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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盛年(2)

我设想一位百岁老人,手臂松弛,动作僵硬地瘫坐,用模糊的视力凝视银幕上长裙翩跹、步态袅娜的少女——那个自己因为陌生,已彻底沦为背叛者和敌人。往日的骄傲,能否成为暮年的支撑?也许我们积累记忆,不过是在捡拾为晚年带来余温的柴薪。

我们是靠记忆养活的。据说松鸦是种聪明的动物,它在收获季藏好松果,并以石子标记埋藏之地;等到大雪覆盖的寒冬,它能找到三万粒果实中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假如记忆消失,它将被饿死。

我是提前的老龄者吧?抑或,是一只懒惰的松鸦——我所体验的虚无,是往日懒惰遗留下来的报复。无论怎样,前路坎坷,我们需要坚持活到寂寞的高龄,坚持活到尽头,哪怕无所爱、无所恨,哪怕这个世界剩下的都是陌生人……似乎,那象征峰值的幸福。

今天的我们到底需要获取什么,然后,才能低声说出那个词:幸福?

如果选择早晨七八点钟的上班高峰时间去乘坐北京地铁,你会发现,周围全是年轻人:皮肤饱满,弹力十足,还没有被生活压榨出浆汁。即使空间逼仄,窒息得令人丧失立锥之地,这些被希望支撑的孩子们依然蓬勃。我站在换乘电梯的拐角,观察那些密集排列的脸渐渐升高……活跃的血红细胞将随着地下的城市脉管,输送到各自的劳动之中。我会诧异并猜测,那些消失的中年人,他们此时在哪儿?

在私人轿车的方向盘后等待红灯。在高铁的疾速里闲看财富杂志。在飞机上闭目养神,脖子上套着用于保护颈椎、看起来像是牛马挽具的气垫圈。事业成功的中年人用青春作赌,赢得了今天的舒适与精致。但曾经流泪流汗的咸日子,并非全无踪迹——仔细看,他们一副被生活卤过的样子。许多人的表情疲倦、虚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生活中塌陷下去。因脱缰的梦想远去……他们脸上留下的,是蹄印践踏过后的凹痕。多数时间都用于应对琐事,真正的美好时光在一生中所占比例甚微。怎能不悲伤?我们把生命中最漫长最宝贵的时间用来殉葬。

席聚一堂的时候,我观察旁边那些阴虚阳燥、神亏气散的脸,一问,却与自己同龄;心惊之下,我也明白自己在他人眼中是怎样一副模样。还用别人提醒吗?老得这么快,看着镜子我简直想管自己叫“妈”。

我奔波生计,后来那就成了摆脱梦想的借口。一再欺哄自己,熬过某个阶段就好了,未来可以重新扳回道岔,与梦想并轨。然而,所有无聊的事物都擅长生育,不停排出密密麻麻的卵粒,让我穷于应对。渐渐沦陷,我难以克服对自己的失望。有时自问:生活真的盘剥过你吗?还是你自己出于某种恐惧,自觉纳贡,祭献了你的渴望?

时值中年的生活,像在公园的池水里泛舟。因为没有流动的水,即使松开双桨,它们也像鱼鳍一样轻摆在固体的体侧位置,小船随水漾动,不会偏离到哪里去。这是我安全的被豢养的不会碰壁的生活。我知道水里放养着什么样的鱼苗,清理过什么样的藻草。换言之,这是一种没有意外的生活。之所以敢于松懈,是因为,即使随波逐流,我也不会触礁。尽管我经常暗想如何摧毁自己,但止于情绪上的挑衅和释放,与行动无关。

更多的是平静。因更多而廉价的平静。

惊讶与感慨,除了暴露了我们的天真之外,何用之有?历史上太多的残酷倾轧,有太多鲜血淋漓的灾难,我们的生活里一点点花椒粉式的变味处理,根本谈不上人生的辛辣。

以前,一个作家在他的小说里渴死条鱼都引起我不快,更看不得虐杀,以为作家在通过文字施暴获得享乐。如今对这些内容平静看待,我在危险地进步吗?还是获得了职业化的冷静,抑或职业化的麻木?

阅读感受下降,体验的强度下降,我是否还剩下足够的敏感和力量去表达,去继续始自少年的作家梦?

去年中秋,几个写作的朋友小聚。煮酒烧红叶,带霜分紫蟹,都谈到中年的不甘。怀才不遇或壮志未酬的样子,说来说去,是丧失了幸福感、其实看一看我们写下的文字:没有激情,只剩下表达的惯性;有衡量中的委屈,缺乏一种干净干净的愤怒。我们很少自省,总是苛责外在环境的冷落和不公。到底怎样我们才心满意足?在网页的饼铛上,获得一分钟的翻身热度?或者,热衷赢得半径更大的圆形方孔钱作为自己脖颈上的枷锁?是不是我们老了,那么迫切地要领取保障晚年的荣誉抚恤金?我们为什么那样着急地想替历史表态,想为自己的创作一锤定音……那么着急,凿好墓碑上的字,要迫不及待地躺进去一试尺寸?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和心智已散发着秘而不宣的腐气。

柳宗元写过一种小虫子,它会把沿途所遇尽可能捡拾起来,放在背上负重前行。这种虫子背部粗糙,东西堆积在上面难以掉落,但即使疲惫到极点,它还是不停累加,直到仆倒在地。

人到中年的吃力,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形同负重小虫的习惯?一天天、一年年地活着,悲欢交织在发酵的回忆里……安慰的余温,悔恨的遗毒,我们背着越来越重的时光。疲惫也是一种资本吧,至少,它囊括了你为既往生活所支付的体能。

或者沉重,或者虚无。背负的时候,我心怀隐忧,担心自己被过程消耗,无法体验储藏到最后才能享用的晚年自由。卸下的时候,我亦疑虑,稍不小心,自己就滑陷到那种由虚无感构成的黑洞里——所以需要大声说话、饕餮,需要偶尔的张狂,需要夸饰地流露有毒的模样。前半生制造种种错误,后半生反刍和追悔,我是否由此错过与真理相认的机会?可从另一个角度,假如我对自己果真像自己形容中的那样不满,为什么我又如此惧怕成为别人?还是说,我的自恋以一种强力的虚伪掩饰了它自己?也许并非自恋,我只是对成为他人所象征的未知满怀恐惧,我只有在惯性里才能维护某种安全感。说来说去,安全感,大概是世上最不安全的危险物种:它难以捕捉,令人频繁受到惊吓,无法被长久而安然地搁置。

我看着镜子,里面的陌生女性神情混沌——认识四十多年,她对我来说依旧陌生。一个人的脸,如同时间手中的橡皮泥,被随意捏制……但愿我们的皱纹是神留下的指纹。

可能越老,我们越热衷在残羹岁月中,享受怀旧中的余温。然而,无论怎样爱恨痴缠、颠簸起伏的一生,从更宏大的时空来衡量,我们的命运轻盈,不比一只昆虫的骨灰重多少。想起美国著名作家兼记者亨特·S·汤普森,他的个性张狂,烟不离手、酗酒、吸毒,他几乎是在挥霍一生。传奇的汤普森先生死于六十七岁,临终时刻他在与妻子通电话,心平气和,谈着谈着就朝自己开了枪。汤普森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填进炮膛,在空中炸散——最后他卓尔不群的葬礼果真如此举行。后来,这种别具创意的告别被越来越多的效仿者继承。焰火华丽,照彻暗夜——那是上升到高处的骨灰,最后的璀璨。

年少时,我以为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起义的灵魂,我以为它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现在我看到自己不断的松懈、妥协乃至姑息。我甚至把对自己的纵容视作学习宽容。不原谅自己也是小气的表现吧?我像一块易于变脏的木头,是否需要不断刨去表面,才能露出新鲜的花纹?在灵魂的贫瘠之地,我能否艰难地掘进,找寻幸福的矿脉,并把它作为一种终身制的努力——由此我才能获得亮度,获得来自内心的光源?

小时候因为胆怯,我总是把灯绳拴在床头。绳子很细,棕色的,韧度足够。半夜醒束,害怕的时候我只要拉动绳端,房间里就充满咒语般即刻降临的辉煌。不是童年了,我不可复得那种奢侈的明亮,但依然可以拥有缓慢而柔软的烛焰。我应该更乐观地看待黄昏以及随后而来的幽暗吧?或许说,我必须如此,别无他途。所谓乐观,不是喧嚣而外在的生存主义口号,而是作为一辆老车,如何努力,把维系运行所需的动力保持在低油耗的水准上。

许多年以后,一个邻居告诉我,余姐姐死于胰腺癌。得知死讯之前,我们从无联系。我早就忘了那双焦糖色的眼睛,忘了记载在她瞳孔上、时间最初的刻度。她是否体验过足够的爱憎,见识过足够的恩怨,她是否获得平衡后的安详?我看到了祝愿里面的内容,原来,它藏着一枚小阴谋般黑硬的仁儿——所谓长寿,不过是有幸见识过更多的死亡。

月亮像只笨手笨脚的闹钟。时间老了,落叶松掉落了它的指针。我不知道,晚年是否就像一盘渐渐凉掉的晚餐,但我明白,必然存在某个转折的时刻,老,不再成为耻辱,而是一种可供炫耀的沉甸甸的资本——它就像跑完整个赛程才能赢取的荣誉。

尽管走过必然的弯路,对于未来,我还是一无所知。但生活还是教会我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不要迷恋那些看起来伟大其实愚蠢的东西。比如,对那些年轻时被分外轻视的东西,我已学会另外的理解。甚至针对他人的妥协,我亦抱温存——关节般的屈服,也不纯粹是弯折,也许是为了压力之下持久的支撑。既然我自己都不具备向死而生、虽败犹荣的那种披靡,我要求他人就是一种苛刻的勒索。

生活中充满不等式,无人能在跷跷板上享受安逸的睡眠……我们起伏,变化,渐行渐远,但愿我们由此获得动荡里的生机。

每年,我都是春天以后才开始自己晚上的散步习惯。我早不愿承受严苛的锻炼,只能维护温暖中的养生。其实散步只是借口,我迷恋的是微温中的遐想,是草木葱茏的气息,是夜间笼罩一切的月色和星空……仿佛自己正和静谧的事物一起发光。

繁星满天,童年的我曾从那里倾听天籁。当中年的我再次仰望,星空——大神打开了表盘的内部,浩大时间在其中精密运行。对渺小个体来说,分秒从身边流逝的,每瞬都是永恒。个体是难以构成计量单位的,星空下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落入钟表的一粒微尘,我们,极小的目不可视的细菌,我们只是彼此知晓而不能被神明的肉眼所注视。我们短暂。也许,正因为必然的告别,我们才应对病床上的余生给予温柔的善待。

爷爷那只康恩贝牌老怀表竟然还可以走动。它挂在那儿,像枚私属的小月亮,黑暗中泛着珍珠色的晕彩。滴答滴答,时间的涟漪,渐近我心脏的节奏。

我们都是上帝的机械玩偶,他在我们体内设置精密的发条和血肉。走动吧,克服空气和路途上的摩擦,克服秘密的锈迹。

……这是子夜,这是盛年,时间与河流的中游。即使略带倦意,即使木刺划进指端,我有必要勉励自己不放开握桨之手。

原载《大家》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