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l年4月，在上海一家企业参观的陈加枢无意中遇到了承担美国军需品供应的专业公司——格林公司董事长巴力·斯坦。凭着直觉，他断定这次邂逅有戏可做，便主动邀请巴力·斯坦到金乡徽章厂上海办事处参观。在他的办事处，各种精美徽章琳琅满目，格林公司的巴力·斯坦难以相信这是出于温州民营小厂之手，他忍不住告诉陈加枢，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寻找生产美军军徽的生产厂家。当然，巴力·斯坦还有一句话没说完，这就是他之所以到中国寻找加工厂，原因也在于节省资金。陈加枢闻言再下一城，力邀这位美军供应商到苍南金乡徽章厂去参观。两周后斯坦先生果然践约而至，在金乡徽章厂参观了一番，但他没有表态便匆匆而去。转眼又过了一周，他再次前来，又突击性地考察了金乡徽章厂，确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实情景，这回他满意地点了头。金乡徽章厂的技术和价格优势果然使他下定了决心，退掉了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厂家所订的协议，改与金乡徽章厂签订了所有的生产合同。
同温州其他厂家善于利用乡情网络发展业务的情况相同，陈加枢也特别重视通过海外同乡关系开展业务。由于其公司服务精诚，名气日长，1993年春节时有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打电话给陈加枢，告诉他：根据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装，换装就要制作新的警徽警标和警花，这当然是一笔大生意。陈加枢闻风而动，办好手续便飞抵华盛顿，向美国警察总署供需官员说明了意向。对方对他加工警徽的能力表示怀疑。陈加枢当即要求他派专员到温州去考察，费用由他负责。美国警察总署果然派两名专员专程飞抵温州，在金乡徽章厂亲眼看到了生产流水线，几天后带着100副样品回国。由于质量上乘，价格只有美国军工厂的一半，美国警品供应官一声OK，68万套警徽的生产公司当即签约。借此机会，陈加枢还相继包揽了美国50个州警察局的所有警徽和警花，经由美国警察总署介绍，还意外地与联合国秘书处做成了一桩特殊的大生意——联合国秘书处向金乡徽章厂发函，询问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的生产任务。陈加枢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经过一番价格谈判，他顺利拿下了这批生产合同。
陈加枢的金乡徽章技术非常过硬，早已今非昔比，每一种产品都要经过电脑设计、制模、冲压、珐琅、打磨、抛光、电镀等十多道工序。以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为例，景泰蓝的军徽以白色为底、图案黄色、上有橄榄枝围抱的地球和经纬度上的几大洲，构成了非常精美的效果。金乡徽章厂的徽章品种多样，个个都是陈加枢闻风借风的实绩。这些精美的徽章几乎浓缩了一个世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美国海陆空三军和美国警察、俄罗斯军队以及英国海关、日本警察、沙特军队等等各式各样的军警徽佩构成了金乡徽章厂的历史，彰显了温州人的聪明才智。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曾专程采访陈加枢，当他们得知至今已有170多万枚军警徽佩从金乡徽章厂源源而出，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时，不禁赞叹不已。
商经微言
温州人认为，当机会来临时，不敢冒险的人永远是平庸之辈。经历风险是所有超越平凡、脱颖而出的成功者的必须阶段。风险越大，回报越高。
热情好客是最有效的商谋
说到温州的打火机行业，周大虎和他的大虎打火机厂有着较高的知名度，但就行业内和一些对“威力”打火机产品有过交情的消费者而言，徐勇水和他的威力打火机也名闻遐迩，有着相当高的国际知名度。徐勇水的身上同样体现着毅力、信心、务实、坚韧的创业精神。
徐勇水当过兵，1988年从部队退役时，温州打火机行业正处在兴旺发达的高潮期，随便一个厂家立了摊子就能生产出打火机产品，尽管质量不一，但是开业便能赚钱。由于正逢其时，一个年轻的退伍兵脱掉军装便投入了创业——他的全部资本是3万元贷款。
与别人的创业方式不同，徐勇水是从打火机产品专项销售起家的，而且即便在销售上，徐勇水也有着与人不同的着眼点。当时成千上万的温州商贩推销打火机仅仅是推销而已，而徐勇水却另辟蹊径地在差价上做文章。他当时发现，温州生产的高档防风打火机出厂价每只为43元，而交到广州批发商手里却可以卖到47元。在徐勇水眼里，4元钱的差价可不算小，是一个可以做大文章的商机。于是他从温州生产厂家批量进货，转手批给广州客商，为此专门在广州宾馆里租下房间，创建了专事批发温州打火机的销售处。几年下来，便还完了银行贷款，积累了创业的资本。
熟悉了市场，又有了创办实业的启动资金，徐勇水成了一名像模像样的温州商人。不久，徐勇水便找到了又一个商机。当时，温州打火机行业虽然厂家众多，但做打火机所必需的高压陶瓷电子的进货渠道却惟有一家。高压陶瓷电子是打火机上不可缺少的点火装置，也可以说是打火机的核心机件，离开了这一装置，温州的所有打火机厂家将会不复存在。20做纪80年代这种高压陶瓷电子尚需从日本进口，而且国际市场上也只有日本TDK公司能生产。这样一来，谁掌握了日本TDK公司的代理权，谁就拥有了控制温州打火机行业“供货脖颈”的能力，当然也就具备了垄断赚钱的能力。
在当时，大大小小的温州打火机生产厂家也许并不知晓，负责日本TDK公司高压陶瓷电子产品在中国内地市场销售的总代理，是香港的余氏德辉公司。1988年9月，余氏家族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余德辉的弟弟余德发到温州市场巡察高压陶瓷电子产品的销售和使用情况。
其实，徐勇水也和温州其他打火机厂商一样，并不知道余德发是怎样的一个关键人物，但所幸的是他是一个从销售做起的打火机商人，加上天生的热情好客，因而懂得待人之道，对专程前来的余德发热情有加。几天下来，他给余德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余德发返回香港的时候，面对送客的徐勇水，他由衷地说了声“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
时间过去了三个月。1989年12月，为了控制市场而提升高压陶瓷电子产品的价格，德辉公司因而突然停止了对内地的供应：这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货源断了，仰赖于TDK公司产品的温州市场立即受到打击。就这样，整个温州打火机行业顿时陷入等米下锅的恐慌。当然徐勇水也不例外。情急之下，他想起了远在香港的余德发，于是他拿起了电话筒。电话很快就打通了，余德发只说了声“你过来吧”。
徐勇水赶到广东顺德，到余家的一个亲戚家交了10万元定金，“开后门”购进高压陶瓷电于配件。余德发的亲戚让徐勇水在顺德住下来，耐心等待，徐勇水只能在顺德心急火燎地等了9天，度日如年。余德发终于打来电话，告诉徐勇水：高压陶瓷电广单价2．8元。一批供货50万枚，货款总数140万元人民币，一口价，一手付，没有讨还的余地。徐勇水觉得余德发是个真正的商人，50万枚高压陶瓷电子不算少，够意思，但他手里只有60万元，余德发听了表示爱莫能助，跟他开玩笑说：“那你要一半得了，剩下的别人急着要。”徐勇水当即表示要想办法全部买断，容他宽限几日，找人弄钱。
徐勇水也要做一个“真正的商人”，他既不想让余德发小瞧自己的魄力，也不愿让余德发产生认为他没有实力的印象。再说，生意场上的事，要做就必须做独份生意，当垄断商家，高压陶瓷电子让别人买走一半，自己失掉的将不仅是价格优势，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市场上的主动权。可是他手里只有60万，加上已付的10万定金，才刚刚凑够了一半。顺德不是温州，自己在广东又没有至交，另外的70万元到哪里筹借呢？
想到了自己身处广东，接着就想到了在广东各地做生意的温州人。于是徐勇水无奈之下急中生智，想到了温州老家快速融资的好办法——向当地的温州村求援，只有温州人才在借钱上特别大胆，于是他凭着自己在广州做过生意，到广州的一条温州商业街上公开借贷，条件是每借5万打下6万的欠条，还款期限为10天。5万块钱借出去，10天就能挣1万，这利息之高、周期之短到哪里找去？结果可以想像，不少温州同乡争着把钱送给徐勇水。70万的融资当下便解决了。
徐勇水连夜赶往顺德，交齐了货款又连夜赶往温州，连打个盹儿的时间都没有。高压陶瓷电子凌晨3点运到温州，徐勇水交待了应当注意的事宜便自顾睡去。而等到天色大亮，8点钟他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50万枚高压陶瓷电子已按4．2元的单价全部售罄，一扎扎的人民币塞满了大大的保险柜。用徐勇水的话说，这笔生意一夜时间赚了70万。
确如徐勇水所说，余德发对徐勇水的情谊是不动声色，倒是无情却有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余德发又和徐勇水通了电话，徐勇水应邀再赴广东。这一次，徐勇水真是春风得意，激情满怀，眉里眼里都是掩不住的笑——在余德发的推荐下，日本TDK公司及香港德辉公司两家代表如约赶往羊城，签订了合作协议，徐勇水成为TDK在中国内地的高压陶瓷电子产品的销售总代理，真是好戏连台。
“好心必有好报”、“吃亏总有福祉”，由此来看徐勇水，并没有将他的因果作为与这些说法生拉硬扯起来。他与余德发、与广州市里的温商的种种交往无不体现了热情、负责、诚信的处世态度和处世原则，其中更有着一个温州商人的精明、吃苦和讲究效率的品质。缘于此，徐勇水才能赢得非常注重商人品质的香港德辉公司和日本TDK公司的看重和信任，也缘于此，徐勇水才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成为温州打火机行业中的骄子。
商经微言
徐勇水成功的经历说明：人际关系对生意的好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成功的人际关系，需要心与心的交流，需要你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