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不仅具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慧眼，能够捕捉流行与时尚；同时还有一双巧手，能够迅速解析流行商品中存在的脉络流向和应当关注的重点，并能在短时间内对有潜力、有代表性的商品加以“克隆”或“拷贝”。
超凡的模仿能力
在商品社会，温州人不仅具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慧眼，能够捕捉流行与时尚；同时还有一双巧手，能够迅速解析流行商品中存在的脉络流向和应当关注的重点，并能在短时间内对有潜力、有代表性的商品加以“克隆”或“拷贝”，在温州人眼里，再新的商品也并不神秘，再新的设计也会很快被他们破解，变得不再新鲜。甚至，这种解析还会变成一个注入新的构思、形成独创的契机。
温州要发展，但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别无选择，于是就只有拿来、模仿、引进、再创新。温州人也善于仿造。小到钮扣、打火机，大到皮鞋、服装流水生产线，他们都能放出眼光，自己拿来！温州眼镜业，也是从仿造而兴起的。
创业初期，由于技术水平不高，再加上设备简陋，为温州城乡经济注入活力的一些家庭作坊只能是靠仿制别人的产品来维持。而钮扣、眼镜、服装和皮鞋这些日常用品正好成为他们仿制的首选，当然，这并不是说温州人只能仿制这些，而只能说明，通过对这些产品的由模仿到独立生产的熟悉发展过程，温州人初步地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创造力才只是崭露头角。纵然是仿制简单的产品，温州人也绝不是在机械地邯郸学步，而是不断地超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终成为市场上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温州民营企业中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比如，而今以研制生产印刷和包装机械为主、兼营房地产和生物保健品的神力集团，便是其中的一个。该集团的创始入名叫郑胜涛，早年他曾在温州标准件厂当临时工。由于该厂到处都是各种型号的车床、刨床、铣床等等，爱好机械技术的郑胜涛在这里学了这个又钻那个，常常跨工种地熟悉和掌握各种机床的操作技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时，这些技术为他提供了创业的基本条件，因而郑胜涛创业便选取了他最为熟悉的行业机械制造。1983年，郑胜涛辞职国营标准件厂，下决心独立创业。当时他以200元的月租费租下了几间旧房，从一个即将倒闭的集体企业租借来几台旧机床，既当工人又当老板，一家个体机械厂便凑凑合合地开了工。
作为一个早期下海的机械制造工人，郑胜涛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独立的设计能力，因而机械制造便只能从模仿开始。他当时看中的是印刷机械中的分切机。对于他来说，分切机的技术要求已经是非常高了，不从模仿起步根本无所作为。分切机是用作印刷过程中切割卷筒纸或卷筒薄膜之用的，所要求的切割长度必须达到丝毫不差，这个技术指标也要求分切机的生产必须是一丝不苟才行。正由于技术要求高，国内一直没有分切机生产厂家，印刷厂家所需的分切机几乎全是从国外高价购进的。因而，郑胜涛选择仿制分切机既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尽管郑胜涛早年在标准件厂学到的技术使他十分受益，并使他富有挑战精神，毫不惧怕分切机仿制上的难度，但作为一名自钻技术的工人，要生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分切机却并非易事。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郑胜涛和他的“小南机械厂”凭着几台旧设备，所挑战的仅是一条温州软包装厂从日本购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当这个生产线最初在软包装厂装配之后，许多行家都对它赞叹不绝，郑胜涛也为它的精致严密所打动，于是爱不释手、不忍离去，提出了仿制要求。经过厂家同意后，郑胜涛对该设备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揣摩，根据使用说明所标的配件比例进行无数次的试制，一次又一次地配换原件。未过多久，一台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分切机便被“克隆”出来，投入试用，并被证明完全合格。而经过成本核算，其产价却只有日产分切机的20％。
实现了印刷分切机的国产化，并且价位令人惊奇地低，这使小南机械厂一下子成了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全国印刷企业闻讯竞相赶赴温州，前来订购，郑胜涛的生意自然十分红火。郑胜涛并不是天才，然而时势却造就了郑胜涛，使他成为机械制造业名闻遐迩的专家和能手；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仿制，然而仿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边干边学的实践。从干中学，郑胜涛舍得花力气，善于将设想实践化，敢于将梦想变为现实。别人认为烫手的山芋，他换个法儿便捏在手中，并且能够巧指轻手地剥皮，食到香甜的美味；别人认为苦口的汤药，他敢一饮而尽，并且能道出其中所含的各种各样的成份。郑胜涛这种勇于实践、敢做人之未做的精神其实也就是温州人的共性。
郑胜涛的“仿造”过程其实就是技术经济学中所说的“模仿创新”。模仿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捷径，更是技术创新两大途径中的主要途径。与之相应地另一条途径则被称为“自主创新”或“原始创新”。据有关资料表明：一项原始创新往往需要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就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或美国，其成功率也只有3％左右，更不要说其耗资之巨大。因此，模仿创新不仅特别适合中国国情，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
温州的私营企业能如此自觉、如此大刀阔斧、如此卓有成效地进行模仿创新，可以说远远走在了国内前列。这也正是温州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经微言
模仿创新是温州人技术创新的捷径，也是他们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
温州的“蜂群现象”
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时装周或意大利时装周，那些模特身上最新潮的时装后，用不了多久，在温州市场上就会出现式样相似的时装，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他们的做法是，委托国外的亲戚在服装节后，马上以高价购得新产品，乘飞机带回温州，连夜拆开，从里子到面料，从领口到袖口，从口袋到门襟，一一解剖，然后将式样图交给大师傅做出样板，交给裁剪部门。没几天，崭新的样式便可投放市场。
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日本和港台影视开始风靡内地时，内地青年用羡慕的眼光打量着剧中青年男女的装束，既新鲜又好奇。他们对戴着太阳镜、穿着上窄下宽的喇叭裤的摩登作派，难免生出模仿之心。因而纵然是内地城市，也开始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渠道买进那样的产品。但真正的太阳镜十分难得，即便能够买得到，一副少说也要花去数十元。当时国内还没有能够生产这种太阳镜镜片的厂家，因而只能从黑市上买得一些走私眼镜。
太阳镜在国内市场的奇缺为精明的温州人带来了仿制的可能。当然，任何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惟有其难，才有国内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何其了得，那个时代一旦有了某种新产品，很快便会风靡全国。温州人想仿制这种太阳镜，但他们却不懂得生产这种太阳镜的技术，甚至不知道生产这种太阳镜都需要哪些流程。然而凭着一股子钻劲儿，温州人这般比划那般琢磨，经过拆解和仿制，反复试验，居然生产出了第一批温州产的太阳镜。
1982年，高中毕业的叶子健还在温州蜜饯厂金工车间当工人，当时有许多走私的“金丝”眼镜流入市场。叶子健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副金丝眼镜，然后将镜架拆卸，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其他配件厂加工，再自己塑型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金丝”镜架，而且总共只有5副。当然，对于他们费力费时的手工制作而言，批量生产的确是太困难了，于是对于引进加工机械的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人人动脑筋，个个想办法，加工器械也得到了解决，这一下不得了，随着一批又一批小批量、手工造的太阳镜的供不应求，家家户户都人心大动，纷纷投身到眼镜制作的行业中来，一个专业市场也就具备了雏形。而后又带动了眼镜修配和零售业，眼镜品种也由太阳镜发展到整个镜业。
20世纪90年代，温州眼镜行业已经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与眼镜有关的生产厂家已逾百家之多，社会分工已经初步细化，批量生产能力也使产品成本大幅下降，以式样新颖、质优价廉吸引了外商。走向了广阔的市场。据统计，1997年温州眼镜业产值突破10亿元，1999年上升为15亿元，占全球销量的三分之一，畅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远洋眼镜公司老板叶子健就是通过仿造而成为“眼镜大王”的。
有的学者将温州商人这种“群起仿效”的做法称为“蜂群现象”。温州产的打火机风靡世界，就是成功一例。1985年初，一些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回乡探亲，馈赠日本打火机给亲戚。这种小巧玲珑，一打就冒出蓝色火焰的打火机要卖三五百元人民币。一些机灵的人动起了脑子，他们将打火机拆开，一个个零件仔细研究；然而关键的电子打火器却不是轻易能仿制成的。温州人来到当时电子业最发达的上海，从光明打火机厂了解到，“猫眼”打火机的电子点火装置中的4.7伏电容器，其低损耗技术当年为日本松下公司所独有。在光明厂他们还获知，东风电器厂刚在一个星期前攻克了这一难题。因为有了国产的4.7伏电容器，世界畅销的这种时髦的“猫眼”打火机很快在温州生产问世了。
时隔不久，不再冒明火的日本防风打火机出现了。这种打火机的外壳不是冲压而成的，连手工制作也难以达到如此精致。被称为温州第二代打火机的“王中王”防风打火机，是温州人李坚的仿真之作。李坚将其拆下反复琢磨，最终发现打火机的外壳是“锌合金”通过压铸而成。他与几个朋友买来相关设备和材料，经几个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温州的能工巧匠从模仿起家，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的生产加工体系，如今温州每天有三种新款打火机问世，年产打火机5.5亿只，有大小打火机出口厂商三千多家，打火机款式超过一万种。其中周大虎的大虎打火机厂最为出名，他在1992年就拥有了温州打火机企业第一个注册商标：“虎”牌商标，开始批量生产质优价廉的“虎”牌打火机。
1993年末，德国商人英塞尔在美国纽约大商场琳琅满目的打火机柜台中，发现了一款标明中国制造的“虎”牌打火机，其外观毫不逊色于日产打火机，但价格却低三分之二。英塞尔到北京，打听到大虎打火机制造厂后，又来到温州，同周大虎谈起了共同生产专用来点雪茄的“OLO”的国际品牌高档打火机商务开发事宜。最终周大虎同意定牌生产，但不同意改变企业性质。英塞尔最后同意了周大虎的建议，并聘请韩国的打火机高级工程师直接指导大虎厂的定牌SOLO。大虎厂仍保留生产“虎”牌打火机，其份额不低于70％，英塞尔拥有大虎厂欧美地区的产品代理权。仅用了一年多时间，1994年，大虎打火机厂生产出了国际品牌SOLO雪茄专用打火机，并使大虎打火机厂成为全国惟一一家经外经贸部批准的，拥有自营出口权的打火机企业。1995年春，日本最大的生产打火机企业——日本广田株式会社社长广田良平作出了痛苦而明智的选择：放弃在本国的生产而转移到中国去。经过两年磨砺，大虎厂定牌生产了广田公司的产品，接着又接下了美国百年历史名牌。同时，“虎”牌打火机也跻身于世界名牌打火机行列。
商经微言
正是凭借着超凡的“仿制”能力，温州人的产品才迅速地走向全国，进而走向世界。
神奇的拼抢速度
兵贵神速，讲的是打仗获胜的诀窍，但商场如战场，做生意同样也讲究以速取胜，一个商人能否成功，至少有80％是与出击速度相关，因为速度可以先人一步、处处拔得头筹。这就需要视情而断，该出手时就出手，来不得丝毫的犹豫与迟缓。
在强手林立、人才云集的商战中，机会一旦来临，许多人可能同时发现机会，几个竞争对手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这是力量的角逐、智慧的竞争，速度的较量更为重要。温州人所持观念是：经商时，究竟鹿死谁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速度。因此，在方向、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速度与力量成正比。流水之所以能漂石，在速度；飞鸟之所以能捕杀鼠兔，在速度。有速度才有优势。搞不清这一点，经商就比较困难。而这一切都在于果断地出击。
温州商人是一群神秘的部落，他们往往能从“没有市潮处找出市场；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混乱中，寻找商机；从鲜为人知的边缘经济的夹缝中拼杀出一条血路。
现代市场条件下，一个“抢”字往往就是赢得市场的杀手锏。在市场上以快制胜，这实际上是温州商人一个很突出的共性。温州商人的“拼抢”速度在市场和利润上让他们尝尽了甜头。上世纪90年代前期，国内服装市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巴黎或意大利新颖的时装而啧啧生叹之时，用不了多久，这样的时装便会在温州市场上出现，并随之销售到全国各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效率，缘于温州人神奇而又独特的信息传递手段。他们的做法是，不少温州服装公司的老板在国外都留有“眼线”，委托国外的亲戚，在当地人举办服装节后，马上以高价购得他们的产品带回温州，然后连夜拆解研究，从里面到面料，从领口到袖口，从口袋到门襟，以疱了解牛的技巧，将时装的奥秘一一解剖，其后设计出经过“中国化”改造的样式，交给大师傅，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样板，再交给裁剪部门，不过几天，崭新的服装款式就会投放市场。
温州老板抢占市场的速度确实令人叫绝，往往是头一天打听到某个商机，第二天就能拿到订单。1983年春节期间，一位温州华侨从美国家里打来电话：“据在美国警察总署工作的一位朋友说，今年美国的所有警察统一更换服装，全国有警察34万人，每人需要2副标章，每人两套就是130多万。你们可不可以做？如果能做，请速到美国面谈。”两个温州个体户心急火燎地直奔美国，向美国警察总署长阐述意向。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不可能做出一流标章来的，因而客气地拒绝了。然而，两个温州老板毫不气馁，依然不愠不火地说：“中国有句古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实力，就请你们派两位专员到中国去看一看，来回费用我们全包。”两位警察署专员来温州，工人当场表演了从投料到成品只需35分钟的过程。
几天后美国人带着100副样品回去了，美国警察总署的头头们一看，价格只是美国军工厂的1／2不到，而且不需要定金，68万元的买卖立刻成交。温州人如法炮制，做成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标章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