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又谈《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他说碰见了一些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情况。他也没料到，题材铺的面竟这么开，这么散。他讲：
“现在写了一半多一点儿，可我想控制住自己，希望复活节之前全部完成。在此之前一个字也不再让你看到，可一当完成就全部给你，让你带回家去静静审阅。如果你现在已编到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卷，那咱们复活节就可以寄出最后一批稿子，那真是太好啦，咱们夏天便可以腾出手来干点大事。我将继续写《浮士德》，争取啃掉第四幕这块硬骨头。”
我听了很高兴，向他保证，我这方面将给予权利。
随后歌德派他的用人去打听老公爵夫人的情况；她病得很严重，看样子令他非常担心。他说：
“她不该再去看假面游行，然而王侯们都习惯了自行其是，所以宫里和大夫们的抗议和反对统统没有用。她要拿反抗拿破仑的同样意志力去抗拒自己衰弱的身体，瞧着吧，她也快了，跟她的儿子卡尔大公一样，脑子还完全清楚、管用，身体却已不再听使唤。”
歌德看上去忧心忡忡，好一会儿一言不发。不过很快我们又谈起愉快的事情来，他告诉我他读了一本书，一本哈德孙·罗写的替拿破仑辩护的书。他说：
“书中有些极为珍贵的片段，只有在身边耳闻目睹他言行的人才写得出来。你知道，拿破仑总习惯穿一套深绿色的制服。年深日久，日晒雨淋，这套制服终于完全不成样子，必须换一套新的了。拿破仑希望仍旧要同样的深绿色，可是在厄尔巴岛却没有这种现成衣料；尽管也找到一块绿呢子，然而绿得不够纯粹，绿里泛黄。要让这位世界的主宰穿上这种颜色的服装，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别的法子，只好让人把他那套旧军服翻个面儿，马马虎虎穿在身上。
“你有什么话说？完全是个悲剧？看见这位王中之王最后落到这步田地，看到他不得不穿翻过面儿的制服，是不是令人无限感慨？只不过呢，想想此人曾用脚肆意践踏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幸福，最后落得这个下场，也是命该如此，也是报应，而且还算非常温和的报应；拿破仑毕竟是位大英雄喽，复仇女神娜梅西丝也不得不表现温柔一点，给人留点面子。拿破仑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凡事都不能走极端，不能为实现一个理想牺牲一切，否则就太危险了。”
我们还谈了一些有关的事情，接下来我便上剧院观看《塞维拉之星》的演出。
1830年2月14日，星期日
（歌德对老公爵夫人逝世的反应）
今天中午应邀去歌德家用膳，途中听到了老公爵夫人刚刚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对年届高龄的歌德将是何等的打击啊！我忐忑不安地跨进了歌德家的大门。用人们告诉我，歌德的儿媳刚上他那儿去，向他报告那个噩耗。五十多年了呀，我对自己说，他跟老公爵夫人关系亲密，受到她特别的爱护与恩宠，她的死必定令他深感痛惜。如此想着走进他的房间，谁知眼前的景象令我大为意外：只见他精神健旺，心情愉快，正跟自己的儿媳和孙儿坐在餐桌旁喝汤哩，看上去就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我们继续高高兴兴地聊一些无所谓的事情。这当儿城里突然丧钟齐鸣；小歌德夫人连忙对我使个眼色，我俩立刻提高了嗓门，为了不让那钟声搅扰和震撼他的内心，因为我们以为，他的感觉和我们一样。谁知他的感觉才跟我们不一样啊，在他内心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坐在我们面前，仿佛一位全然不为尘世苦乐所动的神灵。佛格尔宫廷顾问随着通报走进房来，坐到我们桌旁，详细给我们报告了老公爵夫人辞世的情形，歌德冷静地听着，丝毫未改迄今表现出的泰然自若的神情。佛格尔告辞走了。我们继续享用自己的午餐和谈话。也谈了不少《混沌》的情况，歌德对其上一期刊载的《关于娱乐的思考》大为赞赏，认为写得极好。小歌德夫人带着儿子上楼去了，我跟歌德单独待下来。他给我讲《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说每天都有进展，自己也没料到有些精彩的片段那么的成功。然后他给我看一封今天收到的巴伐利亚国王来信，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这信。
信的每一行都表现出国王高尚的思想情操；国王始终对歌德平等相待，似乎在他特别受用。宫廷顾问索罗到访，与我们坐在了一起。他带来了大公爵对歌德的慰问，进一步稳定了歌德宁静开朗的情绪。他继续进行谈话，提到了法国著名的交际花尼侬·德·朗克罗，说这位大美人儿十六岁时濒临死亡，还为安慰周围的人镇静异常地讲了下面的话：“怎么办呢？我留下来的尽是些会死的人！”事实上她却活了下来，甚至活到了九十岁高龄；而在此之前，一直到八十岁，她还有数以百计的爱慕者因她而感到幸福，也因她而忍受绝望。
随后歌德谈到葛齐和他在威尼斯的剧院，说在那里即兴表演的演员们所得到的只是些题目。葛齐认为，总共只存在三十六种悲剧性的情景；席勒则相信要多一些，只是他一次也没成功地找出来过，就算仅仅三十六种。
接着又谈了德籍法国作家格林的一些趣事，谈了他的气质和性格，以及他对纸币的极端不信任。
1830年2月17日，星期三
（布景和服装的颜色配合；来自生活不等于照搬生活）
我们讨论戏剧演出，具体讲讨论布景和服装的颜色。结论如下：一般说来，布景的色调应该有利于衬托出前边的服装的颜色，像伯特尔的布景都或多或少地偏向棕色，就总能使服装的颜色鲜明地显现出来。可要是一位布景设计家不得不偏离这一如此有利的不确定色，有必要表现例如一间红色或者绿色的屋子，或者一顶白色的帐篷，或者一座绿色的花园，那么演员就得聪明地避免穿同样色彩的服装。一个穿着红制服、绿裤子的演员走进红色的房间，他的上半身便消失了，观众只看得见他的两条腿；他要保持同样的着装进入一座绿色的花园，他便没有腿了，上身却格外显眼起来。一次我就见过一位演员穿着白色的上衣，深色的裤子，他在白色的帐篷里完全不见了上身，在深色的背景前完全没有了双腿。
“即使布景设计师不得不画一间红色或者绿色的房间，或者绿色的花园，”歌德补充说，“那他也该把这些颜色调得浅一些淡一些，以便前边的任何服装都能显现出来，产生应有的效果。”
我们谈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歌德叫我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阿喀琉斯有一段时间无所作为，目的就是让别的英雄有机会露面，有机会慢慢显身手。
谈到他的《亲和力》，歌德说这部小说中没有一笔不来自生活，也没有一笔完全照搬生活。塞森海姆的故事也是如此。
饭后检阅尼德兰画派的一个画夹。其中一幅码头即景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画面一侧是一些工人在饮水，另外一侧的工人则在一只木桶上掷骰子；为了不损伤艺术效果，画家便避免照搬现实。木桶的盖子获得了主要的光线；从工人们的举动看出，骰子已经掷下去，可是在木桶盖上却未见画出来，原因就是画出来会遮断光线，也就是有损效果。
接着又观看雷斯达尔为准备他那幅墓园所作的速写；从它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位艺术家有多么用功。
1830年2月21日，星期日
（植物的繁衍和艺术的传承）
陪歌德进餐。他让我看一种吊兰植物，我很感兴趣。我发现它在允许下一个个体发育之前，努力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生存。歌德随后说：
“我决心在后四个礼拜尽量少读《时代》和《地球》杂志。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段时间里肯定会发生一件事情，我想静候外面传来讯息。这有利于我的《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再说，对那些东西感兴趣原本没有任何好处。”
随后他给我一封布瓦塞勒从慕尼黑来的信。这封信令歌德很高兴，我同样也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读完了它。布瓦塞勒特别谈到了歌德的《再访罗马》，还有最近一期《艺术与古代》的几篇文章。他对这些文章的评论既善意又深刻，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位要人罕见的修养和作为谈了许多许多。
歌德接着对我讲起科内流斯的一幅新作，说它构思很不错，画得也很好，还提到布局的合理决定了设色的成功。
后来，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又想起那吊兰植物；我想，凡是生物都尽量延续自己的存在，过后却会萎缩下去，以便繁衍同类。这个自然法则让我联想到那个传说；它告诉我们，太初之时神原本孤孤单单，可后来却创造出一个儿子，一个毕肖他自己的儿子。艺术大师们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莫过于培养出一些好样儿的弟子来，以使自己的理论和事业得到传承。一位艺术家或者作家的任何作品同样可以看做是他的孩子，这样的作品出色到了何种程度，创造出它的艺术家或作家就有多出色。因此，别人的任何杰作都不该引起我的嫉妒，因为它让我看见了背后那位出色的、配创作出这一杰作的人。
1830年2月24日，星期三
（科内流斯的一幅油画草图）
陪歌德进餐。我们谈到荷马。我提出，天神们的影响直接波及到了现实社会。歌德说：
“这影响极其温柔并富有人情味儿；我呢则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脱离了法国人将天神的这种影响称做机械文明（Maschinerie）的时代。当然呢，要体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的意义需要时间，因为它要求实现彻底的文化转型。”
歌德随后告诉我，他对海伦出场的描写又作了一点润色，以提升她的魅力，并且讲这样做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使我深感荣幸。
饭后歌德给我看科内流斯的一幅油画的草图。画上表现的是奥尔弗斯站立在冥王普鲁托的宝座前，请求他放掉他的爱人欧莉德刻。画面让我们觉得是经过精心构思，个别部分画得也挺不错，只是不能让人真正得到满足，不能引起心灵的愉悦之感。也许，我们想，再着上色之后会变得和谐一些吧；也许更有利的是表现下一个瞬间，就是奥尔弗斯已经使普鲁托动了心，交还了他的欧莉德刻。这样一个情景就不再充满紧张和期待，而会让人感到充分的满足。
1830年3月1日，星期一
（植物形变论）
和耶那来的佛克特宫廷顾问一起在歌德家进餐，谈的都是自然史方面的话题，佛克特宫廷顾问得以展现自己渊博的学识。歌德说他收到了一封批评信，信上讲胚叶不是叶子，根据为它们在背面没有眼。我们却从各式各样的叶子获得了信心，坚信胚叶背后无论如何都是有眼的，就跟随后出现的任何一片叶子一样。佛克特说，歌德植物形变论的观点堪称现代自然科学最富影响的发现之一。
我们谈到鸟类的标本，歌德讲，有个英国人在一些大笼子里养着数百只鸟。其中死了几只，他便让人做成了标本。这些标本令他非常满意，于是他便想，把所有的鸟全杀了做标本，岂不更好吗。想到做到，立马行动。
佛克特宫廷顾问说，他打算把法国动物学家居维尔的《自然史》翻译成五卷，再加以补正、扩充后出版。
饭后佛克特走了，歌德给我看他的《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手稿；让我惊讶的是， 短短几个星期它已变得这么厚。
1830年3月3日，星期三
（维兰特的小说《奥伯龙》；圆极和单子）
饭前陪歌德乘车出游。他对我写巴伐利亚国王的那首诗作了好评，指出拜伦爵士对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却认为我缺少人们所谓的适应能力。而在这点上伏尔泰堪称大家，所以歌德建议我最好以伏尔泰为榜样。
随后在餐桌上我们谈了许多维兰特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他的《奥伯龙》；歌德认为这部作品基础薄弱，在写出来之前没有好好制定提纲。为长上胡须和臼齿就动用一个精灵，这情节杜撰得实在差劲儿，更何况主人公还待在一旁完全无所事事。不过呢，大诗人文笔优美、生动、机智，让人读起来倒也觉得很舒服，就忽略了其他问题，能读下去了。
我们继续谈了许多别的事情，包括又谈到了圆极（die Entelechie）。歌德说：
“人总想摆脱掉不合自己口味的东西，这在我看就是一个证明：固守这一个人品性的情况确实存在。”
有好一会儿我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并想说同样的话，听见歌德把它说出来了，便备感欣慰。
“莱布尼茨对这种独立的存在有过类似的想法，”他继续说，“具体讲，我们所谓的圆极，被他叫做单子（Monaden）。”
我打算读一读莱布尼茨的原著，以便对问题有进一步了解。
1830年3月7日，星期日
（法国文坛名流的雕像；孤身独处不利于创作）
中午十二点去见歌德，发现他今天特别精神抖擞。他向我透露，他不得不放下《古典的瓦普几斯之夜》，赶着完成最后要交的那部分稿件。他说：
“可这么处理我挺聪明，我停在写得正顺手的地方，已经有许多好的构思的地方。这样，比起闷着头往前写，直到写不动了再停下来，再接着写会容易得多。”
我记住歌德的话，把它当做一个好的经验。
原打算饭前乘车出去兜兜风，可我们两个都觉得待在房里很惬意，便给马解了套。
这其间弗里德利希打开了一口从巴黎送来的大木箱。箱子是雕塑家大卫的礼物， 里边装着五十七位名人的浅浮雕石膏肖像。弗里德利希把它们分别放进不同的抽屉里；对所有这些非凡人物细加观赏，真是莫大的乐趣。我对梅里美更是情有独钟；他的头颅看上去是那样有力和果敢，一如他的天才；歌德却指出它有些幽默的味道。维克多·雨果、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和埃米尔·德尚的头像都显得单纯、自由而活泼。还有盖伊小姐、塔斯图夫人和其他一些年轻女作家的头像，也令我们高兴。法布维尔的像让我们想起前几个世纪的人；反复地观看他，对我们是一种享受。就这样，我们一个名人一个名人地慢慢往下看，同时歌德忍不住一遍一遍地表示，大卫的礼物对他不啻一座宝藏，他对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真是感激不尽。只要有人途经魏玛，他决不放过向人家展示自己这些藏品的机会，并顺便询问那些自己还不了解的人物的情况。
木箱里还装有一些书，歌德让人把它们搬进前面的房间，我们也跟着过去坐在桌旁。我俩兴致很好，翻来覆去地谈论着作品和写作打算。歌德讲：
“一人独处不好，单独一个人在那里写作尤其不好；想要作品成功，就必须有他人的参与和启迪。我能写成《阿喀琉斯》和其他一些叙事谣曲得感谢席勒，是他鼓励了我写作；如果我能完成《浮士德》的第二部，你也可以算上一份功劳啊。这话我已讲过多次，但还必须反复讲，以便你了解。”歌德这些话令我很高兴，觉得其中有许多真情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