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真，出版从业者
Sayings：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造出原子弹，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聚集起来，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小城。
我就在这座小城长大。
一
小时候，我卧室挂着一幅覆着亮膜的中国地图，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们404厂区地图。地图上有陕西，有东北三省，而我爸爸就来自陕西，妈妈是东北人，同一楼的邻居祖籍有山东也有上海。
三岁的我用手指贴在地图上划动，试着找404街心公园和职工俱乐部。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想当然地说蓝色的一大块是我家，另一块绿色的部分是楼上发小家。
其实，地图上压根没有404厂。过了几年，在我妈单位上网时，屏幕弹出的“404，网页找不到”曾令我十分诧异——它怎么知道404找不到？
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招人，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这座小城。方圆二三十里无人烟，正是放射性工业所需要的。
爷爷一辈的人回忆，404初创年代条件艰苦，风沙肆虐。人们为躲避风沙，在地上挖坑铺上茅草，睡在地窝里，我们的火车站名现在还是“低窝铺”。
戈壁滩的年降水量只有50多毫米，钻井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要靠火车、汽车拉来，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厂区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工地孩子没见过树，工人便开车把他们拉到玉门镇。孩子们见到大树就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直到厂区建成很多年，风沙依然很大，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天有时会因为沙尘变成桔红色。平静后，地上也是一层土，一踩就“噗噗”冒烟。
第一批进厂的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厂里配钥匙的大爷只看一眼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钥匙，车工闭眼一听就能判断是车床哪个齿轮出现问题。还有顶级的厨师和糕点师，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点心味道。那时没有精密的数控机床，而原子弹核心部件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最后加工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车工原公浦亲手完成。他4月在上海结婚，8月就到了大西北。
三年困难时期，厂区一度只剩几天的口粮，工人们陆续出现水肿。西北腹地交通不便，厂区人干脆辟出农场，自己生产粮油和蔬菜，又引来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还组织打猎队进祁连山打猎。厂区渐渐自给自足，再往后404有了百货商店、电影院，还有自己的醋厂、冰棍厂。我出生时，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厂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动物园。
最初404建厂时提出的口号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是厂区第三代人。我出生的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的原子弹已经爆炸了近三十年。
二
404地处偏远，政治地位却很高。甘肃电视台播天气预报时，第一个报省会兰州，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404厂对外的名称。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小城又叫核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与兰州无异，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说起：嘉峪关车牌是“甘B”，酒泉更不行，才是“甘F”。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还是我们牛逼。”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个小时的火车。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填埋防化服。我们这代人多数从没去过工厂，家长提起来只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也会谈起一些事故，有人“吃”了剂量，受到辐射，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去医院检查，共查出三百多项过敏源。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两眼度数差了一千三百度。医生很惊讶，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以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区，各建了一个市场、小学和幼儿园。生活区两头是公园，北边是养鱼池，南边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附近有厂里最高的建筑——通讯大楼。大楼高七层，楼顶有四面大钟。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楼顶的大钟，也能听见报时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从头走到尾也没有两公里。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从我家往南，经过通讯楼就到银行，银行向东六十多米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妈妈去北京学习，带上了我。离开厂区第一次出远门，我在火车车厢里又蹦又跳。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惊喜到不知所措，擎着红色充气榔头疯狂奔跑。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拉去合影。
三
从北京回到404，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我们在教室里，猪在外面，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子里拱来拱去。我们吃猪，猪吃我们的剩饭。我总吃不下肥肉，就把肉攥在手里，趁老师不注意装进裤兜。我妈洗裤子时发现了。没几天串门的时候遇见了幼儿园老师，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我藏在我妈后面说我不喜欢吃猪肉，老师笑了笑。第二天幼儿园就吃了一顿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有个很壮的女老师，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转不过劲，就疯了。小朋友也不怕她，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让大家安静时，还有小朋友嘻嘻哈哈顺着竹竿爬上去。厂区闭塞，人也认死理，厂里因为失恋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止她一个。后来女老师头发白了一半，胖得夸张，每天在街上游荡，幼儿园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爸爸忙着打麻将，妈妈一直准备大专自考。我幼儿园时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玩具。可因为计划生育，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只好依着纪律，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我想当哥哥的愿望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撩起衣服，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自言自语说：哥哥想回家。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我把衣服放下来，肚皮再次被焐热，我想要当哥哥的念头就会稍微平复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身形也从小胖墩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她上幼儿园大班时我在中班，吃完饭看见她在对面教室，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妈妈找到以前同事，我跳级进了大班，和发小睡对床。我见到她就一直咯咯地笑，她也是咯咯地笑，午休时间我俩拿着小糖纸笑个不停。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咯咯地笑。
我们楼隔壁单元还有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槐树下玩耍。四五岁时，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到底我们谁会和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我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墩是防空地道入口。在我们厂里，学校、住宅楼、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为了躲避空袭以及核打击，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听父母说，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警报一响，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曾撑了一把伞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把脚崴了。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晒白菜，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规定谁输一次就搬一颗白菜扔进地道。他们玩了一下午，楼前的白菜一颗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我每天六点半就会去学校，孤零零的。有一次看错表，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却碰到隔壁班的小女孩，她比我到得还早。我们俩站在校门口无所事事，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锁住的房间，有人从窗户外往里看，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她压着脖子，用凌厉的眼神盯我，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四
404厂区福利很好，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西瓜、哈密瓜一分就是一麻袋。舅舅家分到鱼就给我家拿几条，等我家分到鸡再送回。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互通有无。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得到钱，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92年，父母工资总共500元，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97年买带“画中画”功能的电视则花费7400元。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他懂得做生意，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课本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经常下馆子。因为大家互相请客，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张的一个月里，我去吃了17次。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叫百顺鸡。店里剁馅的木墩有二十公分厚，因为终日剁馅，刀落得密，案板中间陷出十公分深的坑。
百顺鸡最早是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生意异常红火。大冬天店里热浪袭人，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尤其在过年期间，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乌泱乌泱都往店里挤。也就在某个新年的傍晚，火锅店门前塌陷，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摔成重伤。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妈妈啧啧称奇，说404人太能吃，把地都踩塌了。百顺鸡门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再次开业遥遥无期，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从年头办到年尾，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父母在场中比赛，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浒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演员拴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舞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蛇会从他们的鼻孔里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厂里人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遛大街。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食，碰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大人三五成群，聚在主席像下聊天。小孩子爬到雕像底座上，沿着窄窄的边绕着主席像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过很多座主席像，就数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工人俱乐部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这里早年曾订阅过八国文字的图书。书店二楼是理发店，地上堆起的头发有半人多高。里面的阿姨和医生一样，也穿着白大褂。店里面养了不少鹦鹉，都关在笼子里，放在地上，要绕过头发堆才能看到。
有次楼下的姐姐找我去她家玩，给我看她剪下的辫子。头发用丝带系起，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我见了觉得十分奇异，回家便拿来“大大卷”盒对着镜子剪头发。我头发没多长，只剪出半盒碎渣，根本没法用上丝带。我妈回家发现，把我拉进了理发店。阿姨指着我哈哈大笑，说我头发跟狗啃似的。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头发又很丑，就憋着气哭。我现在留着长发，依然痛恨多嘴的理发师。
五
404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关，包括财政局、土地局、电视台、报社甚至高招办。厂区还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除了两三间房子的看守所，还有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
我的小学后面是山上平房，再往后走是后山，404的刑场就在那里。
厂里有个小孩欠台球室大爷桌钱，被大爷堵在学校，说不给钱让你念不成学。若是大爷告诉老师，这件事全厂都能知道。小孩找到大爷家，用斧子劈死了他。
小孩被抓住，庭审时法官喊着“死刑，立即执行”。很快，他脖子上插着牌子，被押到后山枪毙。用来遮盖血腥味的高粱酒洒在他脚下，酒味在戈壁滩上飘出很远。
去姥姥家的路上有一个大型变压器，上面挂着牌子，“高压危险，请勿攀爬”。可当年还是有人爬上去了。
厂里经常有人打架，有次一个人把对方打到不省人事，警察以为人死了，抓住了他。在厂里闹出人命必死无疑，扭送的途中他猛然挣脱，一着急爬上变压器，手触到电流，两条胳膊被击穿，做了截肢手术。等被“打死”的人从昏厥中醒来，警察才知道是误判。
这件事政府机关有失职，打人的事不再追究，并且许诺帮他找老婆。政府张罗着从周边农村找来一个女人，说答应亲事可以给她城市户口。女人答应下来，进厂后开了个小酒吧，兼卖冰激凌。她把几个子女带大，给他们买了房子。
酒吧一直开到现在，名字是“大世界”。
初中时，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起报了奥数。说是学习，主要为了能聚在一起，上完课就去自由市场的大坑牛肉面吃饭、抄作业，然后买一个“大世界”冰激凌带去动物园。不知老板娘从哪得的配方，冰激凌松松软软，棕色、白色两个球配在一起，味道极好。我们每次吃都要拍着大腿，大加赞赏一番。
离开厂区久了，我对很多事、很多认知都不再确信，可我始终确信，大世界冰激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
“大世界”再往南就是核城动物园。
动物园最初有青海的牦牛、东北的梅花鹿，以及孔雀、鸿雁等各种鸟类。最大的笼子里关着广西运来的猴子，猴笼里挂着索道，猴子在上面攀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动物园里还有花房、哈哈镜馆、游艺机，但都常年关闭，专门调配员工负责这些项目并不上算。
后来各种鸟渐渐消失，孔雀也没了，原本的孔雀笼里养起珍珠鸡和乌鸡，最后干脆变成几只家养的鸡，和我姥姥家后院养的一模一样。梅花鹿变成一只羊，羊吃了几年干草也下落不明。
我小时候动物园还有一只黑狗熊，终日在笼子里打转。后来它舔到一个小女孩的腿，女孩腿筋断掉，坐在轮椅上再也没站起来，熊被人杀死。
狗熊为什么会被杀，它不是动物吗？我不太明白这件事。听妈妈说起后，我心里想象出一幕场景：狗熊被反绑着，低头从动物园走过俱乐部，绕过小学和姥姥家，再被推到后山。押送的人把它颈后牌子一摘，开枪打死了它。像那个欠钱的孩子一样。
我上初中时，动物园的猴笼空了。很多年没有新猴子引入，猴子近亲繁殖，悉数疯掉。我见过最后一只老猴子，它嘴里吐着沫子，眼睛血红。
六
动物园荒废后，由于防空地道的原因，厂区地面出现部分塌陷。先是自由市场，接着是附近的田径场。
也大概在那时，上级决定“生产与生活要分开”，于是厂区整体搬迁。由职工家属投票去酒泉还是嘉峪关。矿区卫视播报这条新闻时，我站在电视旁边，对父母说，搬就搬吧，不去酒泉就好，我不喜欢酒泉。
2008年，八十辆军用卡车开始行动，每天三趟。半年时间，我们陆续搬进嘉峪关，还赶上了看北京奥运会。那是保密的404头一次登上中央台新闻联播，一个大妈对着镜头说，“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接着捂嘴笑起来。我和几个朋友说她太丢人，404平房哪个没有上百平米。
搬进嘉峪关第一年，物业还没跟上，全厂只有上新闻联播的那位大妈一人交了暖气费。身边人说她傻，她就去讨要。未果，大妈因此好几天没出门。随着404搬迁完成，嘉峪关房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倍，许多濒临倒闭的餐馆也起死回生。
相比404，嘉峪关已算是繁华的大城市。厂里一批孩子撒开了收敛多年的性子，把头发烫得根根直立，逃学，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姥姥家对面的小孩加入帮派，跟着混混一连十几天不上学也不回家。父母抓住他，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后来他还是借口参加作文比赛逃跑。他妈妈心情低落，终日闷在家里。有人劝她去打打麻将，散散心。她去了，身边人就指指点点，说她儿子都那样了还有心思打麻将。
到了一个新地方，404的大人小孩都有些无所适从。我大部分要好的同学进了酒钢三中，我和另一个同学进了市一中。晚上我俩趿着拖鞋在校园里走。他说，“要在厂里，穿成这样肯定被人看不起。”
“在这里，穿成这样还可以看不起别人。”他又接了一句。
我们完全不适应新的生活，很快，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仅存的骄傲成了妄想症。加之寄人篱下，高一那年我险些抑郁。高中毕业，我选择到外地上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
七
去年十月，我和爸爸回了一次404。厂区的入口有几个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站岗，他们端着枪，审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我的身份证没换，还算404人。
进厂后，我们从南向北走去。时隔八年，动物园被大片野草占领，动物笼边上立着塌陷警示牌。动物园门外有几栋居民楼，窗户玻璃覆着泥土，很多玻璃都破了。我和爸爸捡起路边的石块向窗户扔去，玻璃被砸出洞，发出闷响。我爸兴奋地喊叫，我们砸了很久，直到胳膊酸软才停。
自由市场已被封死。厂区里我走过无数遍的主街道被刷上白线，看上去像是一条公路。红楼、俱乐部和创业场也被重新粉刷，二十几年过去，它们看上去比我最初见到时还要新。
我路过曾经气派的厂区医院，那是当年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医院后面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门时常紧闭。小学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时我进去过一次，里面介绍了404建厂的历程，有不少资料和老物件。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只记得黑白照片里人的神情像老电影里的英雄。
后来，有位老大爷不知缘何进了教育基地，看见了自己当年建厂时的照片。“这是我啊，这人是我啊！”他含着眼泪喊出来。七十岁了，他头一次看到自己这张照片。
不像那位老人，我似乎没有在厂里留下任何印记。我曾爬到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在动物园拱桥坡上跑上又跑下。而现在，我对这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这样做过。
走过医院和通讯楼，我站在小时玩耍的槐树下，看到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单元门被砖头砌死。
我的404真的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