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温州家家办厂，户户开店，如果把温州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家庭作坊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
割不掉的“资本主义尾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一改“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势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人们认为不可能出现的奇迹。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一切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来，真正在那里救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民营经济。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温州人凭借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特别能创业的精神，以“小商品、大市潮的经营方式，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200余万温州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这成为我国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由此，温州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一个符号，但它背后所蕴藏着的酸甜苦辣至今令人唏嘘不已。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就不得不说“柳市八大王”：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全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机电大王郑元忠。他们八人当时也是富甲一方的私营大户，也是温州民营经济开山人物。
“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从中也可窥见当年温州民营经济的风光和酸楚。
1969年，温州刚刚出现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温州辖区乐清市柳市镇的负责人石锦宽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经营各种业务，门市部独立经营，通用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通用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事实上，门市部与通用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
柳市通用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通用电器厂每年都会评选先进，评出营业额最好的10个门市部表彰，其10位负责人则按照从事的行当冠以“大王”称号。
在“八大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被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推动，却遭遇到严重的挫折。1982年1月，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柳市镇被当作全国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委工作组还进驻柳市镇，由省公安厅负责人亲自带领三十多人在这里打击了近三个月。一时间，工厂关门，商铺没收，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据统计，柳市镇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电器业一落千丈。
那个年代，“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可以作为一根棍子打人的。在这股“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歪风横行温州的时候，以经营低压电器为主“八大王”被冠以“投机倒把罪”，遭到逮捕，其中七个被判刑入狱，剩下一个逃跑未归。这人就是“螺丝大王”刘大源。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提高生产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要大胆使用敢于探索、勇于改革的年轻人，提高干部的素质，迅速把主要精力转到抓好商品生产上来，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作为农村商品流通领域的供销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于是，务实的温州市委政府开始重新审理“八大王”案卷，再三了解取证，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很快，“八大王”全部平反，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如数归还。
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是同一个人，他叫袁芳烈。这位对温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市委书记20年后回忆说，当年，他带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念头批捕了“八大王”，后又在实践中发现这几人并不是犯罪而为其平反。后来他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后专门到温州，安排了3个小时会见“八大王”。“十几年前他们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的“八大王”中，除“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去世外，其余全都健在。但与昔日相比，他们今天大多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经历了二十年改革开放，人们终于明白，当今中国真正需要担心的，既不是国有经济的相对减少，也不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而是国有经济蜕化为形形色色的“官僚资本经济”。正是在相当多的国有经济很不景气的情况下，民营经济才应改革之呼唤而迅速崛起并有力地支撑着国民经济大厦。这个事实表明，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当其时。只有这样看问题，才多少算是真正领会了邓小平“黑猫白猫”理论的精髓。
20多年来，民营经济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经济打上了腾飞的烙印。根据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3年底，我国私营企业达300万户，从业人员4088万人，注册资本为3．5万亿元，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32．3倍、24倍、415倍。
无情的事实终于证明，民营经济，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更为长远的光辉未来，正是那些入了另册的人，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停息为了生存伺机而上的欲望。
历史不会忘记“八大王”，温州人不会忘记他们——这些曾经付出勤劳与智慧和先行者！
商经微言
无论是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歪风盛行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温州人的信仰始终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扔掉“铁饭碗”
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原因很多，举其要者，首推“观念创新，敢字当头”八个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打开，温州人就积极转变观念，不等不靠，迎难而上。他们克服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等、靠、要的旧思想，审时度势，创新思维，以敢字当头，他们敢于扔掉“铁饭碗”，赤条条下“海”，变压力为动力，解放自己，发展自己。他们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自断后路——扔掉“铁饭碗”，自信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能干出一点名堂。
当其他地方的人为挣得一个“铁饭碗”而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开始了放弃比较显眼的公职身份而去打工或者自己创业。早在1990年，时任温州市检察官的薛林华毅然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扔掉铁饭碗”的确有些可惜，但勤劳、开放的温州人却不这么认为。1980年底，服完4年兵役的薛林华回到温州老家。两年后，薛林华进了市检察院，成为检察官。这一干就是8年。薛林华在此期间，心底里想的却是“闯荡江湖”，体现自己的另一番价值。薛林华下海的第一站是深圳。他找到一家广告公司做广告业务员。可是，当过“官”的薛林华放不下自己的“官架子”，再加上虚荣心一直在作怪，两个月下来，没有做成一笔广告业务。
放不下“官架子”，薛林华离开广告公司后，花了5万元钱以承包一家贸易公司一个部门的形式“买”了个经理做。刚上任不久，也没有类似经验，他在做第一笔生意就被骗了30万元。薛林华承担不起损失，还是由贸易公司支付，直到几年后，薛林华才补缴上这笔昂贵的“学费”。贸易公司干了一年也没能继续下去。
离开贸易公司后，薛林华还在音像公司任过职，做过制片人，拍过电视剧，但还是没有继续下去。薛林华又去了一家房产公司，继续打工，做办事员。这期间，他学了大量的知识，与客户洽谈、起草协议、协调各方关系等等，也接触到很多海外投资商。这些为薛林华以后做房产投资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工作虽然充实，但月薪很低，几乎难以维持生计。每个月还要依赖远在温州的母亲给他寄钱。他又辞职了。
尽管是两手空空，薛林华渴望有所作为的想法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思考也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他不甘心30多岁的人，每个月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得依靠母亲的汇款过日子。公务员的生涯使薛林华养成了关注国家大事的习惯，而且有相当敏锐的“政治嗅觉”。在房产公司打工时，小平同志“南巡”之前，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深圳这片投资发展的热土所具有的潜力。
1992年6月，薛林华收购了粤海集团下属太阳能开发公司80％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也从原始的100万元追加至1000万元。公司继续以太阳能开发为主营业务，薛林华接管后做了医院、仓储等太阳能取暖的几个大项目。
1994年，薛林华又回到深圳，开始“炒”起了楼盘。但这个生意投资大，风险也大，有赔有赚。做了几年后，已相当有经验的他成立了一个投资咨询公司。
面对今天的成功，薛林华很平静，也没有太多的感叹，仅仅觉得自己把握住了该把握住的机会。他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每个人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机会都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把握”。
曾有这样一个笑话：一群天南海北的中国人聚在一起聊天，谈到月球，大家感兴趣的是月球上有什么好玩的，可一个温州人突然提问，月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笑话从荒诞的角度，表现了温州人的脑子里时刻想着做生意。
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思想的引导，温州人敢于扔掉铁饭碗去创业且创业成功，正是来自于他们的创业精神。他们创业的目的其实很现实：就是赚钱！佳泰实业公司董事长李品华面对“你创业成功的动力是什么？”问题时，他的回答是：就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
李品华原是温州市邮电局的职工，前些年，邮电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然而，当时刚刚20出头，他就下海了，不辞千里，跑到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推销纺织品，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原始基础，他随后就想自己办一个纺织厂，把事业做大。听说九江盛产棉花，他就只身来到九江，办了个有几十名员工的网布厂。这个网布厂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创造了“小狼吃斑马”的奇迹，先后租赁和收购了鼎鼎有名的瑞昌麻纺厂和九江福利棉织厂，还在武汉办了一家纺织厂。现在他已成为拥有3家实体、1000多员工的佳泰实业公司董事长。
季中良的创业经历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在温州本土，他的名气并不算大，可是在大西北，他却是响当当的服装大王。其麾下有中美合资的兰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产西服20多万套，销售额达几个亿，作为当地的社会名流，他还有一个甘肃省工商联执行委员的头衔。
在“下海”之前，季中良是温州市运输公司一名“铁饭碗”的正式职工。由于公司效益不好，职工收入很低。再加上妻子多病，孩子又小，季中良一家生活负担很重。“穷则思变”，那个时候，当他看到一些相熟的同乡当个体户发了财，生活渐渐步入小康，而他却是捉襟见肘，日子过得抬不起头。当初，他在扔掉“铁饭碗”的问题上也曾犹豫了好多天，他怕下岗回家碰到熟人，怕有人看到自己一身的寒酸样。但促使他作出最终“下海”的原因还是因为公司效益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算效益上去了，个人的收入也不足以解决自己的家庭困难，靠工资养活妻儿，这辈子恐怕终久是翻不了身的。结果富有远见的他就自动辞职走了人，成了中国最早的“下岗职工”。
此后的季中良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创业历程：一开始他走街串巷地收啤酒瓶子，接着又在公园门口卖水仙花。1986年，他借了700块钱，跑到小商品市场摆摊子。这以后，他又东奔西走做起了服装购销。再以后，他办起了自己的纺织品公司。1992年，他承包经营与自己有几年业务往来的亏损企业——兰州国营三毛服装分厂，一年扭亏为盈。1993年，季中良在大西北站稳了脚跟，出资1000万元，与美国田仁股份投资公司共同创办了西北最大的西服企业——中良西服有限公司。
季中良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强自立、含泪发愤的脱贫路、致富路。如果没有自强自立的勇气，也就没有扔掉欣饭碗，辞职下海这辉煌的、关键性的一跃，也就没有走出困境终成大业的今天。
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的经济。温州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温州人头脑中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即便被绝大多数人视作生命支柱的“铁饭碗”，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普通的饭碗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可贵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强烈的创业欲望，他们取得了事业的成功，也完成了人生质的飞跃。
商经微言
温州人不恋官、不恋位、不恋权，敢于破釜沉舟，扔掉“铁饭碗”，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
抢抓先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是决定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信息业极为便捷的今天，谁掌握了先机，谁就在把握市场主动权方面占据了制高点，最终会成为市场逐鹿的佼佼者。商机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占先，想人之未想、做人之未做。那么问题在于商业活动中的先机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于不明朗的事物中发现它的方向，从陈旧的事物中拓展出新意，在别人未至的领域踏进第一只脚，这即是先机的大致要点。
国外一家战略规划研究所通过调查所得出的统计数据是，在500个成熟的行业中，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9％，早期跟进的企业的平均市场占有率是21％，而其余平均占有率是15％。天下万物，道理一致，这数据也证实了中国的一句话：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人才，第三个是庸才，第四个是蠢材。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饮食业商人纷纷涉足祖国大陆，京津两地是他们抢占的首要制高点。当时，大陆的快餐面业处于一种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产品质次、品低，缺少一种可以一呼百应的品牌。正当不少台商、港商跃跃欲试之时，台湾顶新集团一马当先，横冲直撞，先声夺人推出了康师傅快餐面，结果抢占了许多市场，其他欲涉足的商人只能摇头退去。而台湾地区饮食业的龙头老大不甘被抛于马后，想奋起直追，与康师傅平分天下。然而最终因后人一步，始终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