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溃逃至台湾。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进入其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台湾时期。杜云之在其所编著的《中国电影史》一书中，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电影情况作了介绍：“中国电影的制片公司、厂棚设备、生产器材和电影创作与技术人员，多留在大陆未及撤退，使影业失去百分之八十的生产设备和专业人员。余下的百分之十五在香港，百分之五在台湾。今后要依靠这少数的设备和人员，艰苦地重建自由影业。”[1]
在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的第二年，即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职视事”。自复职后，他一面加强对台湾的特务统治，另一方面亲自主持整顿国民党，在文艺界开始了“自我检讨改进”运动。到1950年，张道藩主持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成立，掀起反共文艺思潮，电影受到重视，蒋经国亲任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董事长。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成为国民党在台湾初期为稳固其统治而开展起来最主要的电影事业，它在台湾的主要发展时间为五年。此期间，“中制”、“台制”、“农教”成为台湾三大教育电影的制作机构。
台湾时期，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制片业三大机构的雏形形成于1948年。台中成立了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制片厂，除了拍摄各类教育影片以外，还拍摄反共抗俄剧情片；在台湾北投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中制”前身，专门拍摄军事教育新闻片；“台制”则隶属台湾国民党省新闻处，拍摄新闻及教育短片。至国民政府溃逃至台湾并开始置办教育电影业并开始设置教育电影是在1951年，农教公司拍摄了台湾时期的第一部社教电影《春满人间》来宣传国民政府到台湾开展的“三七五”减租运动对农民生活的改善。此后的六七年间，台湾的民营电影生产因政府严密的审查制度、行政干预，以及社会环境的动荡而无从开展。于是“农教”、“台制”、“中制”这三家官营电影制作机构成为台湾教育电影制作的主力军。此外，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教育部”本身也继续从事教育短片的生产。
“农教”前身虽然成立于1943年抗战时期的重庆，抗战胜利后也和“中教”一样迁到了南京，但在民国时期，“农教”因各种原因，几乎没有生产教育电影。在南京时，“农教”的制片厂设于南京太平门。1948年冬，一切建筑设备就绪时，国民党南京政权却即将覆灭。1949年，南京政府将从外国购买的价值200万美元的各种器材，直接从美国运到台湾，在台中市忠孝路13号重新建厂，在台北设办事处，从事拍片工作。此时，“农教”由蒋经国亲任董事长。“农教”成为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最大的制片机构。1951至1954年，“农教”生产的教育电影有《军中芳草》、《美丽宝岛》、《佳禾生春》、《宝岛大动脉》、《畜牧生产在台湾》、《你家有个贼》、《中国新工业》、《台糖生产》、《监狱新生活》、《耕者有其田》、《司法行政监狱》等。此外，“农教”还代国民党历史编撰委员会拍摄各种史料，制成教育影片。1954年9月，“农教”、“台影”合并成立了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公司董事长由“台影”原董事长戴安国出任，李叶达任总经理，营业部由黄天桢任经理。在1954年继续拍出十余部社教短片。但此后，“中影”逐渐走上了以拍娱乐商业片的营业路线。
除了“农教”外，“中制”在台湾也参与摄制了一批教育电影片。“中制”从大陆迁至台湾后，于195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划归“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指挥。由于蒋经国执掌“农教”，只要有一点拍故事片的“肥缺”，都派给“农教”，“中制”只能拍康乐片、新闻片、教育片。此时，“中制”的实力比之于抗战的武汉、重庆两个时期大大削弱了。并于1951年改组，同年9月在台北复兴冈建厂。1950至1954年，“中制”总共拍新闻片71部，纪录片22部，军教片28部。其中有《青天白日满地红》、《胜利之光》等。
作为台湾当地设立的制片机构，台湾电影制片厂在此期也是重要的教育电影摄制机构。此时，“台制”隶属于国民党新闻处，除拍摄故事片外，本期还摄有20余部社教片如，《环境卫生》、《山地歌舞》、《公共秩序》、《公证结婚》、《闹酒者戒》、《改善民俗》、《行的安全》、《好主妇》、《时间节约》、《大家动手一齐来》、《用电安全》、《如何打电话》、《保护养女》、《卫生之道》等。不同于“中制”和“农教”那些弥漫着国民党官方政治色彩的社教片和军教片，这些教育片多是介绍科普知识、交通安全、养女等社会问题的科教片，除此以外，还介绍了一些台湾少数民族的歌舞、风俗习惯等。
此时，台湾当局教育部本身也拍摄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短片。教育部管辖的社会教育司设有电化教育组。电化教育组平时主要负责放映教育影片，管理有关教育电影的事宜，偶尔也拍些宣传教育政策的片子，一年拍一两套。本期这种16毫米的教育短片拍了六七套。电化教育组在1948至1949年间曾拍了一部关于耕耘机使用的片子叫《机耕好》，拍得较长，有一个小时。1953年曾拍摄《公路总局》一片，讲解遵守交通秩序和公共秩序。除了自制一定数量的教育影片外，台湾新闻宣传教育机构也与美、日、法、韩国、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各国交换国际版新闻片，还输入了不少外国摄制的教育电影。
在设置教育电影制片机构的同时，台湾当局还设置了教育电影的放映机构。1950年，“农教”便成立了四个农村巡回放映队，备有大小影片600余部，其中大多数仍是由美国输入的科教片，介绍农业、卫生知识。这些电影队主要分赴乡村放映教育电影等。其余制片厂所拍摄的教育电影可交由教育部电化教育组放映，也可交由台湾省教育厅、社教馆、省级各单位各级学校放映，或由宣传车队巡回到农村、山地、渔村放映。
由于台湾占绝大多数的原住居民有着自己独特的方言和文化艺术，国民党当局所拍摄的教育影片和故事片并未发动起这部分观众。而此时，台湾的民营公司纷纷以影片发行起家，逐渐有了一定的实力。1955年起随着台湾私营电影公司之一的华兴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闽南语商业片《薛平贵与王宝钏》第一集，在台湾各地影院上映了24天，相当卖座。此后，1955到1957年形成闽南语片的第一次高峰期就拍摄了近200部，这是国民党官营影业所无法企及的。而同时，台湾的民营制片业勃兴，最终取代了官营影业的地位，也宣告了国民党官营教育电影业的终结。
注释：[1]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