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创业大都经过从“一身薄技”到创下辉煌事业的坚韧、刻苦的过程，补鞋、缝衣是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干过的营生。当今在国内赫赫有名的几家大企业的温州老板都有此番经历，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原是一名小补鞋匠，德力西集团的胡成中曾跟随父亲做裁缝，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曾是一名小木匠。
温州人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在从事小商品生产、小作坊、小铺面经营时，他们身上那种传统的“身份”、“面子”等等级观念十分淡薄，他们并不因自己从事了一些在外人看来很“低贱”的小职业、小经营而感到自己在人格上低人一等、矮人三分。相反，他们却以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攒钱将来做老板而信心十足、感到自蒙。这比起那些宁愿下岗在家受穷，也不愿干他们所谓的“丢面子”生意的人来说，可谓是两种时代两种思维两种人生。
20世纪80年代北方一所着名高校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在学校的大门口，一位俊美的少女摆了一个补鞋摊，她操着一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略带江南口音。整天坐在那里为人补皮鞋。她的手艺不错，补的鞋穿上也很结实，很舒适，再加上人又长的漂亮，大学生们对她的印象都很好，甚至有人私下里称她“补鞋西施”。她的出现给当时的“天之骄子”们提供了一个话题，一时间，校园里议论纷纷。大学生们都乐意让她补鞋，她的生意因而出奇地好。
有一天，一位留校不久的年轻男教师来补鞋，和温州女拉起了家常：“姑娘，你是哪里的人啊？”姑娘甜甜地一笑，说：“您是老师吧？”“是啊！”“我是温州人。”少女诚恳地回答。“你这么年轻漂亮，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给人家补鞋，不觉得丢面子吗？”温州女一边熟练地补着鞋，一边低着头说：“靠手艺挣钱，丢什么面子呀？这不也是为人民服务吗？”温州女说得不卑不亢，男教师却一时语塞，继而又道：“那你就这样一直补啊，补啊，补下去吗？”温州女此时已将鞋补好，并不正面回答，只对男教师说：“您试试吧，看合脚不？”男教师一穿，穿上比原来还舒服，便掏出两元钱递给她。她又找回一元钱，笑了笑说：“这活儿只收一元钱。我补鞋走了很多的地方，就数这大学门口生意最好，以后还需要你们常来照顾我啊！”
“小”是温州人经商的一个突出特点，温州人做生意特别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他们非常能吃苦，意志非常坚韧。那些看起来没什么钱赚的小生意，他们不仅不会嫌弃，反而特别认真。这其实体现了一种精神，即把小生意当做事业来筹划，无论何时何地都本着从“零”做起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商经微言
温州人做生意注重从小处着手，他们务实苦干，只要有一分钱赚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
小生意与大市场
温州，位于浙江的南部山区。那里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人多地少，交通不便，又缺少自然资源。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温州人凭着自已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在短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现代化城市。
“小商品，大市场”是温州开始创业时期的突出特点。早期的温州以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闻名。他们生产的是一些小商品，像纽扣、标牌等。这些小商品，国营大厂不愿生产而市场上又十分需要。这里家家办厂，户户开店，生产的纽扣销往全国各地。
1979年，温州桥头镇一个姓叶的小伙子，在黄岩县路桥钮扣厂门口买了一堆钮扣，由于这些钮扣都是次品，因而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点儿钱。起初，小伙子也没想发一笔大财，他只想把这一大袋钮扣带回家卖给乡里乡亲，这样做既能解乡亲们一时之困，又能卖点零花钱贴补家用。小伙子在村头摆了个小摊试销，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销售一空，大大地赚了一笔钱。他做梦都没想到一袋次品钮扣竟为自己挣得了这么多的利润，因而便上了瘾，于是就不断地往返于永嘉和黄岩两县之间，专门做起钮扣生意来。后来随着资本的增加，再加上制作钮扣的技术也不复杂，小伙子索性自家开起了作坊，前店后厂地经营起钮扣生意来。
当时国内商品奇缺，市场需多供少，就连钮扣这样的小商品也没有挑选的余地，供销合作社提供的商品使人不得不买，有啥买啥，而且价格是不能还的，叶氏兄弟创业时情况便不同了，桥头镇的情况当时已是国内之最：只要是他们制作出来的钮扣，任人随便挑，价格也可以随人还。这样做生意当然是新鲜事，于是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来批发钮扣的客户多了，于是邻里们也跟着从批销到制作竞相效仿，使得桥头镇一条破落的老街很快繁盛起来，辐射力逐渐加大，不几年便响遍了全国，不仅各省的小商小贩竞相而来，批发钮扣到各地城乡摆摊兜售，连国营服装厂和国营商店也成了温州作坊的客户。发展到1981年下半年，桥头镇的钮扣摊位已超过万家，成为辐射全国的专业化钮扣批零中心。不仅如此，也带起了本地3000多人组成的供销队伍，主动出击将桥头镇的钮扣产品推向国内市场，新疆、内蒙、云贵川，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随着一袋袋微不足道的钮扣往外抛出去，一枚枚的金币又沿着他们的足迹，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地返回桥头镇，重新为钮扣的生产制作和销售注入活力。
作为温州永嘉县桥头人依靠钮扣发家致富的故事的姊妹篇，则是眼镜、皮鞋和打火机等小商品的传说了。其实它们都并不是传说，却实实在在一直是许多温州人所赖以起家的“由头”，为其所津津乐道的三个“花旦”。有关政府部门的参观考察人士开列了一页并不正规的清单：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多达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国际市场，每年有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尤其是打火机行业，温州的生产厂家在全球打火机市场中拥有了极大的发言权。有人打趣地说：温州该行业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温州人开始让人觉得有了种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正是这种传奇色彩，使得1998年门本广田株式会社这家世界着名的打火机企业组成了小型经贸考察团踏上了温州的土地。日本人弄不明白，好端端的日本名牌打火机在世界市场上卖得好好的，刚刚非常少量地传到了中国没几天，温州人凭什么便让它的售价掉了一个“零”？
有一次，日本同行到温州实地考察温州的打火机行业。他们一行十几人来到颇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厂主周大虎的介绍让日本行家目瞪口呆：其点火作用的一个小部件——高压陶瓷电子，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仅为1元人民币，但卖给中国大陆厂家的价格却是4．2元。为了降低成本，温州人仿制出这种产品，因而大虎打火机厂购进价仅为0．1元，而为这些厂家提供高压陶瓷电子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为0．01元。而类似协作配套的作坊式小厂在周大虎手下竟有数百家。这一在中国人看来可以沾沾自喜的条件，在日本企业看来可是令人绝望的打击，因为这样下去，日本打火机生产企业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挑战，而且是其优势的土崩瓦解。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尽管经过考察得知了那个标价上被划掉了一个“零”的秘密，但这个秘密对他们来说却毫无应对之策。
在日本人看来，温州经济是一个由无数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组成的巨人，这些非常小的家庭工业作坊如同细胞一样存在着活力。正是由于温州家庭企业的遍地开花，他们随时可以组成股份制的企业集团，这种情势是他们无法应对的。不仅他们无法应对，而且连韩国、欧洲的打火机生产企业也将面临困境甚至是绝境，被温州的打火机挤出了市场。因为数以百计的温州企业生产配件，劳务价格极低，生产成本极低，这是国外企业无法比拟的。
在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苍南县宜山纺织市场也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钮扣、打火机的仿制和销售一样，再生纺织品也是由原来的少数温州人尝试发展起来的。当初，一些宜山人忍受不了“七山一水二分田”带来的贫困，在偶然的机遇里，利用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价格，如同捡破烂一般购进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集体企业吃剩的腈纶边脚料，弄回家去让村上的农妇开花还原成棉絮状，再经过纺线工序，加工成数以亿计的再生腈纶衣裤，销往国内各地。由此生意逐渐扩大，群起效仿，带动一方乡亲，终于形成了一个颇有名声的专业市场。如今以宜山镇为中心，再生纺织行业早巳扩大到远近乡镇，已形成拥有各种纺织机3．7万台，从业人员6．7万人，专业乡4个，专业村58个，专业市场7个的市场规模。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国家物资部部长的柳随年目睹这一场面后也算了一笔账：全国每年流往宜山的腈纶边脚料达1．7万吨之多，如按每节车皮载重20吨来计算的话，所需车皮即多达850节，如果每列火车挂30节车皮，则需30个货车专列。
正是靠着这种不显山露水、由小积大的创业，数不清的温州人完成了自己的资本积累，同时也完成了温州区域经济早期的规模化建设，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生产销售墓地，不仅具有着“小”的活力，同时也形成了“大”的实力，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和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我们把温州区域经济比作一辆大车的话，温州家庭作坊里的生产和摊贩们的推销则是这辆大车的一个轮子，那么小商品消费市场的需求张力或者说市场的盲点或空白点，则无疑可以说成是这辆大车的另一个轮子。
商经微言
“小商品成就大市场”，钮扣变金币、打火机当霸主的传奇并不神秘，其实是一段温州人先于他人醒悟，并脚踏实地从小做起，走向致富路的创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