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圣经》这部书中的真与伪问题，就更奇怪了。什么叫做真，难道不是那些与纯粹的自然和理性和谐一致，今天仍有益于人类最高发展的优秀品性吗！什么是伪，无外乎不能结出果实的，至少是结不出好果实的荒谬、空虚和愚蠢！如果以向我们传播的内容是否绝对真实作标准来判断真伪，那么，我们甚至对《福音书》一些地方的真实性也有怀疑，因为其中马可和路加所记都不是亲身见闻和经历，而是事后根据口头传说补写上的，而最后的‘约翰三书’也是约翰到了晚年才写他年轻时的事情。尽管如此，‘四福音书’在我看来还全都绝对真实，因为其中强烈地反映着基督崇高的人格；它那样地神圣，尘世间可谓绝无仅有。如果有人问我，崇拜敬畏基督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会回答：绝对符合！—— 我要对他顶礼膜拜，因为我视他为最高道德准则的神圣启示。—— 如果有人问我，崇拜太阳符不符合我的天性，我会同样回答：绝对符合！因为太阳是最高存在的启示，也即为我们尘世中人有幸见到的最强有力的存在。我崇拜它，因为它包含着神赐的光明和生殖力；全靠着这些，我们人类还有和我们一起的动物植物，才得以生存和繁衍。可是有人问我，我是不是愿意向使徒彼得或保罗的一根拇指骨头鞠躬，我却会回答：饶了我吧，千万别用你们这些荒诞不经的玩意儿来烦我！
“‘切莫熄灭精神！’那位使徒说。
“在教会的规章中有太多荒谬的东西。可它仍然想维持统治，于是就必须有一些昏庸的群众对它俯首帖耳，任随它统治。高高在上的、富得流油的教士们什么都不怕，怕的就是下层民众的启蒙，所以也一直尽量不让民众接触《圣经》。因为一个穷教徒如果在《福音书》里看见基督是那么贫困艰辛，只能领着他的那些门徒谦卑地徒步而行，相反身居高位的主教们显赫、富有如同王侯，出行总是乘坐六匹马拉着飞跑的豪华轿车，真不知心里会作何感想喽！
“我们压根儿不清楚，”歌德继续说，“总而言之，我们一切都得感谢马丁·路德和他发动的宗教改革。我们摆脱了愚昧的锁链，由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获得了追本溯源，把握纯净的基督教义的能力。我们重新有了勇气立足于神的坚实大地，并且体验我们由神赐予的真实人性。任随精神文明不断地提高好了，任随自然科学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好了，还有人的心智也无论怎样扩展 —— 一切反正都超越不了基督教义闪烁在《福音书》中的崇高道德之光！
“不过我们新教徒在纯洁道德的路上前进越迅速，天主教徒们跟得也会越快。时代的伟大启蒙影响日益扩大，一当他们也有所体验，便必定会跟上来，愿也罢，不愿也罢；如此一来，最终所有教派都将合二为一。
“还有新教内部讨厌的派别之争也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父子之间、兄妹之间也不再相互仇恨和敌视。因为一当大家理解了基督原本为博爱的纯正教义并将其化为血肉，就会感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伟大和自由，对这派或那派外在仪式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不会特别在乎了。
“还有我们全体都会渐渐从信奉一种言语和信仰的基督教，转而信奉思想和行为的基督教。”
话题转到了在基督之前，在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希腊人中间曾生活过一些伟大人物；在他们身上，跟在《旧约》中讲到的一些伟大犹太人身上一样，也体现了神的力量。还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生活的现代世界，神的作用又如何影响伟大的天才人物。
“如果听听人们谈话，”歌德说，“你几乎会相信，从古代起神就已归于寂灭；人呢，似乎现在完全自立了，必须考虑在没有神和神每日呵护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活下去。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大家还承认神的影响；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就相信一切纯属尘世的事情，没有任何别的，纯粹是人的能力的产物罢了。
“可是请试试仅凭人的意愿和能力也创造出一点什么来，并且把它摆在那些冠以莫扎特、拉斐尔或者莎士比亚之名的作品边上比一比！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三位高贵的人物绝非空前绝后；在所有艺术领域，都曾有大量杰出的天才进行创造，并也创作出了完全可以与上述三人媲美的杰作。然而，如果他们与这三人一样伟大，那么他们也就同样地超凡脱俗，同样地是受到了神的眷顾。
“总而言之，事情原本是怎样，应该是怎样呢？—— 事实是，在那尽人皆知的、幻想的六天创造之后，上帝根本没有去休息，而是继续在努力工作，像第一天一样。用简单的元素拼凑出这个粗笨的世界，使它年复一年地在阳光中转动，肯定已让他不感到有多少乐趣，因此他又计划在这些物质基础上建个苗圃，好培育出一批人类精英。就这样，他继续在比较杰出的人物身上下功夫，以其作为平庸之辈的表率。”
歌德不做声了，我却将他这一番睿智而深刻的话牢记在了心里。
几天以后
（歌德论诗人的祖国和爱祖国；艾克曼瞻仰歌德遗体）
我们谈到了希腊人的悲剧命运观。歌德说：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合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一位现代作家再把这些老观念写进剧本里，就总是显得矫揉造作。这犹如一件早已不时兴的外套，就像古罗马人的袍子什么的，穿在我们身上就是不合适。
“我们现代人现在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英国诗人汤姆逊写了一首挺棒的描写四季的诗，可写起自由来却糟糕得很； 倒不是因为诗人缺乏诗才，而是因为题材缺少诗意。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他无论在哪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
“还有，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诗吗？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 对一位诗人提出如此不合实际的、毫无益处的要求，就如同要求军队的一个团长：为了做一名合格的爱国者，他必须卷入政治纷争，而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放到旁边。可是，一位团长的祖国就是他的那个团；他要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爱国者，原本无须过问政治，除非直接牵涉到他；与此相反，他只要全心全意地努力带好自己统辖下的那几个营，把他们训练好，管束好，使一切都井井有条，以便一当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他的部下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使命就行了。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你知道，总的说来我很少过问别人对我写些什么，只不过呢却常常又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很清楚，我尽管一生辛劳，我的所作所为在某些人眼里却一钱不值，原因就在我不屑于与党派之争搅和在一起。为了得到这些人的认可，我必须变成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宣传流血和杀戮！ —— 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
同样地，歌德也批评了乌兰特为另一些人大肆吹捧的政治倾向。他说：
“你注意，政治家乌兰特将吞噬掉诗人乌兰特。当上议会议员，每天都生活在争吵和激动中，决不适合诗人柔弱的天性。他的歌声将会消失，这相当可惜啊。施瓦本那地方富于教养，存心良善，又能干又会说，适合当议员的人有的是喽；然而像乌兰特似的诗人，仅仅只有一个。”
歌德殷勤地接待的最后一位客人，是阿尔尼姆夫人的长子； 他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题在这位年轻朋友纪念册里的几行诗。
歌德逝世的第二天早上，我产生了再瞻仰一下他遗容的强烈愿望。他忠诚的仆人弗里德利希为我开了停放遗体的房间的门。歌德仰面躺着，安详得如同睡熟了似的：高贵威严的面容神情坚毅，笼罩着深沉的宁静。饱满的额头似乎还在进行思考。我想得到他的一绺鬈发，然而敬畏之情制止我去剪它。他赤裸的身躯裹在一条白色床单里面，四周贴身摆放着巨大的冰块，为的是尽量久地保存遗体完好。弗里德利希牵开床单，我对遗体那天神一般的伟岸美丽惊叹不已。宽阔有力的胸部高高隆起，丰满的双臂和双腿微微显露出肌肉，两只脚脚形单纯而精致，全身不见丝毫潮湿、消瘦和干瘪的迹象。面对这样一位完美、魁梧的男子我无比惊讶，一时间竟忘记了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他的躯体。我把手扪在他心口上——四处寂静无声——，我转身往外走，以便让噙在眼里的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