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位，未有任何改变。然而，借纪念《讲话》提出与“工农兵方向”相异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新口号，这个迹象却传递出不同的信息——它本身就是一种“改变”。政治系统中的权力消长，不一定直接或首先表现为身份识别，很多时候端倪显现于“仪注”。此系中国古词，无法用现代语替代，恐怕也很难翻译。例，茅盾《锻炼》：“这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定下来的仪注，如果不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再盖上一块白布，那会议就不够正式。”中国自古有其举世无双的“礼”文化，所谓“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把上述精神落实为形式或规格，便是“仪注”。古凡国事都有“仪注”，严格遵行，纹丝不乱，现代表面无此“明文”，实际观察正式、重大场合诸般细节，仍可发现不少。四十年前，围绕话语权就颇有虽不成文而有默契的“仪注”，如发表题词、为学校机构报刊等亲笔书写名称、提出口号等的资格。以发表题词来说，96年为雷锋题词，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均有发表；而“文革”间，可发表题词的仅毛泽东和林彪，连江青亦无此资格。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样一个口号的出现，将《讲话》以来文艺话语权的“仪注”，明显打乱。“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不仅仅是一个陈述，更是可以或勇于陈述的信心显示。其间，以文学口号为文学秩序变易的先声，有意识当作挑战方式和手段来运用，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一切，单从一个“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口号，如果看得还不清楚，抑或言之尚嫌武断，那么当随后又一个口号出现，我们对于话语权借口号而展开的互抗，只会觉得一览无余。
——几个月后，毛泽东通过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刚刚“扭转方向”，马上就出现另一个口号。二者的针锋相对，说明对口号的功用有共同的认识，于对方行事意属有清晰的接收。既然之前一方用口号传递某种信息，现在当话语权又有消长，另一方即以同一方式回敬，宣示否定的信息。这个反击的口号，就是“大写十三年”。它酝酿于96年底，由柯庆施借对上海文艺界元旦讲话抛出，旋为96年的文坛大事：
1963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大写十三年”问题展开热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此前的文艺改良，是不满建国以来文艺越走越窄，强调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是意在拓宽文艺之路。“大写十三年”深明于此，刻意、针锋相对地彰显“你觉我窄、我却犹嫌窄得不够”，以至声称唯有以99年以来为题材的写作，才配称“社会主义文学”。这负气、斗气式的对撼，很大程度上已与文学无关，而是政治肌肉的展示。
周扬领导下的中宣部，因为执行了文艺改良路线而卷入漩涡。除“全民文艺社论”，之前周扬还主持制订了《文艺八条》，那更是一份文艺改良的纲领，其第一条就包含“题材应该多种多样，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字样。可以说，“大写十三年”的矛头，十分具体地指向《文艺八条》——当然，最终是指向推动、促使《文艺八条》产生的更高话语。
就此特别谈一谈周扬。北戴河会议后，周扬工作“受到了严厉的、也可以说是致命的批评，和根本性的否定”。而他的表现殊为不易。“带头出来坚持《文艺八条》的精神，公开出面抵制和批评柯庆施、张春桥‘大写十三年‘的错误的、典型的题材决定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同志”。前此，建国后历次文艺批判斗争，周扬都扮演重要角色，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即在他那个级别，单枪匹马的抵制有没有可能？大家还有一个明显的疏忽，即普遍以为周扬转变发生在“文革”后。实则梳理一下事实，自从96年直至“文革”落马，周扬的情形按当时字眼已不复有左的表现，反而都是偏“右”的（抵制“大写十三年”仅为其一）。这种“变化”，我自己未获别的线索，只注意到假如并不“孤单”而是“胸有成竹”，他会有不同选择。对北戴河会议后之种种，他尽可以不抵制甚至逢迎，实际选择了抵制。这一点，凡对研究周扬感兴趣者，不要错过。
“大写十三年”，是更左、更严厉时代的信号。尾随其后，有两个批示、京剧现代戏、批《海瑞罢官》和“文革”。从“大写十三年”口号发端，是又一段自成序列的口号史，终由“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口号集了大成。但那里面情形，因为空间完全独占而失去变化，即从研究的角度，可谈处也不多。
以后，是延续至今的文学新时期。说到今日文学之门，实际也由一句口号开启，即979年四次文代会提出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人们一般把新时期文学开始与“文革”结束视为同时，但眼光如果细一点，会发现两者实有二三年的距离，直至977年底，除了对江青等可以指名斥之，文学与“文革”中略无轩轾。978年才是“变”的开始，但当代文学因为它的特殊规则，这种“变”非得由一个口号来落实和确认不可，于是便有四次文代会上述口号。
它的作用，主要是封存另一个高居文学口号头名数十年的口号——“文艺为政治服务”。
“邓小平同志最近说，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周扬介绍并回顾这一变化的历史和认识：
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一直是和革命的政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左翼就是个政治概念。我们的文艺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既然长期以来，我们都提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确实起了革命的作用，为什么现在不要再这样提了呢？
是不是过去提错了呢？有些口号过去提过，后来不再那样提了，并不等于过去错了。过去的某些口号曾起过很好的作用，同时也发生过副作用，现在情况变化了，又有了过去的经验，不再重复以前的口号，换一个更好一些的、更适合于今天情况的口号有什么不可以呢？口号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更替的，而且总是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不要把任何口号凝固化，神圣化。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有分析。
四次文代会报告，将封存“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理由，讲得更具体：
任何政治家，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
政治会出错，故而没法规约文学必须为一个可能靠不住的东西服务，其理甚明。不能小看这简简单单的道理，不经“文革”教训，很难认识到。“无产阶级政治”，从来只能正确，哪有错的可能；现在，则不但知道会错，且能作为公开认识加以指出，确是诚恳吸取教训。
随“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一起被封存，除了一段历史，还有一种文学形态，如用统一和规约的方式领导、管理文学，对它发号施令，责成它执行行政命令——实际也就是口号自身所依存的秩序。
故而，“二为”新口号乃是二十世纪文学口号史一个最为特殊的口号。一面，它自己是口号；另一面，它又是所有某一类口号的终结者。它在实践中，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具体来说，它的提出，意味着今后在国家层面对文学事业将不再纠缠于口号问题。它以宽泛的指向和中性的用语（“人民”概念），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权力将自己与文学口号松绑，后者那种神秘、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意味，开始解除，人们很快看到了口号作为话语权的耗散。八十年代初，文坛有“干预生活”的口号，它仅系作家自发提出，和组织或权力无关。这在以往岂堪想象？当时，作为文坛领导者的周扬谈起它，只表示他认为口号有“片面”
性，“希望这个口号不要把文艺创作引到专门揭露阴暗面的方向去”，同时不忘表示不拟“加以限制”，“设禁区，下禁令”。几年后，文学就像经历逆生长，从左联以还一点一点退至二十年代或“五四”的样貌，逮及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文坛上口号一时多如牛毛，应接不暇，然尽属某派某潮自己应对文学现实的策略，谁也不是一言九鼎、号令天下的指针。
不知不觉，口号退隐。新世纪以来，能鼓噪一时的口号，不闻久矣。百年文学史，口号现象有如一次潮汐过程，渐渐涌上淹没沙滩，又沿原路远去。我们尚不及评判古老中国文学通向新生的一次宫缩阵痛是否已经了结，然而可以注意到自口号沉寂以来，文学写作的个性，从语言到理趣都有所舒展。
原载《钟山》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