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写汉武帝时代的时候，出场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我们后人读史书，不应该单单读史料，同时也要分析史家对史实取舍时的缘由，毕竟所有的史书在当年都是被当作史学著作来创作的，史家们可从来没说他们只是在记载史料，要是纯粹汇编史料，就该把杂七杂八都呈现出来。
由此反观《资治通鉴》的写法，毫无疑问，司马光敢于把董仲舒的事迹放在武帝朝的开篇来写，就说明在司马光看来，董仲舒这位儒生对汉武帝时代有着非凡的影响。尽管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本身存在着争议，但事实上，儒学确实是随着武帝朝的到来而在西汉政坛上异军突起。
这就注定了儒学将在不久的将来和黄老之术干上一仗。
硝烟悄悄扩散于窦猗房和刘彻祖孙二人的代沟之中。
窦猗房和窦氏家族的人无疑都是黄老之术的狂热崇拜者，景帝年间，“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然而，窦猗房崇拜的不仅仅是黄老之术，还有权力。
刘彻登基的时候老太太眼睛虽然早瞎了，精力却还充足得很，手中牢牢攥着权柄，死活不肯撒手。而很不巧的是，此时的刘彻刚好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正是青春期，充满着狂热与躁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彻执掌了天下最高等的权力，这无疑刺激了他的欲望，让他的内心躁动，头脑癫狂。他需要掌握一种控制他人思想的武器，让天下人和他一起癫狂起来。
很显然，黄老之术并不是那个顺手的武器。
黄老之术之所以能登台献唱于西汉初年，主要是因为汉初凋敝的时局。黄老之术的主要特点是“平”，让社会不经波澜，自由、平稳地恢复和发展，这样“与民休息”的做法适合于“灾后重建”。但是反过来讲，这种执政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上升的空间。“重建”之后要“更上一层楼”，这“上楼”的动力不是黄老之术能提供的。
汉武帝的时代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不是发展民生，而是要满足帝国统治阶层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野心。
贫乏的黄老治国之术不能开疆扩土，不能威震四海，不能换到西域宝马，那还要它做什么呢？汉武帝这样想。
黄老之术真的毫无用处、毫无功绩吗？
其实不然。
马勇先生在其《汉代春秋学研究》一书中总结了黄老之术对汉初社会的三点贡献：
第一，令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推动了先秦以来，大的几派思想学说的自由发展。
黄老之术贡献斐然，特别是在带动社会生产和推进思想发展的层面上，其成就远超秦朝。然而这些贡献在刘彻眼中却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被刘彻选为他反抗窦猗房的武器。
老人家总是不识趣地喜欢守旧，在武帝初年，窦猗房一直用力压制着自己那个不怎么听话的小孙子刘彻。
窦猗房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权力欲；她觉得孙子年纪还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
窦猗房的悲剧在于，她不知道什么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对于刘彻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许只是稀松平常，然而皇权却给予了刘彻狂妄与野心，在他看来，这种管教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压制，至高无上的皇权被窦猗房践踏得分文不值，这让少年刘彻感到愤怒无比，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
冲突是窦家人自己先点燃的。刘彻的舅舅田蚡拉来了窦家外戚、当时任丞相的窦婴，二人一起举荐了儒生赵绾和王臧，让他们分别担任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此二人不负田、窦所托，推行礼制，改换朝服，还要建造明堂。
窦婴尚儒，他虽然是窦家的外戚，但却一直同窦猗房说不到一块儿去，此时儒学和黄老之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正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窦婴投靠儒学阵营对黄老学派而言打击很大。
赵绾和王臧要建明堂，就必须找个宿儒来给他们当参谋，他们请来了他们的老师——研究《诗经》的专家、荀子的徒孙、楚元王刘交的同窗、师承浮丘伯的大儒申公。
申公资历深厚，学问渊博，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加盟到刘彻的阵营之中，影响力自然非凡。
刘彻即位之初广招贤才，当时丞相卫绾就向刘彻建议说：“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
刘彻批复：“奏可。”
话都已经挑明了，研究申韩黄老之术的人不要，像袁盎、贾谊那样身上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纵横家风范的人不要。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要的就是积极入世，能够服务于专制君王的儒生。
刘彻第一次企图用儒学取代黄老之术在西汉政坛上的地位，然而这次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年轻的刘彻和他的下僚们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居然提出要强行剥夺窦猗房对朝廷政局的干预权。老太太当然不干，随便找人弄了些有关赵绾和王臧的黑材料摔到孙子案前，你看着办吧。
刘彻到底年轻，老太太一下子就把他给镇住了，刘彻下令废除建造明堂的决定，废止了所有关于弘扬儒学的工作，把赵绾和王臧下了大狱。二人最终自杀，老头申公也被送回了山东老家。
这一幕在未来还将于清末上演，光绪朝的百日维新与此如出一辙，也是因为血气方刚的维新党人要剥夺慈禧的权力，最终才走向了覆灭。历史惊人的相似。
而慈禧显然比窦猗房幸运，她和叛逆的光绪帝最终是一前一后魂归西天的，光绪帝没有机会在她死后报复她了，而窦猗房却没这样的好运——不论一个人多么强势，她总还是熬不过时间。
世界上有些纷争就是这样，本质上都是在“拼命”，结果并不取决于谁战胜了谁，而取决于谁先熬死了谁。胜利属于笑到最后的一方，而非立场正义的一方。刘彻还年轻，而窦猗房早已半只脚跨进阴间了。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窦猗房一死，刘彻登时来了劲儿，第二年就改元元光，向天下郡国广征孝廉，然后立即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从此儒学兴盛，黄老没落。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坊间常有人讲，中国的思想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彻底从多元走向了单一，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并延续了两千多年。
且不论“正统思想”这个词应该如何进行明确的定义、“儒家思想”在日后有没有经历过变化，单就一个民族数千年文化、思想传统的养成这一点而言，它肯定不是单一个体、单一时期能够造就的。从表面上看，秦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像先秦诸子一般的人物，但从本质上讲，那是因为“子部”所承载的历史作用逐渐被“集部”取代。秦汉以后确实没见过太多《某某子》这样的书出名，有倒是有，但影响力比不上同类书在先秦时代那样了，但《某某集》却是越来越多，而且影响力越发广泛。
所以，如果单纯地将子部的衰微、诸子的隐没归结于刘彻一人的“独尊儒术”，这显然有失公允。
话说回来，仅就窦猗房之死而言，这标志着黄老之术对汉朝政局的影响力彻底消失，而刘彻表章六经则是从执政理念上对文景两朝进行了“大清洗”。尽管后来名臣汲黯也主张以道家思想治国，但他的主张似乎并没能从根本上影响到刘彻的执政。
刘彻尊儒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儒学的热爱，选择这种做法的动机其实特别单纯。
从一方面而言，这就是内心畸形、变态的刘彻出于一种渴望报复的心理，为了叛逆祖母而用此做法否定窦猗房定下的一切规矩，在这个老人的精神躯体上大肆鞭挞。
尽管窦猗房也并不是至真至善之人，但刘彻的做法怎么说都不地道。
从另一方面而言，尊儒还是刘彻为其专制统治寻找的新的思想支持，希望以此巩固自身统治，加强皇权。
刘彻为了他自己的功名，而要将文景之治的光辉形象彻底打倒。
然而历史是无法涂抹干净的，通过笔者在全书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文景之治进行了中国皇权时代唯一的，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体指导思想的政治实践。尽管这一时期在统治阶层内部，政治斗争依旧是残酷黑暗的，但丝毫不能否认，这次政治尝试推动了中国帝制的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景之治就像一阵秋风，温暖中夹杂着政治斗争传递出的阴冷的气息，然而它依然值得后人怀念，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别的时期、别的盛世吹来的风往往更为阴寒刺骨，所有盛世的虚像背后，大多都掩藏着无比丑陋的现实。文景时代遮掩得最少，因为这个时期本身的阴暗就相对较少，黄老之术在用它那种平稳柔和的气息压制着这个时代的戾气……直到刘彻将这个井盖掀开，帝国机器才疯狂地开始运转。
那个相对温和开明、信奉黄老之术的文景之治已经过早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悲哉！
大事年表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
楚人陈胜在大泽乡起义，自称“张楚王”。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
魏国反秦武装的首领魏咎兵败被杀，他的弟弟魏豹继任为魏王。
公元前206年，汉元年
十月，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公元前205年，汉二年
魏豹投降刘邦，刘邦率领五十六万大军进军彭城，在彭城被项羽带领三万士兵击败。战败后刘邦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
公元前204年，汉三年
魏豹和御史大夫周苛、将军枞公同守荥阳，周、枞二人杀魏豹，原为魏豹姬妾的薄姬被分配到了织室工作。
公元前202年，汉五年
二月三日，五十四岁的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
同年，刘恒出生，赵王张耳病逝，张耳子张敖为赵王。
公元前201年，汉六年
十二月，刘邦封了十位开国功臣为列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