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温州真品皮鞋无辜受枉，温州电器产品也是如此。在乐清县柳市镇，家家都从事低压电器生产或销售，年轻的郑晓超顺理成章地成了十万购销大军中的一员。他虽不生产电器，但认识到自己的资本就是个人的信誉，因而在跑供销时一直很注重产品质量，眼光要比一些和他一样跑供销的同行们高。但随着“瘟货”成灾，柳市低压电器行业低迷，信誉一落千丈，原本讲究产品质量的郑晓超也被客户退了贷，蒙受了冤屈，陷入了失业困境。
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温州，转眼门前冷落，市场全面被毁，生产四面楚歌，严峻的现实终于使温州人醒悟，痛定思痛地认识到：诚信的大旗不能丢，信用的招牌不能倒。有了清醒的认识，必然有卧薪尝胆的发愤，经过一番艰苦调整和忍痛扬弃，温州鞋业和低压电器行业在深受失落、深遭祸害之后，更加注重诚信，再返商海，终成市场劲旅。
作为温州四大经济支柱之一的皮鞋生产业，过去凭质优价廉的优势挺立国内市场，赢得丰厚回报。很多温州作坊老板看到鞋业利润可观，一哄而上，操锤子动剪子地加入到做皮鞋生意的行列，由此以次充好，使得温州皮鞋整体质量急剧下降，声誉日毁。前事之师，后世难忘，面对广场焚鞋耻辱，温州鞋商痛定思痛，决心在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决定找回不能丢失的诚信。他们立了一尊火烧皮鞋的雕塑，要让它不时揭起历史的伤疤，时刻敲打自己再不做利令智昏的蠢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精神一定时期内在温州大地上高扬，这一精神激励着他们又建设起了一个全新的“中国鞋都”。
在这场自救复兴运动中，一对余氏父子率先打出“诚信服务”的牌子，成为各行温州商人的一面镜子。被人称为温州从事鞋业资格最老、德望最高的元老级人物的余阿寿，为人非常厚道诚实。受家庭影响，他12岁便开始做鞋，1973年靠租赁鞋摊起家，“皮鞋寿”由此得名。武林门大火烧过之后，温州鞋业臭名远扬。面对危机四伏、大厦将倾的温州鞋业，余阿寿挺身而出，毅然筹建起温州鞋业协会，联络众多家鞋商一起立下誓言：“确保温州皮鞋质量，不赚一分昧心钱，重拾市场信用。”
余阿寿不顾年老体衰，义不容辞地担任了会长，历任四届，任期达8年之久。其间，他半天时间上班，半天时间开车到各个厂家、商场监督指导，不辞劳苦，循循善诱，帮助温州鞋商认识到“质量佳企业兴，质量差企业下”的道理，使温州鞋业重新赢回了丢失的市场，从失信到立信，温州人花了整整14年的时间，这一成本不算小，可也花费有值。
余阿寿自己创办的企业是吉尔达鞋业公司。随着年龄老迈，余阿寿已感到自己力不从心，于是在1991年他将“吉尔达”的执印大权移交给了儿子余进华，同时也将创立“质量温州”、“品牌温州”的重任压上他的肩头。余进华不负父望，在父亲“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立业原则的教诲下，从全面质量管理、产品信用管理两方面入手，使“吉尔达”产品质量和企业信用价值及品牌价值得到大幅度提高，“吉尔达”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突破2亿元，成为温州银行的资信企业。“吉达尔”的资信品级很高，用余进华的话说：“很多银行是排队要和‘吉尔达’做业务的。在温州，我们要贷款不用担保，不要抵押，只有信用就可以了。”
在大力发展自己企业的同时，余进华时刻牢记父亲的嘱托，把质量看作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纽带。1994、1995连续两年，他不惜重金选择中央电视台黄金播段大做广告，率先打出“温州制造”的大牌子。此举起到了张扬正义、重拾信誉的作用。经此一举，“吉尔达”成为家喻户晓的温州名牌皮鞋，而且重新找回了温州真品皮鞋被损害的颜面。
“信用温州”口号的提出和切实实践，为温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带来了挺直腰板、堂堂正正行商的名分。今昔对比，温州人深刻认识到诚信是商业精神的精髓，体会到了诚信与利益休戚相关的道理。1999年12月，鞋商王振滔再赴杭州，在市郊放火烧掉了2000多双假冒温州品牌的伪劣皮鞋。对于温州制鞋而言，由仿别人被焚到焚别人所仿，同一地点的两次焚鞋，焚火之意不同，被焚之鞋也不同，从中我们至少看到一点：温州品牌在社会上的地位变了，认可提升了，名声正气了，份量更重了。
温州其他行业的有识之士也都高举起“诚信”的大旗，身体力行，实践诚信，并享受着诚信带来的成功喜悦。正泰集团之所以能在假冒伪劣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喜获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第一批被认定的驰名商标的殊荣，成为中国工业电器公认的名牌，也缘于坚守诚信。
随着中国加入WTO，商品经济的大潮已在全国汹涌澎湃。现代市场经营离不开“诚信”这种传统商人所坚守和推崇的品德。因早期经济浪潮冲刷而成为中国社会一种稀缺资源的“诚信”二字，现已逐步回归。温州的诚信之风不仅在该地回归得及时彻底，而且影响到了国内其他地区。重庆市总商会浙江分会办公室主任王应奎耳闻目睹温州商人的所作所为，说：“温州商人在重庆的最大贡献就是把‘诚信’带到了重庆。”重庆商贸集团导购经理刘先生也认为，与温州人做生意，一是安全，二是放心。而今的重庆商界说起温州商人赞不绝口，夸赞之辞中最重要的词汇就是：“他们讲义气，讲信用。”这样的口碑的确来之不易，借着这种诚信之风，温州商人必将在行商之途走得更轻松、更顺利，走得更宽更远。
商经微言
人无信不立。温州商人非常讲究“诚”，以诚待人。把“诚”与“信”列为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
以诚为本
诚信是市场运行的准则，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则和诚信原则，越是在市场竞争中激烈态势的情况下越要讲求诚信，要通过建立诚信标准，树立企业品牌，以诚信赢得市场，占领市场。
诚信是做人的原则，也是做企业之必须，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不讲诚信的人，没有人愿与之打交道；而不讲诚信的企业，也没有人和企业愿意与它合作共事。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认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一些不那么重视诚信的公司为了在短期内抢占市场，作出了过度承诺，又无法实现，经过一段时间后失去了客户的信任。失信也许可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
正泰集团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集团总裁南存辉对此有着始终不懈的追求，这体现在：正泰集团有着近500人的质检队伍，每个人都牢牢地守着质量这道关口。几年之中，先后有7名经理级人员因产品质量问题受到惩处。有位受到停产整顿处分的下属公司经理是南存辉的亲戚，被惩处后很委屈，辩解说：“我的产品质量虽然达不到内控标准，但也并不比本地同行差。上百元的产品利润已经降到了3角钱还不准卖，这一停产、退货，算算几千万的产值要损失多少！”南存辉对此却并不退让，正色道：“这算是什么话？这个认识有问题。我们要创的是世界名牌，质量停留在本地水平能出世界名牌吗？”
1993年12月，正泰集团一批产品要出口到希腊，这是该企业产品第一次出口欧洲市场。然而就在产品装箱上车，准备运往港口时，南存辉赶到了仓库，要对产品进行最后一道检查。检查发现产品外观色泽上有些差异，而其他方面均符合质量标准，但南存辉还是皱起眉头。工作人员看到南存辉的脸色不对，害怕他按照惯例又要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于是就想作一下解释，但南存辉却挥挥手，不容解释地果断下令：这批货不能发，所有产品全部开箱检查，直到没有一点问题为止。负责运输的经理急了，提醒南存辉：这样一来就要耽误船期，如果不能按时交货，外方会提出索赔的。南存辉一言不发，只是冷脸站着。在场的人知道他的脾气，只好按他说的做。计算的结果是船期一定会耽误，对此南存辉毫不迟疑，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空运！”他的话音未落，大家都惊呆了：如果由海运改为空运，这批货非但赚不了钱，而且还要亏损80万人民币。但南存辉还是这么做了。
这件有关产品质量的事，对正泰集团公司的员工来说很快就过去了，但对南存辉来说却常记在心间。在一次公司千人质量动员会议上，他再一次举了这个例子，并且响亮地说出让公司和社会都为之振奋的话：“我们宁愿少得一个亿的产值，也不能让一个不合格的产品流向市场。
早年在杭州通过做石材生意起家的泰顺人程飞鹏，而今已是投资领域一名涉及房地产、市场营销、第三产业和仓储、物流、展览等行业的着名温商。从创业之始到驰名商界，程飞鹏始终以诚信为本要求自己，并不断教育同行和自己的下属。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做事业，先要做人。承诺人家的绝不要食言，否则终会马失前蹄。”
刚开始下海创业时，程飞鹏两手空空，在信用社当信贷员的父亲并没有给他任何财产或资金的支持，只是反复告诫他：“实际上你现在所缺的东西并不是你所缺的，你所缺的恰恰是你所不缺的，这就是做人要务实，讲话要真实，做事要诚信，不能骗人蒙人。钱可以缺，做人所需的诚信不能缺，它比金钱更重要。不守诚信也许能赢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业。”程飞鹏认为，“诚信”二字是父亲这段话中的核心，是父亲对儿子事业最大的投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个字也真的让他终身受益。
从父亲那里没拿到钱的程飞鹏，靠向民间高息借贷4万元起家做生意，还款期限为一年。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来是这笔贷款的债权人不知从何处听得流言，对程飞鹏的还款能力产生了怀疑，就借故急用，催讨这笔款子。这无疑是当头一棒，程飞鹏当时很为难，一年借期才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催还，而资金已被占用，手上的账号里仅剩两万元现金，怎么还呢？他想当面向债权人问个清楚，但转念一想，人家这样急着催款，肯定有燃眉之急和难言之隐，本着诚信做人的原则，最终程飞鹏决定尽快筹到款子归还这笔钱。他从别人那里辗转借得两万元，加上账户的两万元，怀揣4万现金星夜兼程从杭州赶回泰顺。凌晨时分，当浑身疲惫的的程飞鹏怀揣着暖热的4万元现金出现在债权人面前，速度之快令债权人吃惊。债权人感慨万千，觉得程鹏飞如此守信，钱交给这样的人使用比交给别人更让人心里踏实。于是，他满怀愧意地借故说：“我已经筹到了这笔钱，你尽管放心地用吧，我不会再催你归还的。”坚持重新把钱塞回了程飞鹏手中。
在以后十几年的行商过程中，程飞鹏始终坚守父亲留给他的诚信箴言，施信于人，取信于人。他的名字就是一张“信用支票”，为他带来了滚滚财源，使他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商经微言
一个人的发展可以靠三种力量——才能力量、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但很多商人只看到前两种力量的作用，而不愿承认第三种力量的存在。事实上，被大家所惯常忽视的第三种力量却往往在经商活动中以一当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诚为本”、“诚信”为先，一顺俱顺，温州商人的魅力就证明了这一点。
灵活多变才会有市场
经济学家们认为，早期温州经济的形成得益于两个利器：一是“模仿”，二是“跟风”。“跟风”当然不同于“模仿”，它与“模仿”互为表里，是“模仿”的衍生或延伸。
“跟风”与“模仿”相近而且互为依伴，造就了温州家庭企业之间的互助和合作、相争和相学，因而使得温州经济形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形成了一种团体的优势。
历史总是要不断进步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温州的跟风和模仿形成的经济，也不可能始终停留在一种水平上，必然要随着市场的逐渐扩大而形成“争”的势头。竞争在所难免，因为做同一种产品的厂家越来越多，市场日趋饱和，厂家们的产品不得不讲究货真价实。然而随着市场的继续饱和，仅仅讲究质量也不足以保持自己的优势了，于是便在花色和品种上做出应变姿态，想方设法地既要保持质量，又要追求新鲜亮眼的吸引力。温州企业正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连续踏上了几个新台阶，先后经历了启动期、转换期和创新期。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变”是世上万事万物中惟一一个“不变”的事理，以不变应万变，从来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不可能一条道儿走到黑，因而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积极顺应时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不断进取才会产生“俊杰”。在这方面，温州商人群体往往能显示出与内地企业家的不同。温州商人说：不知道灵活多变，还算什么温州商人！这句话包含着一个普通的常识，同时又有着至深的道理。
温州人“善变”的事例很多。比如在永嘉桥头镇钮扣产品积压时，有人想起做香水钮扣即是一例。又有人根据时装杂志上看到的钮扣款式另辟蹊径也属善变之举。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这其中的“有”和“新”其实就具有了“变”的内涵。这当然是早期的例子，从更广的角度上来看，温州商人在新时期体现的善变的素质又表现在随市场情况而变，或转变经营的领域，或转变经营的行业，或转移生产基地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国内建筑行业大兴的势头，温州泰顺人不失时机地瞅准了建材生意，开办了不少陶瓷厂，生产出不少陶瓷产品，由于生逢其时，因而一开始适销对路，生意十分红火。但到了80年代末，国内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外资的投入和港台技术的引进，广东陶瓷业很快兴起，后劲很足，质优价廉的产品占领了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陶瓷制造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挫，几乎可以说一蹶不振。作为国内最早的陶瓷生产商，温州泰顺人无不感到憋气，但市场是无情的，憋气也是无可奈何。而在另一方面，商人的灵活善变素质便发挥了作用，他们转而认识到：自己在陶瓷生产上既然无法和经济技术实力雄厚的粤商竞争，何不三十六计“变”为上策？虽然自己不生产陶瓷产品了，但熟悉陶瓷的优势还是有的，何不变生产为销售，全力地去经销粤商生产的优质产品呢？基于此，泰顺原陶瓷生产商首先来到了建筑业发展快、浦东新区宏图待展“可以大有作为的”上海，经过论证考察，征地400多亩，建起了十分气派的红都建材市场。千余名泰顺农民闻风而至，到这里进行战略大转移，经营起陶瓷产品来。据统计数字显示，红都建材市场中该县销售商占该市场60％的份额，温州其他县的商户也被带动起来，纷纷进入红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