影的界定给出了较为准确的说明，他指出：“一切电影都具有教育的作用，所以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电影”，而“从狭义方面说，‘电影的教育’与‘教育的电影’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前者泛言一切的电影的教育作用，而后者却不过是‘作为教育用具的一种电影’；就效果上说，前者是广遍而后者则是限于局部的，前者可以使人自动地接受教育，而后者则近于‘灌入’式的。”
在提到教育电影分类时，教育电影大多又被分为“社会教育电影”和“学校教育电影”两大类，并指出：“社会教育电影”应包括“国民生活介绍、社会道德的鼓吹、宗教艺术的宣扬、通俗科学的传播、保健卫生的指示、机关业务的宣传”[34]；而“学校教育电影”则包括：“教材类，如：幼稚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的影片，另一类学校教育电影应为——训导类：品格训练、模范公民、礼仪作法、伟人言行等”。[35]可见，本期的教育影片出品中虽没有专门的训育片，但在对影片摄制起指导作用的理论中，训导片概念的提出应被看作是抗战时期教育电影中训育片的理论先声。通过对教育影片的分类，也可推断教育影片应包含在科教、宣传类影片的范畴之下。
教育电影的效能、实施原则也是本期理论纷纷关注的热点，不但援引世界各国教育电影的发展例子，还用大量篇幅谈到了教育电影在教育上的功能。陈有松在《有声的教育电影》一书的自序中就提出：“20世纪的教与学当用20世纪的方法与工具”，“新时代的教育机关要应付新文明的要求，传统的方法与工具，不足应付了。教育者因不满足于文字教育、书本教育，于是采用视听教育的工具。”另一位教育电影研究者陈友兰则提出：“归纳起来，可以举出三大特质：一是普遍性，即利用教育电影巡回放映，可使教育的力量，迅速地深入于各地城市乡村；二是真实性，利用电影摄制教材，一事、一物都成逼真，可以促进受教之正确的观感；三是艺术性，电影本身便是艺术，一切教材应用表演方式，可以引起受教之兴趣。因此三大特质，遂握得现代教育上的新权威。”[36]这些对于教育电影效果的论述，同时也成为国民党对教育电影业实施官营化的理论基础。
本期教育电影的发展同这些理论有着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正如潘公展提到的：“中国的电影教育运动，已经由宣传的阶段，而进入于实施的阶段，这一新的阶段是展开现代教育上的新的道路，新的手段，新的光辉”[37]。正是理论上对于教育电影的提倡，鼓舞了教育电影的实践。这段时期的理论主要关注教育电影的效果、目的论以及操作技术引进，但对于教育影片本身的关注却显然极为欠缺，表现出一种激进的功利主义色彩。总的说来，在民国教育电影的发展初期，国民党完成了基本电影机构的建立，并进行了生产、发行、放映上的实践，但官营教育电影仍处于起步阶段。它的影响远不及于本期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民营影业，直到全面抗战开始，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对教育电影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决定其在抗战甚至战后的发展方向和生存状态、电影话语秩序等。同时，随着卢沟桥头的烽烟，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也进入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抗战时期。
注释：
[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2]该段引文皆出自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源》，原载《中国影戏大观》（第一集），1927年4月上海出版。
[3]《为自制活动影片准免税呈文》，原载《商务印书馆通讯录》1919年5月号。
[4]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转引自《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5]转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3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6]以上数据引自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7]转引自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40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8]该段引文皆出自方治：《中央电影事业概况》，原载《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印，日期不详。
[9]以上引文皆转引自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32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0]该段引文皆出自方治：《中央电影事业概况》，原载《电影年鉴》，电影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印，日期不详。
[11]郭有守：《记忆中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载《电影与播音》第四卷第五期。
[12]该段引文皆出自《电影教育论》，第48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13]郭有守：《记忆中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载《电影与播音》第四卷第五期。
[14]《全国教育电影推广处推广简则》，收入徐公美编：《电影场》，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
[15]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电化教育》，第3页，重庆正中书局，1940年版。
[16]南京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电化教育》，第2页，1947年版。
[17]彭大铨编：《民众教育馆》，第1页，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
[18]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45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19]同上书，第48页。
[20]同上书，第49页。
[21]孙明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金陵大学影音事业概述》，载《电影与播音》第六卷第七、八期合刊。
[22]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52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3]同上书，第51页。
[24]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53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5]引自孙明经：《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26]赵鸿谦：《一年来江苏教育电影事业之概观》，原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特刊》，1937年版。
[27]赵鸿谦：《一年来江苏教育电影事业之概观》，原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五届年会特刊》，1937年版。
[28]转引自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第11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29]剧本《饮水卫生》，附于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正文后，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0]载《电影与播音》第二卷第七期。
[31]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44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2]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6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3]宗秉新、蒋社村编：《教育电影实施指导》，第2页，中华书局，1937年版。
[34]宗秉新、蒋社村编：《教育电影实施指导》，第15页，中华书局，1937年版。
[35]陈友松：《有声的教育电影》，第18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36]宗秉新、蒋社村编：《教育电影实施指导》，第1页，中华书局，1937年版。
[37]陈友兰编：《电影教育论》，第2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