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很快在米兰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歌德说，“谁知印了那么多，没过多久便一本都看不见啦。原来有位主教大人在背后捣鬼，下令各个教区的教士把所有的书买了个一干二净。我并不因此恼火，相反倒为这位聪明的主教感到高兴，他马上就认定《少年维特的烦恼》对于天主教徒是本坏书；而且我还不能不称赞他：他当即采取果断措施，不声不响地来了个斩草除根。”
1829年4月5日，星期日
（歌德朗诵自己的诗歌）
歌德告诉我，吃饭之前他驱车去了美景宫，为的是见识见识库德莱新修好的楼梯。他觉得新楼梯很漂亮。他还告诉我，他想带我去看那儿新运到的一大块木化石。
“这种成了化石的树干，”他说，“在纬度51度下面围着地球整整绕了一圈，一直绕到美洲，就像地球的腰带。实在令人惊异不止。真不知道地球最初是个什么状况；因此也就难怪封·布赫先生为了传播自己那些假说而要对世人大搬教条。他确实是无知，可也没有谁比他知道得更多；所以到头来传播什么学术都一样，只要有一点点理性的影子就成。”
歌德转达泽尔特对我的问候，使我很高兴。随后我们谈他的意大利之行，他说他在从意大利寄回来的信里发现了一首诗，想给我看看。他请我把放在我对面台子上的一包书信递给他。我给了他纸包，里面全是他从意大利发回来的信；他找出那首诗来念道：
邱彼得，放荡、固执的男孩！
你求我让你在我家待几小时，
却几天几夜赖着再不肯离开！
而且还喧宾夺主，颐指气使。
我被你赶下自己开阔的卧榻，
坐在泥地上一夜夜忍受煎熬。
你一个劲儿往炉子里加木柴，
耗尽穷光蛋冬天的所有储备。
你把我的家什弄得乱七八糟，
想找什么我准会变成瞎子、疯子；
你整天价胡闹腾，我怕我的灵魂
会给吓出窍，会逃离我的躯体。
我挺喜欢这首诗，觉得它十分新颖。
“你对它不应该陌生，”歌德说，“因为《克劳迪娜·封·韦拉·贝拉》里有这首歌，卢甘提诺唱的。只不过我把它分解出来了，好叫人读出更多的意味，然而没有谁真正明白到底讲的什么。不过我觉得这样很好。既道出了真情，又富有寓意；典型的阿那克瑞翁的诗风。这首诗以及我歌剧里其他类似的诗歌，原本都应该收进我的诗集里，以便作曲家有一个总的了解。”
我很赞赏他这个想法，记了下来准备随后照办。
歌德的朗诵异常精彩——精彩得叫我再也没法忘记，他自己也好像把这首诗铭刻在了脑海里。诗的最后两句，也就是：
你整天价胡闹腾，我怕我的灵魂
会给吓出窍，会逃离我的躯体。
被他轻声重复念叨，像在梦中似的。
随后他对我讲了一本新出版的《拿破仑传》，作者是拿破仑青年时代的熟人，因此书中披露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情况。他说：
“这本书写得很理智，没有掺杂个人情感；可是你可以看出来，只要作者有勇气讲真话，真实的东西具有何等巨大的力量。”
歌德还提到了一位年轻德国剧作家写的悲剧。他说：
“这是一部病态的作品；有些部分无须渲染却渲染过度，有些部分需要笔墨又笔墨干涩。主题思想不错，很不错，但却见不到我所期待的场面；相反，另外一些我不想见的场面，又得到了不厌其烦的精心描绘。我想，这就是病态，或者你更愿意根据我们时髦的理论也称之为浪漫的。”
我们继续愉快地促膝交谈了一会儿，最后歌德招待我吃了蜂蜜，临别时还拿了一些枣子让我带回家。
1829年4月6日，星期一
（名声并非微不足道；拿破仑何以受拥戴；德国人的个人自由观念）
歌德交给我一封埃贡·艾伯特的信。席间我读了它，并因此感到快乐。我们说了许多称赞艾伯特和波希米亚的话，并怀念了曹伯尔教授。
“波希米亚是个特别的地方，”歌德说，“我经常喜欢待在那里。那儿文学家的素养里还包含某些纯净的成分，这在咱们北德已经开始变得稀罕了；这里每一个无赖都在写作，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基础和高尚趣旨。”
歌德随后谈起埃贡·艾伯特最近的一首叙事诗；诗里写的是波希米亚还由妇女执掌统治权的过去，也即相传产生了亚马孙族女豪杰的那个时代。
这段谈话引出了另外一位写叙事诗的诗人。这个诗人据说为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报刊的好评，不惜花了许多的力气。
“这样的评论也确实这儿那儿地出现了，”歌德说。“可是一等后来《哈勒文学报》说了实话，道出了他那首诗的真正价值，其他报刊的溢美之词统统不起作用了。谁现在弄虚作假马上会被揭露，已不再是可以愚弄和误导广大读者的时代。”
“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对区区名声孜孜以求，”我说，“以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小伙子，”歌德回答，“名声可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啊。拿破仑为追求大名声，不是差点儿打碎半个世界吗？”
谈话出现了小小的间歇。随后歌德对我谈起一本写拿破仑的新书，他说：
“真实的力量是巨大的，一切由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诗人之手加之于拿破仑的美化和妄想，在此书可怕的真实面前统统烟消云散；可是英雄本身并未因此变得渺小，相反随着真实的增加而越发伟大。”
“拿破仑必定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我说，“因此见到他的人才会立刻投奔他，追随他，甘愿接受他的指挥。”
“他这个人当然出类拔萃，”歌德应道，“不过关键还在于，人们都确信在他的麾下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人们投奔拿破仑，就像投奔每一个能让他们产生同样信心的人。例如演员们投奔一位新的导演，就因为相信他能指导他们演一些好角色。这是个永远在重演的古老童话，人性生就如此。没有谁自愿为别人效力；可一当他知道为你效力也有益于自己，他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拿破仑对人有充分的认识，善于利用人的弱点。”
话题转向泽尔特，歌德说：
“你知道，泽尔特获得了普鲁士勋章。喏，现在他缺的可就是族徽啦！不过他已经有了一大群子女，完全有望繁衍出一个世代兴旺的大家族。因此他必须有一个族徽，以便奠定荣誉的基石。我也一时兴起，想替他设计一个。我写信告诉了他，他挺满意；只是他希望设计有一匹马。好吧，我回答，我就给你一匹马，不过是长翅膀的马。你转过身去，你背后摆着一张纸，纸上就是我用铅笔绘的草图。”
我拿起纸来看设计图。族徽给人以气派而庄严的印象，我不能不称赞他的创意。族徽下部是一排城墙的雉堞，暗示泽尔特早年是一名能干的泥瓦匠。一匹振翅的飞马从墙后腾空而起，向更高处翱翔，表明泽尔特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天才。族徽上部悬着一张七弦琴，琴的上方则有一颗象征艺术的明星闪耀，告诉世人，歌德的这位杰出朋友生逢其时，有着众多优越的条件，因而能名闻遐迩。族徽底下，则挂着普鲁士国王为表彰其丰功伟绩而授予泽尔特的 那枚勋章。
“我已让法希乌斯刻制成铜板，”歌德说，“会印一张出来送给你。这不挺好嘛，替自己的一位朋友设计族徽，就等于给他加封了贵族头衔！”
对这奇思妙想我们很是高兴，歌德立刻派人去法希乌斯那里取印刷件。
我们还在桌旁坐了一会儿，吃着美味的糕饼，饮了几杯陈年葡萄酒。歌德嘴里模糊不清地哼哼着什么。我又想起昨天他朗诵的诗，不觉念出声来：
你把我的家什弄得乱七八糟，
想找什么我准会变成瞎子、疯子；
“我忘不了这首诗，”我说，“它太别致啦，绝妙地表现了爱情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混乱。”
“它让我们面对着一种迷茫状态。”歌德说。
“它给我的印象如同一幅油画，”我说，“一幅尼德兰油画。”
“是有点儿《好丈夫和好妻子》的味道。”歌德说。
“我正想这么讲，”我接过话头，“因为我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幅苏格兰油画，奥斯塔德这件作品历历如在眼前。”
“不过奇怪的是两首诗都画不出来，”歌德说，“它们给人的印象犹如一幅画，能引起人类似于观画的情绪，可真画出来了却根本不像样子。”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讲，“说明诗歌不管多么接近绘画，但仍旧离不开自己的领地。这样的诗歌我再喜欢不过，它们既富有形象，又令人感动。可您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感觉，我几乎想不通；这首诗就像来自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
“我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歌德说，“也讲不清楚怎么写成了它；我们经常遇见这样的情况。”
“这首诗还有一点特别，”我说，“就是我常常觉得它像押了韵似的，实际却没押韵。怎么会这样呢？”
“原因在节奏，”歌德回答，“每一行诗都有一个引导音节，然后就以扬抑格的格律向前推进，临近结尾却窜进来一个扬抑格，这就造成了特殊效果，产生了一种哀怨的味道。”说着歌德便抓起铅笔，进行了如下的音节划分：
∨ － ∨ － ∨ － ∨ － ∨ ∨ － ∨
Von | meinem | breiten | Lager | bin ich ver | trieben.
我 被你 赶下 自己 开阔的 卧榻
我们讨论了一般的节奏问题，一致认为这类事情没法子考虑。歌德说：
“节奏产生于诗的情绪，无意识地。谁在写一首诗的时候刻意思考节奏，那他多半疯了，不会写出任何像样的东西。”
我等着取族徽拓印件回来，歌德便又谈起萨维尼， 说：
“我在继续读他的历史讲义，它们写得很是不错。今年的部分追溯到了公元八世纪。他的观点深邃、透辟，我还没见过哪个历史学家超过了他。有些人们想不到的事物，在他看来极为重要，因为是重大事件的根源。例如某些宗教观念的时兴对历史的影响，还有原罪说、恩典说、行善说等等赋予某些时代这样那样的特征，他都为我们追根溯源，详加论证。还有至今仍活着的罗马法，它尽管像一只潜入水里的鸭子时不时地不见了踪影，可却从未消失，总会活泼泼地再冒出来；我们看见他对罗马法也处理得很好，而且顺便还给了我们杰出的萨维尼充分的肯定。
“基佐论及古代高卢人受其他民族影响时有关德国人的论述， 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日耳曼人带给了我们个人自由的观念，’他说，‘这种观念首先为该民族所拥有。’这不是很对吗？他不是讲得完全正确？这种观念不是直到今天还在我们中间起作用吗？宗教改革来源于此，大学生们在瓦特堡谋反闹事也来源此，聪明和愚蠢有同样的根源。还有咱们文学的五彩斑斓，咱们诗人一个个热衷独创，是人都以为必须独辟蹊径，恰似学者们也喜欢各立门户，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唯以自我为中心 —— 一切一切，盖源于此。相反，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团结得多，也惯于互相照顾。他们的穿着和举止即显示出某些一致性，生怕因标新立异而引人注目甚或招人耻笑。德国人却谁都各行其是，只顾满足自己，不问他人有何感觉，因为正如基佐正确指出的，人人头脑中都装着个人自由的观念；由这种观念，我刚才说了，既衍生出许多好思想，也滋长了许多怪德性。”
1829年4月7日，星期二
（拿破仑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拿破仑与《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走进歌德的房间，发现他正和宫廷顾问迈耶尔尔坐在桌旁；迈耶尔尔前一阵身体不好，看见他已经康复，我很高兴。他俩在谈论艺术品，谈到了皮尔花了四千英镑买到一幅克劳德·洛兰的油画，迈耶尔尔因此对皮尔特别有好感。报纸到了，我们分了分，然后边读报边等上汤。
马上提起了时下的热门话题爱尔兰解放运动。歌德说：
“对于我们而言，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在于暴露出了一些谁也想不到的情况，没有这个契机，恐怕永远也不会谈到那些事情。爱尔兰的实际情况我们可并非真正清楚，事情太复杂啦。不过也看得出来，这个国家所受的苦难无药可治，即便是解放运动也没法除去它的病根。在此之前，不幸的是爱尔兰得独自承受自己的苦难，可现在呢，不幸的是英格兰也给拖了进来。事情就这样。而天主教徒呢根本就不可信。显而易见，面对着五百万天主教徒的权力优势，两百万新教徒迄今的处境又多么糟糕，举个例子吧，四周都是天主教邻居包围着，可怜的新教佃农就不会不受刁难、压榨、欺凌。天主教徒内部也处不好，可一当要对付一名新教徒，他们又会立刻抱成了一团。他们就像一群野狗，本来还在相互撕咬，可一旦出现一个牧羊人，它们立刻会团结起来，对他发动集体攻击。”
话题从爱尔兰解放转到了土耳其战争。大家感到不解，俄国人以其优势兵力，竟在去年的战役中止步不前。
“问题在物资不足，”歌德说，“所以便对一个个人抱有过高的期望，尽管俄国人表现出色，勇于牺牲，结果在总体上还是于事无补。”
“还有那也真是个该诅咒的地方，”迈耶尔尔接过话头。“就说古时候吧，任何从多瑙河向北方山区挺进的敌人，到了这个地区都总有仗打，都总会遭遇顽强的抵抗，而且都几乎走不进去。俄国人哪怕只能保持靠海一侧的畅通，也可以从海路获得给养啊！”
“但愿如此，”歌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讲：“我正在读《拿破仑远征埃及记》，是每天陪伴在这位英雄身边的布里安写的， 许多事情都褪去了冒险猎奇色彩，以赤裸裸的真相庄严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可以发现，拿破仑之所以远征埃及，仅仅是因为当时在法国无所作为，而要想登上王座，就只有完成这一划时代的讨伐。一开始他犹豫不决，不知该干什么；他视察了大西洋沿岸的所有法国港口，了解战船的状况，想弄清楚有没有远征英国的可能性。可他发现征讨英国不行，于是才下决心远征埃及。”
“我不能不佩服拿破仑，”我说，“那么年纪轻轻，就能把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干得如此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好像在此之前已有过多年实践和历练一样。”
“小伙子，”歌德应道，“这就是伟大天才的禀赋啊。拿破仑摆布世界就像胡美尔弹他的钢琴； 两样都令我们惊讶，这一个和另一个同样叫我们莫名其妙，但却又都是事实，都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们眼前。拿破仑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个样子。战前也罢，战后也罢，胜利也罢，失败也罢，他永远坚定不移，永远头脑清醒，永远当机立断。他永远如鱼得水，能应付任何的情势和环境，就像胡美尔既能演奏慢板也能演奏快板，既可弹高音部也可弹低音部。凡是真正的天才总会表现为得心应手，应付自如，在和平的艺术和战争艺术里一个样，在钢琴背后和大炮背后一个样。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歌德继续说，“关于他的埃及远征编造了许多神话。尽管证实了少数，许多却完全无法证实，多数都不是那个样子。
“例如说他下令枪杀了八百土耳其俘虏，是真实的；不过看来开了很长的军事会议，在考虑过所有情况之后仍无其他办法，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了这个决定。
“讲他钻到了金字塔里面则是瞎话。他只是好端端地站在塔外，让人给他描述了在地底下看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