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具有与常规电影不同的特色。首先，从电影艺术形式来看，教育电影多是以科教片、社教片为其主要的存在形态。其次，从作为社会机构的电影业角度看，教育电影除了作为普及科技文化知识的教育手段得到推行外，也担负着对社会个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从而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权力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当密切的结合及共谋关系，并且进而决定了教育影业在各阶段的发展特征。同时，除了实践活动之外，教育电影也建构了自身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民国时期教育电影的历史是此期电影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与同期其他电影样式互相影响、共同演进的同时，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社会关联和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但是，对这一电影形态历史线索的清理和对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的解说，却始终处于我们电影史研究的视阈之外，即使是在由程季华先生主编的颇为详尽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教育电影也只是以“点”的形态散见于一些章节中。除在电影史开头部分提及商务印书馆进行了教育电影的摄制以外，仅在书中第三编第六章第三节《相持阶段初期的影片创作和斗争》和第六节《在中国抗战大转变的前夜》略有提及：“另外，‘中制’从1940年起还拍摄了军事教育短片多部。”“除‘中制’、‘中电’两个制片厂已经成了四大家族的财产外，1942年和1943年，陈果夫、陈立夫又先后以‘教育部’和‘农业部’的名义，设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筹建了‘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1]。因而，纵观全书也无法找出完整的教育电影发展历史线索。在其他关于此期中国电影史的专著里，教育电影也始终是一种缺席的存在。这不能不被视作中国电影史中一个令人遗憾的缺失。本书试图对这一缺席的历史存在进行清理和发掘，从教育电影作为艺术形式、经济系统、技术系统和社会机构——这样一种多维多向多层的存在——来探索它与它所处的民国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廓清这一开放系统内部流变的诸多原因。
一、关于历史语境
考察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必须首先立足于对那一特殊时代的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状况的考察。
中国爆发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随着五四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兴起，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想在中国推行其资本主义政治构想，又背负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因而一方面急切地想从国外现代文明中拿过几样现成的具体成果，另一方面又希冀它们在中国很快收到开花结果、立竿见影的效果，表现出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对国外的先进成果、方法进行了近于贪婪的吸收和推广，其中包括将电影作为普教工具的观念。他们注意到，“在过去的欧洲各国，把电影看作教学的工具成为了一种运动，有很长的历史。”[2]当时，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用电影来推行教育，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于20世纪初成立了教育电影库；从20年代起，日本也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展了“教育电影运动”；此后，在1926年，当时世界上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77国又成立了教育电影的国际组织——“教育和教学电影的朋友”[3]。此时，美国的教育电影事业也非常发达，近万所学校配置了专门用于放映教育电影的16毫米放映机，其国内教育电影的普及和巨大功效也自然成为当时中国效仿的对象。
于是，早在电影传入中国之初，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具有启蒙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便开启了中国自摄教育影片的先河。至20年代，商业娱乐片在中国市场上如潮而兴，而此时的教育电影却被冷落于市场之外，只限于学校教育所用，如金陵大学等。及国民党结束中原大战，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于1927年迁入南京，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对中国的统一。从1927至1937年的近十年时间中，国民党日益重视将教育电影纳入官营电影业之中，开展了由国民党中央与教育部、宣传部领头的自上而下的电化教育运动，并由陈立夫、陈果夫亲自监管，将电影、广播作为重要的思想统治、经济建设的工具，从而推动了官营教育电影业的迅速建立。在其后的抗日战争中，教育电影密切配合战时需要，担负了重要的对内对外宣传、教育和交流职能，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建立了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专门制作教育电影。借此，教育电影业在40年代初进入了相对繁荣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虽然在理论上还有所总结，但随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崩溃，教育电影实践已经是强弩之末。随着1949年国民党溃退台湾，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史也告终结。
国民党在进入台湾后的最初七八年中，仍试图把教育电影作为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宣教工具来实现其政治独裁，主要借助“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等机构摄制教育片。至1954年“农教”因无法再支持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教育影片的拍摄而与“台影”合并，成立“中影”公司，走上了以摄制常规影片为主的营业道路。同时，台湾民营电影业冲破阻力开始蓬勃发展并成为台湾电影业主力军。教育电影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台湾的发展，将作为本书附录之一。
审视民国教育电影所处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到，这一样式的兴衰是与一个异常庞杂而繁复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伴随的。其间既有两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也有国际风云的汹涌际会。这些显然都对中国本期教育电影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考察同时期的中国电影状况，居于主流位置的民营商业电影的发展、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运动、国防电影运动等，都与教育电影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大张力和多层意义的互动结构。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便是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历史语境中定位自己、发展自己，形成中国电影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样的历史背景无疑赋予了教育电影以多重的功能：启蒙，救国，建设，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实现思想控制等等，同时也影响了其发展的道路和发展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