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群”中国出现虽早，东汉末就有以多人并称的“建安七子”，后亦累见数子几家之称，但多系批评者以各种理由捏成，并非作家间主动形成的同人组织，即便有所友集，亦止乎松散的唱和相游。较特殊的，止明末一段。明末的思想竞争、文学竞争，跟现代很相像。当时文人结社的热忱，无逊“五四”以后，尤其东南一带，以数十计。与旧式唱游雅集不同，这些诗会文社带着明显的思想趋同诉求，而往往有纲领以至规条。崇祯间成立的复社实即诸多精神倾向相近的小会社所形成的进一步联合体，它名称中那个“复”字所表示的就是诸社复合之意。所以我们觉得，生长着革命情绪的明末，于现代很亲切，那样的情绪因清朝入主而打断，变成了一支有超长休止符的乐曲，及清廷解纽、前缘再续，中国未竟的革命苦闷与冲动又得释放……故而现代中国情愫的源头，只怕在三百年前——当然，这纯然是我个人的解读。不过，明末与现代，都涌动着革命苦闷，却是很明显的。但有一条，明末与清末的不同在于，明末革命苦闷是自发的，清末却更多来自于或受了“落后”西方的刺激。因而后者的时不我待与不从容，远为强烈，从而加重了没有余地、急于求成的心态。要说中国人，本非急性子，中国文化也颇懂得为大于细、循序渐进、积跬步以至千里等等的道理，对历史不乏“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的沉着，具体办事晓得“徐图之”，连弈棋也讲“入界宜缓”。然而这一切，看来都不敌对于现代转型的巨大危机感。“只争朝夕”的惶悚、“大干快上”的劲头，充盈每个人心头。既要“只争朝夕”“大干快上”，自然不待乎别的办法，只有扶老携幼呼啦啦并肩子上，用搞运动的方式办任何事，其中居然包括文学。连历来“独抒性灵”之事，也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确可谓独迥一时了。
但发点议论和感触不难，泛讲几句现代以来文学较“古今”“中外”如何戛戛独造，意义也不大。真要言之有物，还在于研究，努力摸索其中情形。近与同行闲谈，都提到这样的看法：从优异、优质角度，二十世纪文学不甚可表，但论状态、现象、情形和问题，却是宝藏富矿，茂美丰饶鲜有可比。我脑中甚至悄悄闪出一句：读者的沙洲，研究者的乐园。这当然经不住质疑，幸勿追究，会意而已。
这组文学史微观察都做这一类题目。本篇选口号为对象，首先是口号与现代以来文学的关系虽魁然大者，文学史著述或课堂之上却似乎不讲，这种阙如让不少脉络和关节交代不了，先前我们略言二十世纪无口号不文学，那的确是很显明的特色。然而我感觉更有兴味的是，口号除在二十世纪文学起着重要作用，还有它自己的形态史、兴衰史。换言之，里面有不少的门道、讲究甚至隐秘，如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也经历了从春秋鼎盛到垂老衰颓。这样一些方面，比平铺直叙历数出现过哪些口号，于我来说，尤引起稽解考详的愿望。
口号的极盛期，连我这代人也不能说赶上。我们进入文坛或开始做这一行，已在“文革”以后好几年。那充其量算口号极盛期的尾巴，实际则强弩之末。当然，迄至八九十年代，文坛上口号现象仍很活跃，但较之极盛期，性质与功能都不可同日而语。也正是有所体验，在考虑二十世纪文学口号这个问题时，我才能意识到里面一些区别。择要言之，我们所曾出现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口号，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某个文学群落、派社应对文坛的策略，另一类则高袤得多，是文学上明确秩序、制定规则的权力表达。两类口号，分别也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百年文学史，当中四十年由第二类口号统治，头尾则属于第一类口号流行期，例如胡适、陈独秀所喊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研究会申倡的“为人生”，以及我们这代所亲历的“寻根”、“先锋”、“新写实”、“新状态”或略后之“底层文学”、“下半身写作”之类。不过，本文对于作为文坛策略的口号，姑不多论，其情形虽也丰富多彩、趣味盎然，但终不属于文学口号现象的极致，所以还是把考察的重心付之另一类口号，从中讲几个范例。
这方面一个最早的象征，是左联解体触发的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当事双方，一为现代以来文学无可争议的巨擘鲁迅，一为诸多文学社盟中最强最大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照理，他们应属“一家人”，鲁迅就是左联的盟主，然而因这件事，鲁迅和左联实际形成了分裂。由于两方面分量都很重，这次“同一营垒”的崩析，不仅摇撼了上海滩的文坛，也摇撼了整个中国文坛，而其余震则越三四十年未止。谈到区区一句口号怎样牵动全局，这应是最早的例证。
先来一点引子。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
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地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这是98年前后他在文坛的孤立感受，里面提到几个“社”和“文派”。实则鲁迅自己差不多一直都在“社”与“派”中间，他是《新青年》的“同人”，之后旗下有语丝社，也就是离开北京去厦门又从广州移居上海这较短时光，暂时无“派”，但立刻被几个“社”“派”追着“围剿”，使他特别感受了孤单。那个“廖君”名叫廖立峨，是鲁迅在厦大时的学生，因为追随鲁迅，居然转学中大，鲁迅离粤迁沪，又跟到上海，但这一番追随，竟搞得他朋友凋零，让老师很不是滋味。然而情况不久改观，鲁迅从孤单摆脱，与几个“围剿”他最力的社团结为文坛最大组织，去其间当了掌门。
要说鲁迅随后便将“围剿”之事抛诸脑后，倒也不是。左联已经成立两年，他还想过把创造、太阳两社排攘他的文字，编为一集，名之《围剿集》。
后来之未果行，大概是已被新的烦恼所取代。
左联这个组织，如它名字所示，是“左翼作家”的“联盟”。这样的字眼组合，置之古代是有些乖诞不伦的，孔颖达疏《春秋·隐公元年》：“天子不信诸侯，诸侯不自相信，则盟以要之。凡盟礼，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不料二十世纪，舞文弄墨者也有“盟”的必要。总之，这是一个基于明确政治宗旨、同心戮力、高度一致的文学组织，“五四”以来的文学社团浪潮，到它这里算是跃上全新台阶。但左联成立，却没有如通常那样具体亮出口号。这是有苦衷的。夏衍回忆，左联成立大会只能“秘密召开”，以致“还有几位预定发言的人没有来得及讲话”即匆匆散开，且因“保密的需要和缺乏经验”，报告和演说“都没有文字记录”。由此情氛，可以想见它出世时为何并不特别地亮出口号。
然而临要解散，却突发口号大战。概况如下：
一、两个口号分别是“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二、提出时间，“国防文学”为96年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同年6月。
三、提出方式，据夏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96年月提出的，我在戏剧、电影界传达时，可以说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可知正式提出的方式，为党组织在其领导下的文艺团体进行内部传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是通过在报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具体说，即由胡风个人署名撰写《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并刊登于6月日《文学丛报》。
四、提出者，“国防文学”为领导左联及整个上海文化工作的地下党组织“文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外界起初以为是胡风，后来由鲁迅答徐懋庸公开信澄清：“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出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
还补充两条背景材料：一、“国防文学”一词取自苏联。夏衍说周扬9年写文，“介绍过苏联的‘国防文学’”，又说：“这个词早在9年周立波就提出过，苏联也用过。”二、确定以“国防文学”为口号，是因“文委”诸人从《八一宣言》得知“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以此来论，“国防文学”出处可称“根红苗正”。
以上来历鲁迅是否了解，夏衍、茅盾、徐懋庸的回忆未曾明指，倒是胡风977年出狱前所写材料《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有此一语：“收到信的时间无从记起，在9年底可能性很大，因为大概那以后国防文学的口号才上市。”信，即萧三寄自莫斯科要求解散左联的信，是通过鲁迅转给周扬等，转交前鲁迅看过。据之，鲁迅应当知道左联党组织举措来自上级和共产国际，胡风语气也含有“国防文学”提出与萧三来信相关联的意思。
《胡风回忆录》又提到一个重要情节：搞一场论争的动议，来自冯雪峰——“他提到‘国防文学’口号，觉得不大好。”冯雪峰刚从陕北来。其次，他不喜欢“国防文学”口号是一定的——冯对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完全抵触，后竟为此意气用事，从博古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拂袖而去，以致脱党。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因素对鲁迅向“国防文学”开战起了怎样作用？胡风暗示，他们以为冯雪峰可以代表陕北：“这是由党中央派到上海负责工作的冯雪峰考虑以后要提出的……”似乎冯的态度让鲁迅觉得反对“国防文学”是有把握的。这是事情的一面，也许有另一面。从冯雪峰角度讲，他感受到了鲁迅对于周扬们的怨气，而且自己确不喜欢“国防文学”里的内容，于是把这态度说出来，以示对鲁迅的友近。问题在于他好像没有指出那仅仅为他的个人倾向，以致鲁迅、胡风都想象为“陕北”的态度，从而觉得可以向“国防文学”宣战。
单说《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文章本身，确为胡风独立完成，他为此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但他所谓鲁迅后来揽在身上，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承担了这个责任”，也不尽然。整个来看，另提口号由冯雪峰动议，具体文章交给胡风去写，但所有一切，从动议到写文，都经过鲁迅的同意与批准，亦即由他拍板定夺。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归属，最终还是应该落在鲁迅那里。
“国防文学”含意显明易懂，就是通过文学搞抗日统一战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用词普通，内容却非一望可知。胡风原拟的口号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文学”，由冯雪峰改动了两个词，以“革命”替换“解放”，以“大众”替换了“人民”。改动之间，没有实质差别，稍稍冲淡软化了一些色彩。两个口号的区别，就在于这些词的有无。请注意，“解放”或“革命”、“人民”或“大众”，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标识。“国防文学”将它们拿掉、不提，是有意的。具体讲就是为搞抗日统一战线愿与国民党暂捐嫌仇，同时，便于和其他并不信仰、赞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独立立场作家知识分子达成团结。但这些有意隐略的字眼，鲁迅方面却顽强地提出来。两个口号之争，争的就是这个。
简单来说，“国防文学”从文学领域（暂时）解除了阶级对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要坚持这立场。对此，我们先看“中间状态”的茅盾（胡风暗讽他骑墙）怎么说：“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批评，着眼在它的阶级界线模糊，这是与他坚持‘左联’不能解散，无产阶级领导权不能放松的思想一脉相承的。”《胡风回忆录》则这样概括鲁迅派眼中的“国防文学”
口号的“缺陷”：“在政治原则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在文学思想上的反现实主义”。前半句指将无产阶级对文学的领导权拱手相让，后半句认为“国防文学”势必导致革命文学丧失其一贯的批判现实功能。
因而从无产阶级“义理”来论，“国防文学”有失正统，鲁迅口号在政治上则相当“过硬”。有趣的是，提出有失正统口号的乃是左联的党组织，政治上“过硬”的反而是左联中几个“非党群众”。
问题是，“义理”不足以评判一切。当时，让中国国共两党携手对付日本，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意愿。稍后，9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过来，中共则接受国民政府权威、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口号……凡此，不特与“国防文学”处在同一方向，程度也为后者远远不能比拟。
“义理”与“时势”的纠结明晦以外，还有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乱局——国际共运里派系、正宗与左道这层因素，也加入进来。当左联内党与非党的分歧正在蓄势之际，托派却率先跳出来，公开批判“国防文学”。
托派起于苏俄，是无产阶级政治中分裂出的一种以更左面目示人的势力，因为是斯大林正统权威的挑战者，历来为苏联与整个共运严厉打击。
茅盾说：“也就在那个时候，徐行抛出第一篇反对‘国防文学’的文章《评国防文学》，他把‘国防文学’说成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由此可知，托派批判“国防文学”的基本点，与鲁迅派所论略无不同。
托派搅局，令事情忽添变数。本来从教条角度尚居弱势的周扬方面，底气陡增：“现在托派（指徐行）跳出来攻击‘国防文学’了，这说明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而原先于理甚“正”的鲁迅一方，却因托派唱和，一下陷于被动。胡风说：“国防文学派的攻势愈来愈猛，闹了相当长的时间，雪峰不但不能调整处理，反而有些惶然了。”因为口号问题，托派不但与鲁迅方面持论相类，还确有前来认鲁迅为同志之举：“恰好托派利用了不负责任的流言，好像鲁迅是反对统一战线的。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给鲁迅送来了‘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那没法不生气，托派几乎是最坏和最危险的罪名。于是，6月9日由冯雪峰笔录，鲁迅致托派领袖陈仲山公开信（《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郑重声明划清界限，此距胡风公布鲁迅口号仅一周有余。
过去说到这一段，语焉不详。多年前，听完现代文学史课程，笔者对两个口号中间为何还夹杂一个托派、鲁迅为何在答徐懋庸信中忽然冒出一句“那种表现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摸不着头脑，请教老师亦未得径解，而其缘来如此。出于历史语义，鲁迅口号意外受到托派响应这一点，曾经是忌讳，只能含糊。
现在为了理清事实，我们却必须指出，论争所以从嚣扰激烈，忽然“顿失滔滔”，隐秘即在于此。茅盾云，答徐懋庸信之后“两个口号的论争就进入结束阶段”，“到九月中旬，冯雪峰已在为发表一篇《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而奔忙。在这个宣言签名的，有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二十一人，包括了论战的双方”，“文艺界终于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