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事无常这个话题，我们心绪挺好地说笑了几句，随后又拿起库德莱的草图，欣赏他用英国铅笔画下的细腻而有力的线条；它们像是对主人百般顺从，把他的想法不差分毫地在纸上表现出来了。
由此又把话题引向了素描；歌德给我看一位意大利大师的杰作，题材是小耶稣在神庙里被一群学者围在中间。他在旁边摆了一幅按照这素描完成的铜版画，结果一对照观察便发现许多差异，而且无不说明原来的素描更加高明。
“最近一段时间我挺走运，”歌德说，“很便宜地买到了许多著名大师的素描。这样的画作价值难以估量，不只因为它们表现出了艺术家纯粹的精神追求，还因为它们把我们直接带进了艺术家进行创作那一时刻的氛围情绪。神庙里的小耶稣这幅素描，它所有的线条都表现出艺术家心灵的极端宁静、坚定、欢快、明朗，我观赏着这幅画，同样健康有益的情绪便会潜入我们心中。再者，造型艺术有一个大优点，乃是纯客观性的，既能够吸引我们，又不使我们的感情过分激动。这样一幅作品立在我们眼前，它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发出坚定鲜明的声音。一首诗则相反，它给人的印象要模糊得多，激起的情感因人而异，随听者气质和禀赋的变化而变化。”
“最近几天我读了一本不错的英国小说，”我接过话头，“斯莫莱特的《罗德里克·兰登》给人的印象近乎于一幅出色的素描画。直截了当地描述，毫无一点多愁善感的痕迹，真实生活原原本本地显现在你面前，常常令人十分反感和厌恶，但整体始终给人明朗的感觉，因为是彻头彻尾的现实。”
“我常听见人夸奖《罗德里克·兰登》，”歌德说，“也相信你对它的评价；不过我从来没读过这本小说。你知道约翰逊的《阿比西尼亚拉塞拉斯王子传》吗？你不妨也读一读，然后告诉我你对它的看法。”
我答应照办。然后告诉歌德：“读拜伦爵士的作品，我也经常发现有这种直截了当的描述，让我们面对事物本身而不挑动我们内心的情感，就像一位大师画的素描。特别是《唐璜》，这样的地方很多。”
“是的，”歌德说，“在这点上拜伦爵士很伟大；他描述事物犹如信手拈来，却又真实到极点。《唐璜》我知道不多；可记住了他别的一些诗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特别是描写大海的片断，蔚蓝色的茫茫远方一叶帆影时隐时现，实在是太美了，叫读者仿佛自己也漂浮在海上。”
“在他的《唐璜》里边，”我说，“我特别欣赏他对伦敦的描写，笔调轻松的不多几行诗，伦敦城恍然间便活现在我眼前。他压根儿没有为什么有诗意什么没诗意伤透脑筋，而是遇见什么就抓住什么，就描写什么，不怕是理发铺窗口边上鬈曲蓬松的假发套，不怕是正在给路灯上油的工人，见到啥就写啥。”
“我们德国的美学家经常谈论题材有诗意和没诗意，”歌德说，“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尽管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归根到底，只要诗人自己能正确处理，就没有任何现实的题材不富有诗意。”
“完全正确！”我应道，“我希望，这一观点能成为大家的座右铭。”
随后谈到拜伦的诗剧《福斯卡里父子》，我认为，拜伦塑造了一些十分杰出的女性。
“他塑造的女性确实不错，”歌德说，“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她们也是唯一剩下来供我们灌注自己理想的容器。对男人已经一筹莫展；在阿喀琉斯这位最勇敢的战士和尤利西斯这位最聪明的智者身上，荷马已经穷尽男人的所有优秀品格。”
“另外，”我接着说，“《福斯卡里父子》自始至终都有酷刑的描写，颇有些令人恐怖，真难理解为了写这部诗剧，拜伦的内心竟能长时间忍受这样的折磨。”
“这完全是拜伦的气质使然，”歌德道，“他一直有自虐倾向，因此特别爱写这类题材，你看看他所有的作品吧，几乎没有一部内容是轻松愉快的。不过《福斯卡里父子》的艺术手法同样值得称赞，是不是？”
“非常出色喽，”我回答；“一字一句都铿锵有力，都意味深长，都直奔主题，正如迄今为止，我在拜伦的诗里还未发现过一行败笔。我总是仿佛觉得看见他正从海浪中冲出来，那么神清气爽，那么充满原始的创造力。”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说，“情况正是如此。”
“读他越多，我越钦佩他的伟大天才，”我继续说，“您做得很对，在《海伦》那一幕为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
“除了拜伦，”歌德说，“我再找不到其他任何人来作近代文学的代表啦；他毫无疑问应被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再说哩，拜伦既非古典，也非浪漫，而就像是眼前的今日本身。我必需的正是这样一个诗人。还有他永不满足的天性和导致他在密梭隆基毁灭的好斗倾向， 也完全符合我的需要。写一篇论文来纪念拜伦既不可取也不痛快；相反，时不时地对他表示一下敬意，在这里那里顺便提一提他，这样的做法我今后也不会放弃。”
既然已经提到《海伦》，歌德索性就继续谈下去。他说：
“我原本设想的结尾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设计，其中有一个已经很不错；只是现在我不想再泄露给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便有了拜伦爵士和密梭隆基，于是其他所有设想都放弃了。你肯定发觉了吧，合唱队在唱挽歌时完全变了调；在此以前是彻底的古典风格，或者说从不隐讳自己的女性气质，一到挽歌却突然严肃、深沉起来了，所唱的内容更是她们从来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
“不错，”我回答，“我是发觉了；不过，自从我观赏了鲁本斯有双重阴影的风景画，自从我脑子里形成了虚构这个概念，对这类的手法就不再感到困惑了。这样的小矛盾既然能提高审美效果，就没什么好挑剔的。挽歌照样得唱；既然没有别的合唱队，就只好由姑娘们唱啦。”
“任随德国的评论家们发些什么令我惊讶的高论吧，”歌德笑道，“我怀疑他们有足够的自由精神和勇气，能对此忽略不计。理性之于法国人犹如路上的绊脚石；他们想不到幻想自有其规律，这些规律不可能也不应该受到理性的干预。即使通过幻想产生的事物在理性眼里永远都成问题，幻想也不必太当回事。这就是诗歌有别于散文的地方；散文总是由理性当家，也乐意和应该让理性当家。”
我庆幸能聆听这至理之言，并把它铭记在心。随后我起身告辞，因为已快晚上十点。我们促膝交谈一直没点蜡烛，夏夜的明月越过北边的埃特尔斯山，给我们送来了亮光。
1827年7月9日，星期一晚上
（法国人的婉转优雅和歌德的自由观）
我去歌德家，发现他正一个人在观赏以施托士收藏室的藏品做母本的石膏复制品。他告诉我：
“柏林的人很友好，把他们的全部收藏寄来给我观赏。这些漂亮东西我大部分都见过，不过这儿的却按照温克尔曼确定的顺序编排得有条不紊，很便于观察和学习；同时我还使用他写的说明，一当最近没有把握，就参考他的意见。”
我俩没谈多久，缪勒首相就走进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们讲了一些报纸新闻，提到动物园有一个看守，这老兄想吃狮子肉就把一头狮子杀了，然后给自己煮了一大块精肉。
“我真奇怪，”歌德听了说，“他怎么不杀一只猴子，猴子肉看上去可要细嫩可口得多。”
我们谈论野兽形象的丑陋，认为越是像人的动物，样子看上去越令人心里不舒服。
“我不理解，”缪勒首相说，“国君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动物在他们身边，不，也许甚至喜欢它们呐。”
“国君们叫那些讨厌的人折腾够了，”歌德说，“所以拿那些讨厌的动物来调剂一下心情，以毒攻毒呗。我们其他人理所当然地讨厌猴子和鹦鹉的叫声，因为我们看见它们待在了原本不该它们待的地方。设若我们骑着大象走在棕榈树下，在那样的情境中，我们就会觉得猴子和鹦鹉的存在理所当然，是的，也许甚至还会觉得它们模样逗人喜爱哩。可我已经说过了，国君们有理由以毒攻毒，用更讨厌的东西驱逐讨厌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首诗，”我接过话头，“您本人也可能已经不记得了：
人们要是愿意变成野兽，
那就尽管把畜生领进门，
野兽慢慢不再令人讨厌，
咱们毕竟都是亚当子孙。”
歌德听得笑了，说：
“是的，确实是这样。一种粗鄙只能用另一种更加厉害的粗鄙驱赶走。我回忆起了早年的一段往事，那时候在贵族中确实还不时能碰见几个粗野得够戗的人，记得在一次优雅的聚会上，一位富有的贵族竟当着女士们的面满嘴脏话，搞得不能不听他大放厥词的同席宾客很不舒服，很是恼火。对他这种人好言相劝不起任何作用。于是坐在对面的一位先生采取了相反的手段，也放开嗓门儿吼了他一声粗话，把大家包括那个粗鲁家伙全都吓了一跳，他感觉给憋了气儿，从此没再开口。席间的谈话转而为优雅愉快，令在座诸君无不高兴；大伙儿心里明白，全靠那位行事果断的先生勇敢地扭转了局面，因此暗暗对他感激不尽。”
大伙儿拿这好笑的逸事开心了一阵子，然后缪勒首相就谈起巴黎的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争斗来。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背诵出了一篇强有力的演说——一位勇敢无畏的民主党人在法庭上面对政府部长们为自己做的辩护。我们抓住机会，再一次对首相惊人的记忆力表示钦佩。歌德和缪勒首相就上述事件，特别是对限制新闻自由的立法问题，交谈和争论了很久。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在争论过程中，歌德始终表现得像一位温文尔雅的贵族，他的朋友则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民众一边。
“我压根儿不替法国人担心，”歌德说，“他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精神决不可能再被压制。带限制性的法律只会起好作用，何况限制又不涉及任何根本性的东西，而只针对某些个人。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限制却会迫使反对派变得聪明起来，这可太好啦。要是谁绝对正确，那他直率而粗鲁地发表意见尚可原谅。然而一派并非绝对正确，因为只是一派嘛，那么采用法国人历来擅长的婉转方式便更好些。我对自己的用人直截了当地讲：‘汉斯，帮我把靴子脱了！’他想得通。可要是面对一位朋友，我希望他帮我办这件事，我就不能这么直通通地讲出来，而必须以婉转而友善的方式打动他，使他心甘情愿替我效这个劳。强制能振奋精神，归根到底，我已说过了，对自由的限制我看甚至还可取哩。法国民族一直享有聪明机智的美誉，也配继续被视为这样一个民族。咱们德国人却有意见都喜欢直通通地讲出来，在婉转优雅方面还欠火候喽。
“巴黎的那些党派也许会比现在更伟大，”歌德继续说，“如果它们更加自由和自由主义一些，彼此之间更加尊重一些。他们有比英国人更高的世界历史眼光；英国人的议会只为对立的党派提供角力场，结果它们相互削弱，个别人纵有真知灼见也难成气候，肯宁这位伟大政治家所遭遇的刁难掣肘就是显著的例子。”
我们起身告辞，歌德却精神抖擞，谈兴不减，于是站着继续聊了一会儿。然后他才亲切地送别我们，我呢则陪着首相返回他的府邸。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我们边走边聊，谈了许多歌德的事情。我们特别津津乐道他那句“不着边际地反对一切，将乏味而无意义”。
1827年7月15日，星期日
（曼佐尼、卡莱尔、福凯和世界文学）
今晚八点去见歌德，发现他刚从花园别墅回来。他一见我就嚷道：
“你快瞧瞧，那儿摆着什么！一部三卷本的小说，而且是谁写的？曼佐尼！”
我翻阅这些装帧精美的书，读了里边给歌德题的词。我说：
“曼佐尼很勤奋啊。”
“是的，是挺勤奋，”歌德应道。
“对曼佐尼我一无所知，”我说，“只是最近再读了一次他写给拿破仑的颂歌的翻译，对它高度赞赏。每一节都是一幅画！”
“你说得对，”歌德接过话头，“颂歌真是精彩。可你发现德国有谁评价过它吗？简直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然而它却是同类题材的诗歌中最好的一首。”
歌德继续读英国报纸，我刚才进屋时把他给打断了。我拿起一卷卡莱尔翻译的德国小说集，而且刚好是选收有穆塞乌斯和福凯作品的那卷。这位通晓德国文学的英国人，他总是亲笔替自己的译作撰写序言，介绍作家的生平，批评作家的创作。我读他替福凯写的译序，很高兴地发现他写的福凯生平既富有见地又相当深刻，批评的立足点则表现出对这位广受爱戴的作家高度理解，以及对其文学贡献细致而冷静的洞察。这位聪明的英国人一会儿把咱们的福凯比作一位歌手的嗓音，说他尽管音域不宽只能唱几个音，但这不多的几个音却至纯至美。随后为了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卡莱尔又从教会找来比喻，说福凯在文学教会中尽管不占有大主教或其他高级教士的位置，只满足于当一名乡村神甫，但是虽说职位不高，他却表现优异。
在我读卡莱尔的这篇译序的时候，歌德自己退进他在后面的房间去了。他派用人来邀请我跟着也过去一下，我照办了。
“来我这儿坐一会儿，”他说，“咱们再谈一谈。这里也刚收到一部索福克勒斯的翻译，读起来挺好，看样子是很不错的；我想拿它跟索尔格的译文对照一下。喏，你对卡莱尔有什么说的？”
我告诉他我读了卡莱尔写福凯的那篇文章。
“是不是非常棒？”歌德问。
“是的，海峡那边也有一些了解和重视咱们的聪明人。”
“还有，”歌德继续说，“在其他专业里咱们德国人也有不少大家。我在《柏林年鉴》读到一篇某位历史学家关于施罗塞的评论，写得好极了。作者署名亨利希·勒奥，对他我一点没听说过，咱们必须打听出来。他站得比法国人还高，以历史的眼光看这就了不起。法国人过分执著于现实，有碍脑子进行思维；这位德国人呢在驰骋思想方面却全然无所拘束。对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他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人们总是对贵族制和民主制喋喋不休，其实是蛮简单：年轻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或者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民主主义者；可当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获得了财富，那我们就不只希望确保这财产的安全，而且还希望我们的儿子孙子同样能安享我们这奋斗的成果。因此到了晚年，我们毫无例外都变成了贵族世袭制度的拥护者，尽管年轻的时候我们曾倾心于别的制度。勒奥的这一说法可谓真知灼见。
“在美学领域，我们的情形无疑最差劲儿不过；我们可以长久地等待，总会等到一个像卡莱尔那样的人。不过好在眼下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之间交往密切，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这就是世界文学带来的一大好处，这样的好处将越来越明显。卡莱尔写过一本席勒传，从总体上高度评价了席勒，相反却很难有一个德国人会给席勒这样的评价。另一方面，我们则对莎士比亚和拜伦了如指掌，也许比英国人自己更懂得珍视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