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况
自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就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国民党回到南京，一切建设成果和抗战后日伪的财产被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僚集团以“接收”为名进行重新瓜分。中国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制”、“中电”这些陪都时期的重要官营电影机构也不例外，在大规模“接收”日伪和以往民营产业的基础上，他们的规模和资产大大扩充了。在1946至1948年间，国民党官营电影机构都处在大规模的扩建时期。同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对全国的统治却随着其政权在军事上的溃败而逐渐崩溃。所以，此期官营电影出品不多，大多数影片为盈利性质的商业故事片。而国民党官办教育电影业则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怨沸腾，以及战场惨败而走向衰落。40年代成为了以上海的昆仑、文华、国泰等民营制片厂的出品为主的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上海也再次成为中国商业电影的中心。此期解放区的人民电影事业开始飞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在制片方面却有所萎缩，多沿用美、英、加拿大使馆的外国教育影片来开展放映；在放映与发行方面，本期的教育电影放映地区有所扩大；而本期教育电影最大的成就则主要体现在对于历年来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各方面实践的理论总结上。
第二节 关于电影业
一、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
在1945年8月31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又在同年9月20日由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布的《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厂、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1]。据此，国民党将全国电影业划分为上海、南京、北平、广州四个接收区，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为主进行接收。而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在国民党还都南京之初，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发展势头。
本期整个中国的电影制作基地的分布和主要负责人在当时的《雨后影业》[2]一文中详细地被介绍出来。具体内容如下：
上海：中央电影摄影场 主持人：罗学濂
中电一厂 主持人：裘逸伟 新闻纪录片为主
中电二厂 主持人：徐苏灵
上海电影实验工厂 主持人：费穆
国泰影业公司 主持人：柳中浩
华光影片公司 主持人：韩兰根
南京：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 主持人：罗静予 兴建厂房，定购器材在途中
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 主持人：俞松筠 筹备布置中，已定购大批器材
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 主持人：李清涑 兴建厂房，筹办复工中。
香港：大中华电影企业公司 主持人：蒋伯英
南洋公司 主持人：邵醉翁
四达公司
国家公司
北平：中电三厂 主持人：徐昂千
长春：长春电影制片厂 主持人：金山
台湾：台湾电影摄制场 主持人：白克
从上文可见，当时的中国电影业似乎形成了一种百废待兴，将要蓬勃发展的局面。上海、南京、北平等几个关键的政治经济中心的电影业，已经被国民党所控制。商业电影的发展从30年代的上海主要集中到了香港地区。台湾的电影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国民党的官营教育电影业来说，南京则在此更为明确地成为其中心。
其中，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接收中获利最大，接收了3个最重要的日伪电影机构——上海“华影”、北平“华北电影公司”与长春“满映”。据估计，其接收资产价值超过当时法币100亿元。迁沪后的“中电”仍由罗学濂任总场场长，同时成立了三个电影制片厂。一、二厂设于上海，厂长分别为裘逸苇和徐苏灵，三厂设在北平，厂长徐昂千。3个厂共有6座摄影棚，一共出品了38部故事片，成为国民党官办的最为庞大的电影机构。“中电”的各厂大体也有所分工。其中，一厂以新闻纪录片和教育片为主，拍成了《军友乐》、《领袖万岁》、《国民大会》、《祀孔》等教育专题片。二、三厂则以生产故事片为主，前者出品故事片17部，后者拍故事片达14部。
同时，“中制”此时被更名为“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并接收了南京的日伪产业，还分得上海伪“华影”的部分产业，厂长为罗静予，副厂长王瑞麟，厂址设于南京。在美国顾问贾德汉德指导下，拟建成拍摄故事影片与军教影片的基地。但三年间，全厂仅拍成《万象回春》、《挤》等两部故事片。1948年，“中制”还成立了专门的教育影片馆，相关情况为：“已蓄有科学教育影片五百九十二种，学术机关如需作教材参考可供借映。晚近世界各国利用电影实施科学技术教育，已极有成效：我国方面，自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抗战期间由罗静予先生在美与美方合作之下，连续译就美方军教影片二百余部，先在印缅战区作教材，后更分发全国各军中放映队使用。复经罗氏在美申请英文版多份，已先后运达，现中制特成立影片馆，已蓄有影片五百九十二种，计十六毫米英文版一百九十八种，十六毫米中文版四十二种，三十五毫米英文版九十七种，静映卷片英文版四十五种，又向美国大英百科影片公司等处定购之英文版十六毫米基本科学教育影片二百一十种。此项影片包括航空学，航海学，潜水训练，工厂管理，车床使用，新兵训练，造船技术，技工训练，医药，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以及战斗研究等。各片已由国防部第五厅召集有关机构，分别审定，每日放映八小时，经时月余，业已整理完毕。俾充国防科学教育补外，各学术机关于教授指定科目时，亦可借映唯以每片现仅有原版一份，在复制原料供应未解决及中文版本未出品前，借映次数不得不有一定之限制云。”[3]
“中教”自从抗战胜利并于1946年前往南京后，仍继续从事教育电影的生产，但是因“厂屋未完成以及经济、人手的困难亦未能完全工作，录音及摄影方面仍部分委托中电办理”[4]，出品不多。到1948年为止，只有《台湾》、《国大》、《嘉兴蚕丝合作》、《浙江事业合作》、《合作事业在上海》等寥寥几部片子。1947年，“中教”还组织人员去拍摄台湾工业：“‘中教’前派往台湾之摄影师及罗敬浩二君，最近返京，此次彼等留台四月，完成纪录片《台湾工业》、《台湾风光》等几十部，对于台湾之政治，经济，山川形成，风土人情，均有系统化之介绍。”[5]关于“中教”本期实际的教育电影拍摄情况，则可从以下两篇文章中探知：
《中国乐器》的编写及其他[6]
吴钟镇
踏进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不足四十八小时，便受命编写一部介绍中国乐器的片子。这在我——一个对音乐和电影全是门外汉的人，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重负。然而，为了我对于电影和音乐一向十分爱好，同时国乐之走上银幕似乎还没有见到过，因此，我以音乐的爱好者，摄影厂的学徒和电影观众的身份，怀着欢心与畏惧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个任务。
首先我考虑到这部片子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自然，使本国人和外国人知道所谓：国乐乐器都是有些什么东西？国乐乐器的形式如何？历史如何？音色如何？音域如何？演奏时又如何？应该是最重要的。其中并介绍新的国乐乐曲及其演奏的情形，供观众欣赏。根据上述的主旨，开始搜集资料的工作。承国立音乐院杨荫浏教授抱病将有关现代国乐乐器的各种资料编写起来，使国乐乐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又承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组长甘涛先生的协助，使搜集资料的工作顺利完成。只是在古代乐器部分，难得找到合宜的材料，仅仅有一本李漫生先生编写的大成乐乐器考略可供参考，所以在这一方面只有从略了。
把素材加以编排是比较容易的事，然而却须顾及到：不失主旨；易为观众了解；使观众有所得；拍摄技术方面没有困难；经费足够应付不需要过多——或者干脆不要演员；以及谁来演奏这些乐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便不太容易了。幸而承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国乐管弦乐团答应合作，因此，在编排方面，方便多了。我们决定首先由乐队的演奏开始，进而到乐器的介绍，最后用一串风景，来介绍并解释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关于介绍乐器的一部分里，先粗略的介绍古代的国乐乐器，其次是现代的国乐乐器；击乐器、管乐器、弹弦乐器和擦弦乐器。其间，加入有：乐器的独奏、如：笙、新笛、古琴、筝、琵琶、二胡等等，以及锣鼓合奏、管弦乐、弹弦乐器、擦弦乐器的四重奏。最后一段乐曲的介绍，多少是受了外国音乐片的影响。在中国，这似乎还是一个尝试，虽然也许会有问题，但这正可以作为此后的借鉴。
现在应该谈一谈经费了。本片除了所需的负片、正片，以及声带片不计外，其他凡关于拍摄这部片子一切费用，全部是三亿四千万元，这还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想尽了各种方法筹措来的。三亿四，似乎不算太少，然而在目前物价高涨的情形下，三亿四，等于战前法币六十元，或七担多米，要拍一部一千二百英尺的片子，未免太少了，然而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想做工作，必需能够做无米之炊的。幸喜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各位不辞劳苦，通力合作，以及本片工作同仁的苦干。
剧本通过了，经费也算有了着落，在技术方面，我们因为没有同时拍摄同时录音的机器。因此，我们研究到先拍摄还是先录音的问题。为了要顾及到乐曲的完整，以乐为主，我们决定先录音。然后再把声音放出来，让乐队同仁，一面听，一面演奏，这次单摄影，这样他们的表情可以好些。
录音的那天正是南京开始大热的第一天。工作从下午三时到八时半，毫不休息的做去，结果是三十个人像洗了一个汗水浴，这也充分证明先录音的必要，假如同时摄录，大家必须穿得整整齐齐在录音室，大汗如雨，那种狼狈的情形收入镜头才大煞风景呢。这次完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两个大合奏、四个四重奏和六支独奏曲。又经过洗印部门的同仁漏夜工作，复印出来，声音大致满意，目前专候摄影了。
我深深感觉到，我未免过于大胆，而且冒昧。这一部片子也未免太难产。在工作的途程中，困难重重。比如说：经费少使我们不敢放手去做，居然还有比我这电影观众更外行的人，认为这些钱未免太浪费了。真叫人惊讶的目瞪口呆。不但此也，设备也够叫人伤透脑筋，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容下廿多人演奏的录音室，因此录音机不得不搬来搬去；到中央电台去工作。我们没有内场景，摄影工作准备在玄湖音乐台进行。因此光线必须靠太阳。太阳过大，不能拍，太阳过小又不能拍，阴天下雨，更不能拍，有时候太阳很好，一切都布置妥适，刚要拍摄，忽然一块黑云，于是又需停拍。同时我们自己的发电设备都还没有运到，若干技术设施不得不因陋就简了。
除了这一部片子以国乐为主外，我们准备把别的片子也用国乐配音。拿这一点作为本厂出品的一个特点。同时这种办法使中国唯一的一个国乐队多一个表现的方式，也许可促进国人对国乐的进一步的认识。国乐以外，本厂也极愿把其他的事业加以介绍。使中国人民对中国事更了解，使国界友谊更增进。
卫生教育片《阳光与健康》拍摄前后[7]
金尧城
一、但愿明天好太阳
中华教育制片厂胜利复员回来，已经两年了。两年来，忙于建厂以及内部设备的充实，直到最近才正式开始计划拍片工作。虽说与其他机关团体合作拍片，自复员迄今，从未间断过。如《国民大会》、《七届全国运动会》以及《台湾工业》等纪实片的完成。
蒋星德编导的卫生教育片《阳光与健康》（以下简称《阳》片），决定开拍日期以来，说来真怪，天就没有好过。不是阴天，就是下雨。因为是本厂复员回来第一次正式拍片，所以全厂上下都异常担心它的工作进展情形。遭遇到如此不如意的天气，大家见了面，总不免为天气不好而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阳光，就没有健康”说到后来，只好把希望放到明天，但愿明天健康阳光以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