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温州人以天下为市场，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其经商地点也绝不拘于一域，而是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机动灵活。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东临大海，自古温州人便以外出经商为荣，而且他们外出，绝无漂泊的感觉。他们背井离乡走南闯北，绝不是迫于生计或为挣钱娶妻生子，而是创业。相反，若是哪个小伙子长年厮守家庭，便会被视为窝囊没出息。
温州人四海为家。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敢去其他地方人不敢去的地方，敢做其他地方人不敢做的事情。温州人是天生不安分的一群。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温州商人更是遍布中国以至世界，而且越来越由行商推销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向坐镇赚钱，形成了“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市场，而如果没有市场，温州人就能开拓出市场。”他们有着聪慧的眼光，再加上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都能很快在当地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1983年，温州乐清县农民卢氏兄弟俩，因在内蒙古包头经营服装亏了本，准备返回家乡。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商议路过北京时，去看看天安门，以了心愿。他们在天安门周围转了转，哪料到这一转让他们悟出了打开北京这座“阿里巴巴山洞”的秘语，兄弟二人最后得出结论说：“北京的生意好做。”本来打算回家的卢氏兄弟干脆放下行装，在广安门南行五公里处安营扎寨并做起了生意。凭着他们精明的头脑，生意出奇的好。由于人手不够，他们招来了包头的和远在温州老家的亲朋好友，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兄弟两人居住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温州生意人的集中地。这个集中地就是今天闻名京城的拥有10万人口的浙江村。
和他们的经历颇为相似的还有陈氏兄弟俩。1991年10月，也是农民出身的陈氏兄弟来到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他们坐着车考察了这里的大街小巷，最后在浦东杨高路他们终于悟到了掘宝的“秘语”，因而得出结论：“上海是个广阔天地，温州人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通过租用库房和当地人看不上的闲置空地，两名温州人颇有预见地在浦东杨高路两旁抢先“挖开了金矿”。随着浦东特区的开发，兄弟二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四年中他们净赚了300万元。
20世纪90年代，中国股票市场如火如茶，上海股民之多堪称中国之最，就连上街买菜的老太太都在谈论“道琼斯指数”。上海人喜欢的是“走红”，什么赚钱干什么。而温州人喜欢冒险，喜欢抢在行人前面跑，他们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冒险精神，不仅能在杨高路飞扬的尘雾里发掘潜藏的金矿，还能在旧书旧报的废品堆里发现沉睡的金砂。
温州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着敏锐的商业眼光，有积极分析市场、开拓市场的进取精神。试想一下，知道浦东将要开发的上海人何其之多，而敢在杨高路改造工程提到议事日程之前，就抢先投入大宗资金的人又有几何？
无论是卢氏兄弟还是陈氏兄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精明的温州人赚起钱来似乎都很轻松、很洒脱，随意在大街上、在马路边，溜溜达达，瞧瞧看看，就能发现一块含金量很高的矿石，进而挖掘下去，就会开发出一座金矿。他们善于在别人看不到生意的地方看到生意，在满目荒凉的地方找到发财的秘诀，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阿里巴巴山洞”。而且无不富得流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300多名温州人到新疆支边，结果是同时期来的其他省市的支边人员后来早已撤离新疆地区，而温州人却在这里扎下根来，过得有滋有味。当时留下来的温州人靠什么过活呢？靠卖牙膏牙刷和针头线脑之类的小商品，或者靠从事剃头补鞋为营生，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为点小钱温州人可以办别人不办的很多事！
补鞋也能“掘到黄金”，这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没有人会相信，而在以前却是实情。在太原解放大厦前，有位补鞋的温州人令人永生难忘，靠着7年艰苦的补鞋生涯，这名温州人赚了40多万，这个当时令人吃惊的数字使这名补鞋匠成为有着骄人创业佳绩的温州商人。
正由于相信新疆有“阿里巴巴山洞”，如今已有8万多温州商人活跃在南疆与北疆，仅乌鲁木齐一地就有4万多人。温州人在这里主要以经营皮鞋和棉纺织品为生，年交易额高达10多亿元。
正由于相信云南有“阿里巴巴山洞”，如今有总数4万以上的温州商人活跃在昆明、南岭等地。云南地处高山环境，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而在温州人看来，这恰是最需要商业、最适于创业的地方，具有最大的商业活动空间。因此大批温州人相继走进云南，在这里赚得了实惠，变得气壮腰粗之后，仍然继续“挖金”。
在温州人看来，纽约、巴黎、米兰等国际大都会都有着“阿里巴巴山洞”，因而大量的温州人到这里经商或打工，并有许多温州人在这里悄悄地发了起来。与此相比，另一些别具眼光的温州人却有着与他人不同的选择，他们弃欧美发达国家而不选，偏偏要到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去淘金。1994年，温州青年黎峰到南非创业，在那里经营温州小商品，而后又经营起黑麦种子销售等业务，由于当地经济相对落后，生意轻轻松松便做得红红火火。温州人认为落后的地区发展空间大，而发展空间大的地方也就存在着更多的商机。
温州人不远万里进入了位于欧洲东南角的土耳其，将其作为国区区内各类小商品的出口重地，因而温州打火机、眼镜、刀具、旅游附属用品以及各种工艺品源源不断地进入土耳其市场，并以此为基地，利用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的优势辐射欧盟、巴尔于半岛、中亚和中东地区，同时也将各种商品推进埃及等北非国家。
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温州人经商的网点。温州人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有“阿里巴巴山洞”。别人浑然不觉的商机和秘诀，但凡有了温州人，一切便盎然而生，一切便人因景而灵，景因人而活。
商经微言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意，有生意的地方就有市场，而如果没有市场，温州人就开拓出新市场。
精湛的攻伐谋略
温州商人到了哪里，都可谓战无不胜。他们成功的经营渗透和扩张，得益于他们特有的创业风格和经营手段。
温州人多地少，决定了他们只能向外拓展，不断寻找一个个新的生存空间。因此，温州商人在全国散布最广，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最初，他们以手工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一个个散兵游勇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散兵游勇们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因此，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的一个企业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
李方源是温州颇有名气的印刷设备经销商，去年他移师南京。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多年前“温州货”质量低劣的负面影响，李方源在推销产品的过程中遇到了的困难可想而知。俗话说得好：“危难之中方显英雄”。面对如此窘境，李方源展示了温州老板经商的“套路”，他先是摸清一大批在南京经商的温州人的下落，然后挨门逐户地拜托他们为其承揽一点业务，拉开一张有几百户的“老乡网”。同时，他利用全国个私企业工作会议在温州召开的机会，在会场上结识了不少南京商客，尤其是与本行业有关的客户，然后在南京招兵买马。李方源艰苦寻觅、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了。在全国印刷材料展销会上，他请专家介绍他的产品，并给企业免费使用。这么一试，国内企业都知道他的产品不错，上门推销容易多了。一传十，十传百，到了今天，他的公司在南京的信誉已很好了，基本上不用上门推销，坐在家里就有客商慕名而来递上订单。公司的销路打开了，效益自然也上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李方源就在南京站住了脚。
温州人的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小”为业的温州人在经营小商品时也有着类似鲫鱼生存方式的智慧，这便是依傍大企业的战略。这种情况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使然。在温州经济发展之初，作为温州经济主体的温州家庭作坊面对强大的市场场竞争对手，如果针锋相对，正面抗衡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此前我们曾经谈到，温州以前从来就没有出过国家重点企业，不仅飞机轮船修造与温州无缘，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工业也不在此立足，除温州标件厂在浙江稍显闻名之外，其他并无可夸耀之处。早期创业的温州人自知无沦在经济实力还是在技术实力方面自己都无优势，所以他们并不喜欢重拳出击，直面市场，而喜欢搞一些比较普遍的或比较偏冷的产品。
一般来说，有如从市场夹缝中漏掉的东西，一些小产品在大企业看来不起眼，容易为大企业所忽视或不屑，然而回过头来却发现恰恰少不了。温州人所捡拾的正是这种东西：别人生产服装，他们就生产经营服装业必需的扣子和拉链；别人生产食品，他们就印制不可或缺的生产包装；别人生产机械设备，他们就生产标准零部件。大企业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这种在大经济身上发展小经济、依傍或寄附的生产经营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对温州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既避免了大企业的吞食，避免了市场的风险，也丰满了自己，创造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北京江城科贸有限公司最初是以生产电视机配件起步的。1986年，乐清商人刘碎孟从西安买回了“松下”、“三洋”等品牌的电视机，令人惊奇的是别人把电视机买回家是图个乐，而他却三下五下拆去了电视机的机壳。拆开后他并不关注显像管、荧屏等主要器件，而是大费周折地把附属的塑料件、结构件的尺码仔细复制下来，以便用于生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技术问题解决，他接着便成立了向阳自控开关厂，专门生产彩色电视机配件。配件生产出来后，他又带上样品奔赴电视机生产企业，上门兜售。经过“四川长虹”、“黄河电视”等国内极具实力的厂家技术人员的检测，技术全部达标，质量绝对没有问题，同时由于其价格仅及国内外同类产品的1／3，自然为厂家乐意接受。刘碎孟由此成了国内电视机生产企业的配件供应商。一年过后，其销售额很快就达到了600多万元。
浙江虹桥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的创办就是得益于摩托车配件的制造。总裁赖国贵一天大学也没有上过。高中毕业后，迫于生计，他外出养过蜜蜂，也当过温州小贩。有一次，在火车上他认识了一家摩托车生产企业的工程师，两人谈得很投机。最后该工程师建议赖国贵搞一下摩托车配件试试。受此启发，赖国贵回到家，立刻和父亲商议着手办起了一个生产作坊，像刘碎孟那样，仿照着买来的摩托车配件，生产出了产品。但赖国贵认识到：要扩大规模就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必须使自己的产品适用于摩托车生产前沿。1992年，他果断地瞄准在市场上潜力极大的中排量125发动机的核心部件，通过日夜研磨，终于试制成功，为厂家提供了高质量的汽缸配件，结果销路出奇得好，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尝到甜头后，赖国贵对开发研制摩托车配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目光瞄向了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配件产品，后来当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实力，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于是“鸟枪换炮”，果断地开始独立生产摩托车成品。
温商中由配件生产起家的成功者比比皆是，天津文成减速机公司总裁卓文生也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在天津销售机电产品，注意到电机中必需的减速机进货困难，一律款到发货，有时款发出半年货还不能到位，要想提前购到货就要到生产厂家去报名，在人家的生产计划中排队。卓文生意识到减速机有着极大的市场缺口。经过调查，他发现国内机械行业对减速机的年需求量高达数百亿，而国内却仅有少数几家企业生产，于是他自己成立了减速机生产厂，自行研制生产，专门向机电厂家提供这种配件。
当然，温州的家庭经济并非仅以生产配件为惟一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小”是温州商品生产的一个基本特点，配件生产是一个方面，一些虽小然而完整的商品却不属于配件，比如打火机、手电筒、徽章、证书以及各种日用品等等。但这些小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需要销售出去，销售的方式和渠道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它决定着温州经济的命脉。
如何销售这些小商品？温州人的方式也体现了一个“借”字。云游四方的温州人多以群体聚合的方式从事生产与经营，而维系聚合体的丝线则主要是血缘、地缘，二者强大的向心力不仅促使温州人同风雨共患难、协力掘金，而且还利用乡亲网络的渠道，将产品销往海内外。先造乡情大船，再借船作出海之旅，这是温州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初形式和特点之一。温州打火机最初打进国际市场就体现了这个“借”字，而“借”是从温州打火机生产商和一个定居香港的温商的亲密接触开始的，作为一名温商，李中方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往返时发现了家乡的打火机，便带了一些到香港去试销，结果大获成功。
商经微言
温州人以天下为市场，哪里有生意就往哪里去。其经商地点绝不拘于一域，而是闻风而动，借风而行，机动灵活。
购房团合力出击
说起温州购房团，地球人都知道。他们起于上海，成名也在上海。九十年代中期，一些早一步富裕起来的温州人买了几套房子之后，就开始转手出卖，从中第一次尝到了炒房的甜头。后来，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跟着加入了炒房的队伍，现在温州的房价已经高达每平方米6000元，直追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