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l年4月，在上海一家企业参观的陈加枢无意中遇到了承担美国军需品供应的专业公司——格林公司董事长巴力·斯坦。凭着直觉，他断定这次邂逅有戏可做，便主动邀请巴力·斯坦到金乡徽章厂上海办事处参观。在他的办事处，各种精美徽章琳琅满目，格林公司的巴力·斯坦难以相信这是出于温州民营小厂之手，他忍不住告诉陈加枢，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寻找生产美军军徽的生产厂家。当然，巴力·斯坦还有一句话没说完，这就是他之所以到中国寻找加工厂，原因也在于节省资金。陈加枢闻言再下一城，力邀这位美军供应商到苍南金乡徽章厂去参观。两周后斯坦先生果然践约而至，在金乡徽章厂参观了一番，但他没有表态便匆匆而去。转眼又过了一周，他再次前来，又突击性地考察了金乡徽章厂，确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实情景，这回他满意地点了头。金乡徽章厂的技术和价格优势果然使他下定了决心，退掉了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厂家所订的协议，改与金乡徽章厂签订了所有的生产合同。
同温州其他厂家善于利用乡情网络发展业务的情况相同，陈加枢也特别重视通过海外同乡关系开展业务。由于其公司服务精诚，名气日长，1993年春节时有位温州华侨从美国打电话给陈加枢，告诉他：根据美国警察总署消息，美国警察要换装，换装就要制作新的警徽警标和警花，这当然是一笔大生意。陈加枢闻风而动，办好手续便飞抵华盛顿，向美国警察总署供需官员说明了意向。对方对他加工警徽的能力表示怀疑。陈加枢当即要求他派专员到温州去考察，费用由他负责。美国警察总署果然派两名专员专程飞抵温州，在金乡徽章厂亲眼看到了生产流水线，几天后带着100副样品回国。由于质量上乘，价格只有美国军工厂的一半，美国警品供应官一声OK，68万套警徽的生产公司当即签约。借此机会，陈加枢还相继包揽了美国50个州警察局的所有警徽和警花，经由美国警察总署介绍，还意外地与联合国秘书处做成了一桩特殊的大生意——联合国秘书处向金乡徽章厂发函，询问能否保质保量地完成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的生产任务。陈加枢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经过一番价格谈判，他顺利拿下了这批生产合同。
陈加枢的金乡徽章技术非常过硬，早已今非昔比，每一种产品都要经过电脑设计、制模、冲压、珐琅、打磨、抛光、电镀等十多道工序。以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徽为例，景泰蓝的军徽以白色为底、图案黄色、上有橄榄枝围抱的地球和经纬度上的几大洲，构成了非常精美的效果。金乡徽章厂的徽章品种多样，个个都是陈加枢闻风借风的实绩。这些精美的徽章几乎浓缩了一个世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美国海陆空三军和美国警察、俄罗斯军队以及英国海关、日本警察、沙特军队等等各式各样的军警徽佩构成了金乡徽章厂的历史，彰显了温州人的聪明才智。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英国路透社记者曾专程采访陈加枢，当他们得知至今已有170多万枚军警徽佩从金乡徽章厂源源而出，走向全中国、走向世界时，不禁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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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商人应知彼知己，及时掌握市场的动向、消费者的需求；准确判断竞争对手，知其力，料其行，顺藤摸瓜，抢占市场。
敢为天下“后”
——你不用摸着石头过河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竞争是实力的竞争，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加强自己的实力必不可少，而借大经济之身发展自己的小经济并由小而大，可以说是小企业的基本发展模式。事实上，一些知名企业最初就是靠着直接依附于国内或国外大企业求得了发展，这当然也是借力而行，是企业走向强大的最有效的捷径之一。
王金祥就是通过借大企业之牌发展起来的着名企业家。2002年初，因与其他股东有分歧，王金祥退出了有自己三成股份的一家鞋厂的管理层。看着分到的厂房，他没有像许许多多老板一样，马上利用自己眼前的这点资源设厂开工，而是作了长远的打算。他清醒地看到，国内的鞋厂此时已初现疲软，业内流行的字眼是“挺”，大家都在精心算计着如何挺过市场的寒冬。
从当时的情况看，有两条道路可供王金祥选择：一是自己创牌，二是借用名牌。王金祥思忖：凭着自己1200万元的投入孤身创业，从零开始，巨大的投入与市场风险显然难以承受，纵然能够打出知名度，但消费者的认知度与忠诚度等在短期内也是无法建立的，而这恰恰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关键。而且，靠着1200万元自己创牌，速度显然不会快。由此出发，他想到了“傍”和“借”的方式。
有了这一思路，拥有鞋业第一个驰名商标的行业老大——青岛双星集团进入王金祥的脑际，如果能依附“双星”，自然是求之不得。“双星”当时的产品是旅游鞋和胶鞋，皮鞋虽时有所做，但在市场上很难见到，这一迹象透现出一个信息：皮鞋生产是“双星”的空缺，双星集团产品结构的这一空白在王金祥来看，可以说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使他兴奋不已。
在一位同乡的“推荐”下，王金祥壮着胆子拨通了双星集团总裁汪海的电话，提出了合作要求。汪海果然很感兴趣，便热情相邀他来青岛详谈双方合作一事。在到达青岛之前，王金祥仔细研究了双星集团的情况和汪海的资料，并且想方设法向许多人打听了汪海的性格。而当见到德高望重的汪海时，王金祥的开场白尽管有点俗套但也颇见新意。他对汪海说：“双星”近期推出的两大举措，一是斥资数千万元在中央台做品牌广告，二是成功推出细分市场的“爸爸鞋”、“妈妈鞋”、“电工绝缘鞋”，这两大举措显示了决策者的大智大勇，朝着“国际制鞋王国”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说完这番不无恭维的客套话，王金祥话锋一转，亮出了自己的温柔一剑：“双星”胶鞋产品的确很牛，但皮鞋类产品却难成气候。对于要做“国际制鞋王国”的双星集团而言，这种缺陷就如一个失去一只胳膊的武林高手，最终难以发挥应有的威力。梦想着将“双星”做成国际品牌的汪海，被王金祥的“温柔一剑”刺中了痛处。他诚恳地告诉王金祥：“这正是我12年来的心病！”
王金祥抓紧时间阐述自己打造“双星”皮鞋的理想，因颇有见识，说得汪海频频点头，兴奋地拍着王金祥的肩膀说：“咱们说定了，‘双星’皮鞋就交给你来做！”
回到家乡，王金祥很快就注册了“温州双星皮鞋销售公司”，开始从自己的资源情况出发制定策略。他的第一步是寻找代理商，构建双星皮鞋的销售网络。在皮鞋业异常发达的南方，打着“双星”的闪亮招牌，王金祥没怎么做广告代理商便纷纷找上门来。以“双星”响当当的牌子为后盾，王金祥腰板很硬，开出的条件很苛刻：代理“双星”皮鞋须预付部分货款，省级总代理建网络不超过3个月，而且必须是专卖。未见到厂房就要预付货款，慕“双星”之名而来的代理商都觉得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看到王金祥的办公地点仅仅是一套住宅小区里的民房，只有区区的几个人和一些办公设备，公司的注册资金也只有50万，自然思前想后，产生了顾虑。王金祥却气定神闲：“你们可以到处去了解一下我这个人，那样就会有信心了。”
圈内对王金祥能力的评价以及如假包换的“双星”招牌，使一些代理商最终决心将款打到“温州双星”的账上。一位代理商在预付了100多万元之后，对王金祥说：“你这里所有东西卖完也不够100万。我完全是冲着你王总个人将这钱投进来的。”就这样历时两个月，王金祥以“温州双星”的名义发展了20多个实力代理商，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地搭建了起来。一年之后，公司赢利上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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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傍”战略的决策和操作者，王金祥借外力走出去发展自己，这一个“傍”字体现了一种选择的必然性。
天才者，明智之模仿也
——天才的人都是“模仿秀”
常言说：“模仿产生创造”，“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创造力强的人，无不巧于模仿”等都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卡内基被许多人公认为世界最成功的商业巨子，你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吗？很简单，他模仿洛克菲勒、摩根和其他金融巨子。他留意那些人的一举一动，研究他们的信念，模仿他们的做法，就有了人生的辉煌。
成功的方法不能复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和机遇，但绝大多数真正的成功者都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模仿。当进行发明创造并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研究古今中外与其相似的事物，这样，一方面可以少走弯路，把别人“失败的教训”变成自己“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能够模仿的就尽量在这样的基础上，哪怕只进行了1％的改良也是成绩。
最典型且着名的发明要算瓦特的蒸汽机了，但是，如果没有纽科曼制造的蒸汽机做参考，瓦特的蒸汽机是不是能够发明便是个问题了。瓦特自己也说：“我不是发明家，而是改良家。”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说过：“我之所以比前人看得更远，就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切发明创造都是如此，这如同一步登不上珠穆朗玛峰一样，所谓发明创造就是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不断改良而已。
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大潮中，对于那些成功的商人来说，他们不仅具有一双善于发现商机的慧眼，能够捕捉流行与时尚；同时还有一双巧手，能够迅速解析流行商品中存在的脉络流向和应当关注的重点，并能在短时间内对有潜力、有代表性的商品加以“克隆”或“拷贝”。作为神力集团的创始人，郑胜涛就是通过模仿别人的机械而掘到“第一桶金”。
早年的郑胜涛曾在温州标准件厂当临时工。由于该厂到处都是各种型号的车床、刨床、铣床等等，爱好机械技术的郑胜涛在这里学了这个又钻那个，常常跨工种地熟悉和掌握各种机床的操作技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涌来时，这些技术为他提供了创业的基本条件，因而郑胜涛创业便选取了他最为熟悉的行业机械制造。1983年，郑胜涛辞职国营标准件厂，下决心独立创业。当时他以200元的月租费租下了几间旧房，从一个即将倒闭的集体企业租借来几台旧机床，既当工人又当老板，一家个体机械厂便凑凑合合地开了工。
作为一个早期下海的机械制造工人，郑胜涛没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独立的设计能力，因而机械制造便只能从模仿开始。他当时看中的是印刷机械中的分切机。对于他来说，分切机的技术要求已经是非常高了，不从模仿起步根本无所作为。分切机是用作印刷过程中切割卷筒纸或卷筒薄膜之用的，所要求的切割长度必须达到丝毫不差，这个技术指标也要求分切机的生产必须是一丝不苟才行。正由于技术要求高，国内一直没有分切机生产厂家，印刷厂家所需的分切机几乎全是从国外高价购进的。因而，郑胜涛选择仿制分切机既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有较高的技术难度。
尽管郑胜涛早年在标准件厂学到的技术使他十分受益，并使他富有挑战精神，毫不惧怕分切机仿制上的难度，但作为一名自钻技术的工人，要生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分切机却并非易事。也许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郑胜涛和他的“小南机械厂”凭着几台旧设备，所挑战的仅是一条温州软包装厂从日本购进的全自动生产线。当这个生产线最初在软包装厂装配之后，许多行家都对它赞叹不绝，郑胜涛也为它的精致严密所打动，于是爱不释手、不忍离去，提出了仿制要求。经过厂家同意后，郑胜涛对该设备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揣摩，根据使用说明所标的配件比例进行无数次的试制，一次又一次地配换原件。未过多久，一台具有自动跟踪功能的分切机便被“克隆”出来，投入试用，并被证明完全合格。而经过成本核算，其产价却只有日产分切机的20％。
实现了印刷分切机的国产化，并且价位令人惊奇地低，这使小南机械厂一下子成了行业内的知名企业，全国印刷企业闻讯竞相赶赴温州，前来订购，郑胜涛的生意自然十分红火。郑胜涛并不是天才，然而时势却造就了郑胜涛，使他成为机械制造业名闻遐迩的专家和能手；他成功的秘诀在于仿制，然而仿制却实实在在是一种边干边学的实践。从干中学，郑胜涛舍得花力气，善于将设想实践化，敢于将梦想变为现实。别人认为烫手的山芋，他换个法儿便捏在手中，并且能够巧指轻手地剥皮，食到香甜的美味；别人认为苦口的汤药，他敢一饮而尽，并且能道出其中所含的各种各样的成份。郑胜涛这种勇于实践、敢做人之未做的精神其实也就是优秀商人的共性。
郑胜涛的“仿造”过程其实就是技术经济学中所说的“模仿创新”。模仿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捷径，更是技术创新两大途径中的主要途径。与之相应地另一条途径则被称为“自主创新”或“原始创新”。据有关资料表明：一项原始创新往往需要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就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或美国，其成功率也只有3％左右，更不要说其耗资之巨大。因此，模仿创新不仅特别适合中国国情，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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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针对问题将选取来的材料统统据为已有，所要注意的是，不要机械地模仿，而要灵活地使之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独创，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