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到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正赶上午门上面正办“兰亭特展”,尽管我知道,午门城头,并没有王羲之的那份真迹,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然令人向往。那份真迹消失了,被800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东晋以后800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永和九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弟子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酒具也十分讲究,比如现存故宫博物院的青釉鸡头壶,就是一件东晋文物。鸡头壶始见于三国末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就消失了,被执壶取代。这件青釉鸡头壶,有鸡头状短流,圆腹平底,腹上壁有两桥形系,一弧形柄相接口沿和器身,便于提拿,通体青釉,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而南朝时期的青釉羽觞,正是曲水流觞中的那只“觞”,它的外形小巧可爱,像一只小船,敏捷灵动,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水中随波逐流的轻巧婉转,以及饮酒人将它高高擎起,袍袖被风吹动的那副神韵。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钦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但曲水流觞,有这样小的酒杯,却是另一种的喝法,一种文雅中的放浪。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文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而且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幅《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幅《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
《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现在回想起来,中国文化史上不知有多少名篇巨制,都是这样率性为之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开创所谓的豪放词风,并非有意为之,不过逞心而歌而已,说白了,是玩儿出来的。我记得黄裳先生曾经回忆,97年时,他曾给沈从文寄去空白纸笺,请他写字,没想到这考究的纸笺竟令沈从文步履维艰,写出来的字如“墨冻蝇”,沈从文后来干脆又另写一幅寄给黄裳,写字笔是“起码价钱小绿颖笔”,意思是最便宜的毛笔,纸也只是普通公文纸,在上面“胡画”,却“转有妩媚处”。他还回忆,97年前后,沈从文又寄来一张字,用的是明拓帖扉页的衬纸写的,笔也只是七分钱的“学生笔”,黄先生说他这幅字“旧时面目仍在,但平添了如许婉转的姿媚”。所以黄裳先生也说:
“好文章、好诗……都是不经意作出来的。”
文人最会玩儿的,首先推魏晋,其次是五代。两宋以后,文人渐渐变得认真起来,诗词文章,都作得规规矩矩,有“使命感”了。以今人比之,犹如莫言之《红高粱》,设若他先想到诺贝尔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决心为国争光,那份汪洋恣肆、狂妄无忌,就断然做不出来了。
王羲之时代的文人原生态,尽载于《世说新语》。魏晋文人的好玩儿,从《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透出来,所以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梦溪先生说,他时常将《世说新语》放在枕畔,没事儿时翻开一读,常哑然失笑。比如写钟会,他刚写完一本书,名叫《四本论》——别弄错了,不是《资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就把书稿揣在怀里,由于心里紧张,不敢拿给嵇康看,就在门外远远地把书稿扔进去,然后撒腿就跑。再比如吕安去嵇康家里看望这位好友,正巧嵇康不在家,吕安在门上写了一个“凤”字就走了,嵇康回来,看到“凤”字,心里很得意,以为是吕安夸自己,没想到吕安是在挖苦他,“凤”的意思,是说他不过一只“凡鸟”而已。曹雪芹在给王熙凤的判词中把“凤”字拆开,说“凡鸟偏从末世来”,不知是否受了《世说新语》的启发。
中国文化史上,正襟危坐的书多,像《世说新语》这样好玩儿的书,屈指可数。刘义庆寥寥数语,就把魏晋文人的形态活脱脱展现出来了。刘义庆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长沙景王刘道怜的公子,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同时是骨灰级的文学爱好者,《宋书》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他爱玩儿,所以他的书,就专拣好玩儿的事儿写。
《世说新语》写王羲之,最著名的还是那个“东床快婿”的典故:东晋太尉郗鉴有个女儿,名叫郗璇,年方二八,正值豆蔻年华,郗鉴爱如掌上明珠,要为她寻觅一位如意郎君。郗鉴觉得丞相王导家子弟甚多,都是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于是希望能从中找到理想人选。
一天早朝后,郗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丞相王导。王导慨然说:“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你到家里挑选吧,凡你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郗鉴就命管家,带上厚礼,来到王丞相的府邸。
王府的子弟听说郗太尉派人为自己的宝贝女儿挑选意中人,就个个精心打扮一番,“正襟危坐”起来,唯盼雀屏中选。只有一个年轻人,斜倚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若无其事。这个人,正是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他的两位伯父王导、王敦,分别为东晋宰相和镇东大将军,一文一武,共为东晋的开国功臣,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循着唐代刘禹锡这首《乌衣巷》,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王导的地址——诗中的“王谢”,分别指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他们的家,都在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乌衣巷鼎盛繁华,是东晋豪门大族的高档住宅区。朱雀桥上曾有一座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相亲那一天,王羲之看见了一座古碑,被它深深吸引住了。那是蔡邕的古碑。蔡邕是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文姬的父亲,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被认为是“受于神人”,让王羲之痴迷不已。那天他在碑前站了很久,才想起伯父王导是要他来相亲的,不得已,匆匆赶往乌衣巷里的相府,到时,已经浑身汗透,就索性脱去外衣,袒胸露腹,偎在东床上,一边饮茶,一边想那古碑。郗府管家见他出神的样子,不知所措。他们的目光对视了一下,谁也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管家回到郗府,对郗太尉作了如实的汇报:“王府的年轻公子二十余人,听说郗府觅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管家以为第一轮遭到淘汰的就是这个不拘小节的年轻人,没想到郗鉴选中的人偏偏是王羲之,“东床快婿”,由此成为美谈,而这样的美谈,也只能出在东晋。
王羲之的袒胸露腹,是一种别样的风雅,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体会得到,如今的岳父岳母们,恐怕难以认同。王羲之与郗璇的婚姻,得感谢老丈人郗鉴的眼力。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也得益于这段美好的婚姻。王羲之后来在《杂帖》
中不无得意地写道:
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已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过此一婚,使得至彼。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
他的七子依次是: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徼之、操之、献之。这七个儿子,个个是书法家,宛如北斗七星,让东晋的夜空有了声色。其中凝之、涣之、肃之都参加过兰亭聚会,而徽之、献之的成就尤大。故宫“三希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占了“两希”,其中我最爱的,是王献之的《中秋帖》,笔力浑厚通透,酣畅淋漓。王献之的地位始终无法超越他的父亲王羲之,或许与唐太宗、宋高宗直到清高宗这些当权者对《兰亭序》的抬举有关。但无论怎样,如果当时郗鉴没有选中王羲之,中国的书法史就要改写。王羲之大抵不会想到,自己这一番放浪形骸,竟然有了书法史的意义,犹如他没有想到,酒醉后的一通涂鸦,成就了书法史的绝唱。
8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媚。三国时代,纵然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英雄,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浩荡,但总的来说,气氛仍是压抑的,充满了刀光剑影。“樯橹灰飞烟灭”,对于英雄豪杰,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对百姓,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继之而起的魏晋,则是一个“铁腕人物操纵、杀戮、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的时代”。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建立魏朝;继而魏的大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军,把持朝廷大权。
曹髦见曹氏的权威日渐失去,司马昭又越来越专横,内心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首题为《潜龙》的诗。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勃然大怒,居然在殿上大声斥责曹髦,吓得曹髦浑身发抖,后来司马昭不耐烦了,干脆杀死了曹髦,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完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但即使傀儡皇帝,司马氏也觉得碍事儿,司马昭死后,长子司马炎干脆逼曹奂退位,自己称帝。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夺权成功,建立了西晋。
西晋是一个偷来的王朝。这样一个不名誉的王朝,要借助铁腕来维系,那是一定的。所以司马氏的西晋,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曹操杀孔融,孔的两个儿子尚幼,一个九岁,一个八岁,曹操斩草除根,没有丝毫的犹豫,留下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此时的司马氏,青出于蓝胜于蓝,杀人杀得手酸。“竹林七贤”过得潇洒,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刘伶整日捧着酒罐子,放言“死便埋我”,也好玩儿,但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不是幽默,是装疯卖傻,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最终,嵇康那颗美轮美奂的头颅,还是被一刀剁了去。
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对于当时的惨景,虞预曾上书道:“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这份乱,可谓登峰造极了。7年,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王家的功业,恰是此时建立的,7年,王旷、王导、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定都建康,建立东晋。动荡的王朝在建康(南京)得到暂时的安顿,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与西晋相比,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昏暗的油灯下,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这些美事包括:山阴道上的乌桕、新秋、野花、塔、伽蓝……
所以东晋时代的郊游、畅饮、酣歌、书写,都变得轻快起来,少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曲折和吞咽,连呼吸吐纳都通畅许多。永和九年(年),暮春之初,不再奔走流离,人们像风中的渣滓,即使飞到了天边,也终要一点一点地落定,随着这份沉落,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便会显露出来,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微雪轻寒,都牵起一缕情欲。那份欲念,被生死、被冻饿遮掩得太久了,只有在这清澈的山林水泽,才又被重新照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人的内心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王羲之到了兰亭,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那份从容、淡定、逍遥,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等待着他。
会稽山阴之兰亭,种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据说越王就曾在这里种兰,后人建亭以志,名日兰亭。而修禊的风俗,则始于战国时代,传说秦昭王在三月初三置酒河曲,忽见一金人,自东而出,奉上水心之剑,口中念道:
“此剑令君制有西夏。”秦昭王以为是神明显灵,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赐赠,此后,强秦果然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从此,每年三月三,人们都到水边祓祭,或以香薰草蘸水,洒在身上,洗去尘埃,或曲水流觞,吟咏歌唱。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在水边建一亭子,在基座上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把水流引进来,把酒杯斟酒,放到水上,让酒杯在水上浮动,到谁的面前,谁就要举起酒杯,趁着酒液熨过肺腑,吟诵出胸中的诗句。魏晋的优雅、江左的风流,让后世文人思慕不已,甚至大清的乾隆皇帝,也在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一角,建了一座禊赏亭,企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物理空间,体验东晋士人的风雅神韵。在他看来,假若少了这份神韵,这座宫殿纵然雕栏玉砌、钟鸣鼎食,也毫无品位。
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王羲之式的风雅,让后世许多帝王将相艳羡不已,纷纷效仿,与此相比,王羲之最向往的,却是拯救社稷苍生的功业。与郗璇结婚三年后,王羲之就凭借庾亮等人的举荐,以及自己根红苗正的家世,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右军”之名由此而来,但官场的浑浊,依旧容不下一个清风白袖的文人书生。官场上的王羲之,像相亲时一样我行我素。
他与谢安一同登上冶城,在谢安悠然远想的时候,他居然批评谢安崇尚虚谈,不务实际:“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还反对妄图通过北伐实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说他“以骨鲠称”,还说他“雅性放诞,好声色”。他入世,却不按官场的既定方针办,他不倒霉,谁倒霉呢?果然,王羲之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会稽。
离开政治旋涡建康,让他既失落又欣慰。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即使在病中,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取观仁嘉乐,寄畅山水阴。
清泠涧下濑,历落松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