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间马已经套好，我们便登车向花园驶去。傍晚静谧、温暖而近乎溽热，天空浓云汹涌聚集，像是快来暴风雨了。我们在干燥的沙石路上来回漫步，歌德静静地走在我身边，看样子正思绪万千，心潮澎湃。我呢趁机聆听从伊尔姆河对岸传来的山雀和画眉的啼叫；为迎接正在形成的暴风雨，鸟儿们蹲在还未长叶子的树梢放声歌唱。
歌德纵目环顾四周，一会儿仰望空中的乌云，一会儿扫视路旁草地上的灌木和树篱，但见无处不弥漫着绿意。
“这样的黄昏预示着会有一场温暖的暴雨，”歌德说，“万木复苏、繁花似锦的春天再次降临啦。”
这时候已经乌云密布，并听见了隆隆的雷声，也开始打起雨点来了，歌德觉得还是回城里去好些。在他府邸前下车的时候，他讲：
“今晚上你要是没有别的安排，那就请一块儿进去再待上个把小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泽尔特的信还躺在桌子上。歌德说：
“奇怪，真叫奇怪，对于公众舆论人们太容易盲从啦！我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对民众犯下过什么样的罪孽，可人家称我不是民众的朋友，而且永远也变不了啦。我当然不是那些革命的暴民的朋友，他们四出抢掠烧杀，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只顾追逐最卑劣的私利。我不是这种人的朋友，正如我也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任何的暴力颠覆，因为破坏的和赢得的一样多。我既恨那些这么干的人，也恨那些造成这么干的根源的人。可是，我因此就不是民众的朋友了么？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难道不都跟我想法一样么？
“你知道，任何前景光明的改良，都令我欢欣鼓舞。相反，如我已经说过，任何的暴力，任何的冒进，都让我在灵魂深处产生反感，原因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我是植物的朋友，我爱玫瑰花，认为它是咱们德国自然界所能生长的最完美的花卉；可是我也不会因此变得痴傻，竟要求我的花园现在，还在四月末，就开放出玫瑰花来。我已经满意，只要现在能发现头几片绿叶，能看见枝条上的叶片一周一周地多起来。我感到高兴，在五月里能看见了花蕾；我深感幸福，玫瑰花终于在六月盛开，向我充分展示出它的鲜艳，送来了它扑鼻的香味。可要是有谁不能等待时令的到来，那他只好去温室喽。
“还有人说什么，我是公侯的仆从，我是君王的奴隶。好像这么讲有什么意义似的！—— 难道我效力的是一位暴君？是一位独裁者？—— 难道我服务的是一个只知道搜刮民财来供自己荒淫享乐的统治者？—— 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时代，赞美上帝，早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和大公爵同心同德，我与他一起努力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可是，如果我准备讲，我知道有那么一天公爵不曾考虑做点什么为他的领地造福的事，或者对改善每一个臣民的处境有益的事，那我必定是在撒谎。—— 身为一个邦国的国君，他为自己谋取到的除了重负和辛劳，还有什么哟！—— 他的住宅，他的衣着，他比一位殷实市民略微丰盛的餐桌吗？—— 咱们只须去到我国的一些滨海城市，就会在一位体面的商人家里，发现人家的厨房和酒窖要比他府中的更好。
“今年秋天，”歌德继续说，“我们要庆祝公爵执政五十周年。可我仔细想想，他的所谓执政，除了坚持不懈地为国效力，还有什么啊？完全是为实现伟大的目标效力，为民众谋福利效力！—— 设若我不得不当一名国君的奴仆，那至少我仍感到欣慰，因为我为他当奴仆的那位国君，他本身也不过是大众利益的一位奴仆。”
1825年5月1日，星期一
（票房收入与演出质量；希腊悲剧何以衰落）
在歌德家吃饭。可以设想，修改剧院建设规划，将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话题。我担心这极其出乎意料的举措，会深深伤害歌德。谁知一点儿影子也没有！我发现他和颜悦色，兴致好得不能再好，绝对没有任何小心眼儿的痕迹。他道：
“人们极力从经费预算和改变规划可以大大节省开支入手说服公爵，他们成功了。这我完全无所谓。一座新剧院归根结底永远不过是一堆新木柴，或迟或早一不留神又将付之一炬。我以此自慰。至于多一点，少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根本不值一谈。你们无论如何会有一座过得去的剧院，即使它不完全符合我的愿望和想象。你们会去看戏，我也会去看戏，临了将会万事大吉。
“公爵对我发表了他的意见，”歌德继续讲，“认为一座剧院根本无须是一件建筑艺术的杰作；整个而言，他这意见自然没啥可反对的。他还讲，始终不过是一幢以挣钱为目的的房子嘛。乍听起来，这话有点金钱第一；但仔细想想，却也不缺少高尚的一面。须知一家剧院不只是要他掏钱，也可以替他省钱、赚钱，这一来所有事情都非做得极其出色不可。上边必须有最好的领导，演员必须绝对的一流，始终必须上演优秀的剧目，以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达到使剧院每晚都满座的目的。这可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说清楚了几乎说不清楚的问题。”
“大公爵靠剧院赚钱的意见看来非常实际啊，”我接过话头，“它逼着大家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想法也如此，”歌德接着说，“他俩也首先用他们的剧院赚钱。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使一切始终保持最佳水准，并且还与时俱进，给传统的好东西不断加进一些精彩的、有吸引力的新东西。《伪君子》遭禁演，对莫里哀是个沉重打击 —— 但不仅是对于剧作家莫里哀，对于剧院经理莫里哀也一样，他必须考虑一个大剧团的出路，必须看看到哪儿去为自己以及自己领导的演职员弄面包吃。
“对于一座剧院的兴衰，”歌德继续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它的领导层生活无忧无虑，票房收入是多是少对他们个人毫无影响，一年中他们因票房减少的收入到年终反正有其他来源补偿。人性如此，只要不受利益驱使，就容易松懈下来。现在尽管还不能要求像魏玛这样一座小城的剧院自给自足，不需要每年再从公爵的国库领取补贴。但是一切都得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限度；每年多赚或者少赚几千塔勒尔，绝非等闲小事，特别是因为收入减少和经营变差自然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失去的不光是钱，同时还有声誉。
“我要是大公爵，等将来调整监管人的时候，就会一劳永逸地给每年的补贴规定一个数目；我会从最近十年的补贴算出一个平均数，然后再略略加以减少，得出一个足以像样地维持运转的钱数。剧院经理必须用这笔钱进行经营。—— 然后我再前进一步，说：经理和他的导演们如果领导得力，经营有术，到年终票房有了盈余，那这多出来的银子就用于给经理、导演和工作表现最优异的台柱子们发奖金。到那时你看看，人们将怎样干劲十足，剧院将怎样摆脱已逐渐陷入的瞌睡状态。”
“我们的剧院管理条例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惩罚规定，”歌德继续说，“却缺少了一条，就是没有对成绩优异者的鼓励和奖赏。这是一个大缺陷。因为既然我每出一点错都担心可能扣工资，那么如果我干得超过了对我的预期，就必定也希望获得奖励。要是人人都做得比要求和希望的更多，那剧院自然会兴旺。”
……
天气晴好，我们在花园里来回漫步；随后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背对着一道新叶繁密的宽厚树篱。我们谈尤利西斯的弓弩，谈《荷马史诗》的英雄们，谈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最后谈起了那个广泛流传的说法：古希腊戏剧的衰亡，都怪欧里庇得斯。歌德压根儿不赞成这种观点。
“一般地讲，”歌德说，“我不认为一种艺术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走向衰败。必定是有许许多多因素在一起起了作用，而这些因素却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不可能因为欧里庇得斯而衰落，就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衰落，不可能归咎于某个与菲底阿斯同时、但却逊色一些的大雕塑家。因为真正伟大的时代，总是从善如流，不懈追求；相形见绌的东西产生不了影响。
“欧里庇得斯的时代，是何等伟大的时代啊！那时的文艺趣味，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雕塑艺术尚未达到它的顶峰，绘画艺术才刚刚萌芽。
“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即使有很大缺点，但这并不等于说，后来的作家们都必定模仿这些缺点，并因此而完蛋了。反之，它们要是有很大的优点，某些优点甚至超过了索福克勒斯，那么，后来的剧作家为什么不学习这些优点，或者为什么不至少变得跟欧里庇得斯本人一样伟大呢！
“事实是在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之后，的确没有出现同样伟大的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悲剧家；这，自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却不妨作出自己的种种揣测，这样也可以得到近乎于实际的解答。
“人呐，是一种简单的存在。不管它看上去多么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深不可测，他生存状态的圆环却很快都会跑完。
“如果当时的情况像我们今天可怜的德国人这样，莱辛写了两三部过得去的剧本，我写了三四部，席勒写了五六部，那么，给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悲剧作家也许还留下了用武之地。
“希腊人呢情况两样，三大悲剧家那么高产，每一位都写了一百或将近一百部作品，《荷马史诗》和希腊英雄传说里的悲剧题材已被处理过三四次了；面对着如此丰富的遗产，我说不难揣想，素材和情节已经渐渐用完用尽，一个紧接在三大悲剧家之后出世的剧作家，真会走投无路哩。
“再说，归根结底，还写作什么！—— 难道一段时间不是已经足够了嘛！难道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不都是意蕴深刻、艺术精湛的杰作，可以让人看了又看，而不容将其庸俗化从而夺取其艺术生命吗？—— 是啊，就连传承给我们的这少量残篇断简，气势也如此宏伟，意义也如此巨大，我们可怜的欧洲人已钻研、利用它们几个世纪，并将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继续钻研，从中获取养料。”
1825年5月12日，星期四
（谈莫里哀等先驱和席勒等同辈对他的影响）
歌德极为兴奋地谈起了米南德。
“继索福克勒斯之后，”他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剧作家像他那样为我所热爱了。他极其纯粹、高尚、伟大和欢快，他的幼芽不可企及。他留给我们的如此之少，实在令人遗憾；不过即使这很少的一点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可以让有才能的人们从中学到很多很多。
“关键总在于我们学习的人必须符合我们的资质天性，”歌德继续说，“例如卡尔德隆吧，尽管他非常伟大，尽管我极为赞赏他，他却对我毫无影响，不管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对于席勒，卡尔德隆却挺危险，他会把席勒领上歧途，因此非常幸运，他是在席勒逝世以后才在德国得到普遍认可。卡尔德隆在技巧和戏剧效果方面无比伟大，席勒却立意更加雄健、庄严、宏大，因此，席勒如果削弱了这些优点却又达不到卡尔德隆在另一方面的高度，那就十分可惜了。”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
“莫里哀实在伟大，你每读他一次都会重新感到惊讶。他独具风格，喜剧作品近乎于悲剧，写得来机智圆熟，没谁有勇气步其后尘。他的《悭吝人》让贪欲彻底排挤掉了父子之情，尤其杰出而具有高度的悲剧性。倘使该剧的德文改编本把亲生儿子变成了一位亲戚，那就弄巧成拙，不会有更多的价值。人们害怕直视罪孽的本来面目；可改了结果怎样，难道有什么比不可容忍的罪孽更富于悲剧效果吗？
“我每年都要重温几部莫里哀的剧作，就像我不时地取出以意大利大师为蓝本的铜刻版画来观赏一样。要知道我们是些小人物，没有能耐把这些作品的伟大精神铭刻于心，必须时不时地回过头去更新自己心中的印象。
“人们总在讲原创性，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而且不断影响，直至生命结束。说到底吧，除了精力、体力和意愿，究竟有什么我们能称做是自己的东西呢！要是我能一一道出我从伟大的先行者和同代人身上得到的一切，那剩下的真就不多了。
“当然，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正好是怎样一位伟人产生影响，就决非无关紧要的啦。
“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比我年长，前两位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后一位影响了我的老年，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再有，席勒比我年轻许多，当我已开始厌倦尘世他正好意气风发；同样，洪堡兄弟和施勒格尔兄弟都是在我目睹下登上了文坛， 这些对我也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由此我获得了说不完的好处。”
说完伟大人物对他自己的影响，又谈他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提到比尔格尔，说他让我感到奇怪，好似一位纯粹的天才，全然没有一点受过歌德影响的迹象。
“作为天才，”歌德说，“比尔格尔显然与我有着亲缘关系，不过他的伦理修养之树却扎根于别样的土壤，与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每个人怎样开始自己的修养，就会怎样继续向上发展。一个在三十岁时写出《施尼普斯夫人》这样一首诗的男子，必然走一条与我不一样的路。他也以他的才能赢得了读者，满足了读者，因此也没有理由改弦易辙，去借鉴一位原本跟自己关系不大的同道的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