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是天生不安分的一群，常常四海为家。只要有利益，温州人就敢去其他地方人不敢去的地方，敢做其他地方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有着聪慧的眼光，再加上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无论在哪里都能创业，都能很快在当地扎根、发芽直至开花、结果。
温州服装城遍地开花
“穿在温州”和“中国鞋都”一样有名，是温州响当当的两张“名片”。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温州既是服装消费大市，又是服装生产的大市。
以“商”为主的温州服装经历了从马路市场、棚架市场、入室摊位到展位式商铺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早年的十大专业市场堪称中国市场最早的东方启动点。市场带动下的服装产业专业服装市场的沉浮维系着无数服装小企业的兴衰。当年温州家庭工业异常灵活，但单体狭小，如一盘散沙，企业的张力与产品的辐射力都十分有限。温州市数千家服装企业，很多是作坊式的小企业。然而，企业要“做大”就必须不受专业市场的限制，要打出自己的质量品牌，编织自己的销售网络。如今，温州服装品牌在全国市场上的营销知名度越来越响。
温州服装市场已具有商品款式新、品种齐、价格低的特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慕名前来批发，如从事服装批发零售的站前商贸城、金泰服装批发市场、动力头服装批发市场、铁井栏童装批发市场等。
此外，外贸服装的异军突起，也构筑了温州服装市场的风格特色。近两年来，温州外贸服装企业在温州服装企业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其受关注度也日渐上升。目前以广东地区为主的服装厂商抢先在市场设立营销公司，把温州作为外贸服装的集散地和出口创汇窗口，外贸服装正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金泰服装市场已开辟了外贸专区渐渐将外贸服装作为本市场的一大特色。服装市场业内人士称，不能说温州服装市场在萎缩，而是我们的市场就是适应中小企业的。因为温州有几千家的小企业，它们的网络触角不可能伸得那么远，其生产产品档次也不高，但生产的产品款式变化快、价格低且时尚潮流，这些物美价廉的服装有它的市场。他们通过专业市场向全国辐射，因此温州服装专业市场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它撑起了全国服装销售的大片天。
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不断提高，品牌意识的加强，众多服装生产厂家纷纷选择“第四代”批发市场作为自己品牌推广宣传的主打基地。
温州目前的服装批发市场大都仍然是“大棚式，粗放管理”为主，远远不能满足服装品牌培育、发展、壮大的迫切需求。目前，温州市政府已经出台新城规划方案。根据规划，温州服装市场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总投资6亿元，建成后可容纳客商3000余户，荟萃全国各大流派中高档服装品牌。批发广场一层为男装、韩国服饰区和裤区；二层为女装、羊毛衫；三层为精品品牌商铺式写字楼。市场配有1500个停车位。这样的规模，已跨入了国内超大规模服装批发广场的前列。
另外，“温州服装面料、辅料市场”的改建也在筹划之中，这将改变温州纺织品市场散乱的局面。同时，服装广场、服装工业园、面料市场这三位一体的组合模式将形成服装产业的最优化的组合模式，将在温州服装市场形成一个新的服装产业带。
温州服装新型市场的建立，将突破现有服装市场对品牌服饰发展制约的瓶颈。完全按照“第四代”市场的标准进行建设，满足了当前温州服装发展的需要，适合品牌服装的培育。发展和壮大，对温州服装市场升级换代将产生很大影响。
商经微言
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是中国服装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其服装具有“款式新、品种齐、价格低”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温州人在北京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离天安门广场只有5公里的南苑乡大红门10多公里的一带方圆，有着近10万的外来人口，几乎全为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人。凭着生意人精明的头脑，温州人不仅获得了被吸纳和融入的机会，而且还成了北京市政府最受欢迎的商户群落。
改革开放初期，到北京闯天下的温州人很多，给北京市的市政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难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大批温州人在北京大街小巷购筑起了一个个麻雀窝般的“商业中心”——其实不过是些摊床而已。尽管市场管理部门对营业秩序混乱的温州商贩集中地进行过无数次的大清理，但效果始终很不理想，这是因为，温州商贩最习惯运用的就是“游击战术”，工商人员前脚走，温州商贩后脚跟，正合了“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拉锯战：商业发展与城市秩序就这样产生了矛盾。
有一位名叫王伟坚的温州商人从这一现象中看到了商机，为了解决温商与“官方”的矛盾，在他的心目中构划出一个宏伟蓝图：兴建温州人集中经营的大型商贸市场，这样既可解决商业发展与城市管理的矛盾，又能从中赢利。他将这一想法和许多温商谈过，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要把设想变成现实，需要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但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作为一名温州人，王伟坚认为只要设想合理，适合市场的需要，再难也要干。于是，他以温州人相对集中的大红门地区为着眼点，决心兴建一座大商场，实现自己的设想。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王伟坚又找来这方面的专家反复论证，准备以处于木樨园环岛西南方向、南苑路路口的北京市水产实业公司为着眼点，将其改造成大型集贸市场。至于该公司能否同意，王伟坚并不担心，因为他早已了解到，该公司每年亏损高达400万元，眼下处心积虑的即是如何盘活资产。而在城建报批方面，王伟坚也很轻松，他认为既然是在旧房基础上加以改建，市容规划部门应该不会过多干预，因而就来了个边建边批。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了问题，北京城建部门以不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为由责令其停工。
初战失利，对王伟坚的打击可谓不小，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低谷。低谷并非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他的盟友，这一项目走出困境的办法只有两条：要么是拆了重建，但这样一来，所投的资金大部分便打了水漂；要么是接受罚款，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是先输一局。王伟坚的盟友们出师未捷便遭霜打，不少人就此产生了畏难情绪，纷纷央求王伟坚网开一面，让自己“金盆洗手”。迫于无奈的王伟坚不好就此强留，于是牙掉了咽到肚里，做出了“饿着肚子还要说气壮话”的姿态，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兴建市场的2500万元的巨大投资。
此刻的于伟坚坚信自己的设想并没有错，越是有价值的事越会经受更多的坎坷。为此他求亲告友，艰难地筹措了资金，终于完成了融贷。与此同时，城建管理部门也终于网开一面，允许他在交纳60万元罚金后重新经营，俗话说：“既然磕了头，不在乎这一拜。”60万罚金固然不是小数，但王伟坚也少不了宽慰自己，咬咬牙，又四处告借，终于堵住了这个窟窿。
事情至此仍并不顺利。由于受到“规划风波”的影响，商户们对建成的市场仍然没有经营的信心，他们担心将来还会受到来自有关部门的查处，因而对租房经营并不积极。在他们看来，与其经营后让人查封到里边，还不如在外面打游击更保险。正是由于客户们普遍存在这种心态，王伟坚的市场虽然最终建成了，但出租效果并不理想，直到合同规定的开业时间即将临近，市场内租出的摊位却不到一半。这难免令人尴尬，同时也使王伟坚面临了还钱期限的压力。
一个有志向的人知道做事的艰难，因而才会更加珍惜所创造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才叫做创业，这样的创业也才叫舒心。基于这一认知，在北京大红门大型商贸市场开业前的艰难日子里，尽管身边的亲友因难而掉泪，王伟坚却仍然抱着一种乐观的心境去创业。当亲人劝说他延期开业时，王伟坚面对压力却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来，他不仅坚持按时开业，而且乐观开朗。
王伟坚的乐观在于他摸透了温州商贩们心中的“底脉”，这些商贩早就过够了与市场管理人员打拉锯战的日子，因此别听他们嘴上说不想“进城”，实际上巴不得早日有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尽快结束“打游击”的日子。因而一个全新的规范化的市场对他们有着最终的吸引力，有着良好的生意的保证。既然是由于自己遭受的挫折使这些客户们拿不定主意，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客户的这种心理，不妨采取一种别样的刺激手段，“逼”他们早点结束“隔岸观火”的状态。办法在哪里呢；王伟坚面对别人的询问，只笑不答，却说“到时就知道了。”
北京大红门集贸市场的“开业戏”是这样开场的：开业前七天，王伟坚出人意料地张贴出了开业公告，说是开业当天要免费赠送链条，“进城”的客户谁用链条锁住了看中的摊位，那个摊位就归谁经营。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占便宜的心理是人们都有的，因而打惯了“游击”的温州商贩们闻讯心即痒痒，早就憋足了劲儿，盼着到时去抢一个天大的便宜来。不难想见，开业的当天人群蜂拥，争先恐后的人们无不只恨自己的胳膊短，抢到链条的人们也只恨自己的脚步慢，一个个在集贸市场里展开了百米赛，使得王伟坚事先买下的800多根自行车锁车链条一抢而空，市场内划定的800多个摊位一个也没剩。
历尽坎坷的王伟坚望着市场里这幅人声鼎沸的景象，眼里都是笑意，快乐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没忘记得“利”让人，他给每个占位的温州同乡一个足够的优惠试营期，让他们体验一下温州人浓浓的乡情。
商经微言
北京素有温州商人北方根据地之称。在这里出现了“浙江村”，即生活在北京的以温州人为主的浙江人聚居区。
淘金上海滩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是中国金融、经济、工业生产的最大基地。正是在上海，早年自嘲为“进驻上海的贫下中农宣传队”的温州农民，在这里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创业。当然，而今看来这已经是20世纪末的故事了。而在新世纪之初，涌进上海的温州人中更多的是亿万元级的成功人士。他们投资重大项目一掷千金的气魄、跻身南京路的手笔，都被当地媒体冠以一个“大”字。温州人在上海人心目中，早已不再是“土老帽”、“土财主”、“小把式”的形象了，温州人在高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资，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声誉，而“一次创业者”的再创业和再投入，“二次创业者”的新风采、新作为，都使上海人为之感慨万千。
上海的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最高水平的技术和最新的信息，储存着中国大批最优秀的人才，同时又是中国产品进出口的集散地，是得天独厚的商业宝地。1991年10月，上海浦东杨高路还十分偏僻，路两旁有一些企业库房。两个土头土脑的温州人陈氏兄弟，在这条路上“荡”了整整五天。随后，他们拎着蛇皮袋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陈氏兄弟抛出的“绣球”十分诱人，他们相中了这些单位闲置不用的房子，甚至是空地，打算用来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以销售温州小商品。他们出资65万元取得经营管理权，上海合作伙伴以地皮投入，双方二八分成，五年不变。次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浦东，在杨高路上驻步。杨高路改造工程被列为上海重点工程。他们当时所选的偏僻地块很快变成了黄金地段，店铺的租金直线攀升，所改造的109间活动店面，以平均8000元一年的租金租出98间，还有11间年租金超过万元。四年间，他们净赚300万元。
20世纪初叶的上海曾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但凡西方世界所有而中国所无的东西，在当年的上海都能找到。而今的上海仍然是中国乃至国外企业投资经营的宝地，而名传遐迩的南京路则是这一宝地中的至宝，尤其对商家来说寸土寸金。作为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素有“中华第一商业街”之誉，上海百货、友谊商场等国内着名商场都在这里云集，形成了浓郁的商业气息，成为人们购物的天堂。能在南京路拥有一家店铺，不仅是商场行家的梦想，同样是生产厂家的追求，同时也是资格和品牌的需要。所以，进入“中华第一商业街”，占有一块铺面成为国内商家的殊荣。
温州人在上海的一次次大手笔作为，让上海人领教了温商的气魄。曾几何时，不少人还抱有浓厚的偏见，将温商的这种气魄称做是“财大气粗”。而实际上，温州人进入“中华第一商业街”当然不是要向上海人“摆谱”或“耀富”，他们像往常一样只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不与人争论，不辩白自身，而以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们既定的目标。为了占领梦寐以求的商业位置，他们只能靠实力说话。上海是一个讲究实力的地方，不是偏远落后有待开发的新地，在这里经营只能像军事上的正面突击一样，动辄调兵百万，靠的是硬碰硬的打拼。
由于温州人比谁都更加明白当今市场的规律，所以他们更懂得运用金钱说话，当然，动用金钱是为了更多地赚得金钱。作为上海乃至中国商业的圣地，南京路当然是商战中的“制高点”，而且由于这条路上早已挤满了各路英豪，早就没有闲置的地方，因而要想跻身进去得一分天下，几乎可以说有“蜀道之难”，而且也并不是靠钱就能买得到的。然而，温州商人自有温州商人的办法，郑荣德淘金上海滩的故事就是一个令上海人折服、堪称经典范例的事件。
出身海岛渔家的郑荣德是一名早年闯荡上海的温州人，他创建的华东电器集团近年来在上海悄然崛起，越做越大，成为上海商界的一匹活力四射的黑马。同许多温州人一样，郑荣德也把进入南京路、取得商界名流资格、赢得更大效益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缘于此，1997年他便把自己的公司颇费心机地设到了上海四川中路410号，因为这里距南京路不算太远。到了2000年5月，他又把公司总部迁居离南京路步行街仅有百米之遥的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口，在这里兴建了一幢颇具档次的6层办公大楼，楼面镶嵌的花冈岩使得整座大楼华贵典雅。按理说，河南中路与天津路交叉处也一直是上海商业的繁华区，同样是上海面对世界的一扇窗口，一向令海内外客商趋之若鹜。但在郑荣德心里，这里并不是他理想的目标，作为一名追求完美的温州企业家，入驻南京路并不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是他整体构建自己企业规划中的一个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