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其实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激励，来什么运动就推什么积极分子，学雷锋积极分子、学《毛选》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体育积极分子等等。
前几样奖状我从来没拿过，初一时同桌是个结实微胖的圆脸女孩，她每天煮早饭时都对着灶里的火光读《毛选》，一篇接一篇地背诵，所以学《毛选》积极分子总是非她莫属。她一登台拿奖状我就羡慕，但她一下了台我就忘了羡慕。
我背不下那些话，反正也没人逼着背。每年的文体积极分子是我拿到的唯一奖状，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都是玩的东西，还能被表扬。
高一时重新调整班级，很巧，两个宣传队的男生和我同一班。从附近初中也升上来一些新人，其中一个女生坐在我前排，清秀，娴静，脸窄长，唇非常薄，说话细声细气，轻轻咧嘴笑起时，唇边一颗小黑痣一跳一跳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曾是乌龙江边那所小学宣传队的。有了她，恰好两男两女，可以排出很多花样的节目。
从另一所初中还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女生，脸圆得像只球。总是笑，动不动就咯咯咯大声笑，嗓音甜美高扬。她始终未被校宣传队接纳，只是代表班级登台。独唱、小合唱时，她也很正儿八经地唱革命歌曲，但私下里她唱《洪湖赤卫队》，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我的祖国》《九九艳阳天》《苦菜花开》。
“娘啊娘啊，儿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我没想到歌竟然可以唱死唱坟墓；“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呀，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这暧昧得简直很奇怪啊！“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青春居然还可以被如此吟唱。高中两年，这个能唱很多“文革”前电影插曲的女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的笑声和那些歌滋润了那个岁月。后来她是一家民营工艺厂老板的妻子，好多年没联系了，我现在有点想她。
邻班也有两个校宣传队的女生，当我们还按惯性排少数民族舞时，她们却赴福州请人教跳芭蕾舞《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没有舞鞋，也不似我们当年傻乎乎地以男式塑料鞋代替，但动作全部芭蕾舞化，身体完全打开，幅度极大，抑扬顿挫舒展流畅，与早些年县剧团翁毓玲教我们跳的《纳军鞋》是一路风格的。真漂亮，她们排练时，宣传队的几个女孩都忍不住跑去学，仿佛一下子备下了B、C、D、E诸多配角。有人开玩笑说，到汇演时要是你们谁病了也没关系啊，我们随便哪个都可以代劳。
演出后十几天，那两个女生中个子稍高的那个果然就病了，住院、病危、死亡，一切突如其来得像场噩梦。她其实早就有严重的肾病，只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完全看不出来啊，难度这么大的舞她都敢跳，她对自己的体力如此自信。肾病得控制盐分的摄入，但她是家中独女，偏偏爱吃咸东西，父母怎么拦都没用，就一下子恶化，救不了。这些都是我们半懂不懂听来的，究竟什么病，又因什么去世并没人真正弄清，全傻了，一连几天凑在一起脸色苍白地交换消息。她入殓时弄出很大动静，因为死在医院，按当地风俗不能回家，尸体只能摆在家门外，请来乐队弹奏，还请人念经做“迷信”。好多同学结伴去她家，我也跟去，离二三十米处又不敢了。后来听人说她化了很好看的妆，脸蛋和嘴唇都红红的，好像要演出，衣服也是粉红色的，像演出服装。不过她的鞋后跟被剪开，这样做鬼就跑不快了，跑太快怕她会去追哪个活人，尤其可能把谁家男孩子拖到阴间当丈夫。
那一年她才十六七岁。
这事很快过去了，对于学校而言无非少了一个学生，对于宣传队来说，她本来也不是最核心的那几个之一，总之都无关紧要。我也继续吃喝玩乐，每天东游西逛不谙世事，但是一入夜，想象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却成为重大主题，挡也挡不住。这么年轻居然也会死？这是我之前万万想不到的，之前我以为死是老人的专利，而老离我还有几万年之遥，即使偶尔听到哪里哪个小孩因病死掉，也觉得不过像小人书里的故事，不真实得如同骗人的鬼话。但这个邻班的女生却不同，她明明不久前还活蹦乱跳，明明我们还跟着她一起跳《沂蒙颂》，明明刚刚开过A角B角C角的玩笑，突然之间说死就死了。
我终于也开始对自己不放心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时吃了很多西药，白毛藤、扁柏之类的中药也接连喝下，还打过很多B针剂。它们全部被我讨厌，偷偷丢掉药片，或者趁母亲不注意吐掉草药汁等等，每回成功都得意地哧哧小笑，此时却后怕得想抽自己几巴掌。转氨酶早正常了，医生说已经痊愈，但真的没事了？会不会因为没吃够药量留下病根？会不会忽然也恶化？也无法救？
也死去？那几个月我再也不敢右侧而睡，肝在右侧，我怕它压累了，生出是非。
人生的险恶第一次山一样横亘眼前。我那时想，要是我活不过二十岁，母亲怎么办？
宣传队总难免有风花雪月。
最早被触动是小学时，排京剧《沙家浜》里一个片段，需要七八个男生，男生中有个叫某光，女生则有一个叫某娜。某娜是我同班，而且同桌，我们一起去排练不上课，课桌总是蒙着一层灰。《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是《沙家浜》里郭建光的唱段，激情四溢，豪迈得惊天地泣鬼神。排练时都好好的，该唱该跳都没异样，可是有一天突然有人把歌词改了，改成：“要学那，某光和某娜！”大声唱，追着他们两人唱，唱得嘻嘻哈哈开心快乐。是他们两人真的有苗头被发现，还是纯属恶作剧？我相信应该是后者，都才多大啊，混沌未开，两人都不过十岁出头。小学一毕业，某娜的父母调另一个县工作，她也就消失了，而某光本来比我高一两个年级，后来因为休学，到高二时又与我同班。中学毕业几年后，有次同学聚会，见到某光，他原先在本县税务部门工作，已调邻县了。正奇怪为什么要有这种反常规的调动，他自己揭了老底，说因为老婆在邻县，他的老婆就是某娜。某光最大的特点是不肯正儿八经讲话，嘴角永远挂着恶作剧的坏笑，所以我没信。他急了，反复强调不是胡闹，“她真的是我老婆！”我眼瞪大了，愣了半晌，唱一句“要学那，某光与某娜”。
人生果真有传奇啊，他们究竟是排《沙家浜》时就有故事发生，还是仅埋个种子，后来机缘巧合才春暖花开？问某光，他又恢复淘气样，打着哈哈，语焉不详。两天后电话响了，是某光打来的，他说有人要跟我说话。还不等我回过神来，话筒里换成了女声，嗓门很大，很兴奋，她说：“我是某娜啊！”前年夏天，某光的电话又来了，还是道一句有人找我，然后某娜声音又传来了。这次多说了几句，关于生活，关于孩子，她的言语间都是幸福和满足，不时有脆亮的笑声雷一样炸开。她说有空见见面啊！我说好，却一直未见上。她留在我记忆里骨架奇小，脸窄窄的，嘴更小，精致得像枚小瓷器，那副样子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衔接不起来的。对着话筒那么澎湃地说话，按经验推测是个胖肥健硕的女人，脸宽阔，下巴挂满赘肉，两条腿行走时都会摩擦出悉悉率率的声响——今天的某娜是这样的吗？应该不是。但愿不是。
美丽的“一一”注定也会有些故事，只是她比我高两届，即使有暧昧消息，传到我耳边时也已是云淡风轻了。有一年学校里突然多出三位瘦削的高个子男生，他们是三兄弟，他们都拉小提琴。老大好像转眼就毕业了，老三是我同学，老二长得最好，腼腆、青涩、干净。他入学不久就进校宣传队了，很沉默，几乎没听到他说过话，却被活泼的“一一”爱上了。“一一”的母亲不同意，反对无效，山盟海誓愈加坚定。斗争过程的戏剧化我是后来才听到的，不多，零星点滴而已，却似颜料落入清水，慢慢洇开。
初二上学期加入校篮球队后，我的个子开始迅速往上拔节，座位因此从第一排持续向后移，一直移至倒数第二排。身体跑步追上，脑子却仍然没有发育。
除了打篮球，还被田径队招入，我觉得忙极了，忙得生活里没有其他空隙。
有天晚上忽然听到哭声，不是一般的哭，有唱歌般的嘹亮广阔，而且是合唱。循声而去，是宣传队排练场楼下的小会议室，一群人，男的女的肥的瘦的像叠稻草般层层叠叠围了几圈，看不到他们的脸，脸都朝下，两臂张大，互相勾住肩膀，就这样绵长地、声嘶力竭地号啕大哭。我趴在窗户目瞪口呆，半晌都没回过神来。看不到脸没关系，他们一个个即使是后背也是我所熟悉的，跳舞的，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等等等等，都是在校寄宿的几位朝夕相处的宣传队员。他们凑在一起哭，却把我落下了。
一会儿老师来了，劝了半天，哭声息下，圆圈散开，头抬起，可是彼此仅对看几眼又猛地往前一扑，手又勾住彼此的肩膀，再哭，再号啕，壮阔似波浪汹涌。原来是毕业季，第二天就有几人要离校，于是不约而同聚在一起，伤感至极。
“人生自古伤别离”，这是我后来读到的诗句，那时却不懂，那时除了有些许被他们集体行为所抛弃的落寞外，便是哧哧暗笑。至于吗？至于吗？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迟熟并不损害生命的最终质量，却可能错过一些窗外风景。《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里，有一鳞半爪与男女爱情相关的文字暗香浮动，看了不免好奇，却还是没开窍。开窍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有些人天生对自己的身体敏感，早早进入女人的性别自觉中顾盼生姿。前几年房子装修，有次逛家具城，女设计师把她三岁多的女儿一起带上。那是个小美人，五官精致得像画出来的，她自己显然知道这一点，经过每一面镜子前都停下来，扭腰、举手、做表情，久久不肯离去。如果远处有年纪相仿的男孩，她眼光就飘来飘去的，肢体摇曳生辉。这令我有点不悦，几乎震惊。一朵花居然可以这么早就开放啊，想到自己的从前，真是自愧不如。
高二下学期时一封厚厚的信寄到我手中，字很好，词很丰富，落款却没有名字，而是一句毛泽东的诗。我相信诗是一个谜语，写信的男生可能惧于我母亲是本校教师而不敢公然标明身份，他是谁？是谁？到底是谁？我对这个谜底的好奇远远超出信本身，看后随手就把信扔到桌上，却给班上一个男生寄去一封信，他有一个独特的姓，信中我洋洋洒洒分析毛主席这句诗与他姓之间的关联，言语间几乎溢满自以为是的得意，并且要他回答：我猜得对不对。他没有回答，一直到今天，见了面他也从来不置可否。或许这事他早忘了？或许信的真正主人并不是他？本来我也忘了，但写这篇长文时，许多似乎早已消失的往事都嘶喊着、蹦跳着从四面八方涌来，仿佛它们穿着隐身衣已经委屈在某个角落太久了，忽然被召唤，顿时翩然起舞。
这件事后来节外生枝：扔在桌上的信被我母亲无意间看到，她大惊失色中开始质问对方是谁。我摇头，心里嘀咕：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啊。母亲半信半疑，她果断把信拿走，最终是撕毁不了了之，还是暗中展开侦查之路？我没有过问，当时不敢问，转眼也没了问一问的兴趣。那一阵母亲肯定加紧对我的看管，不时走到桌旁瞥一瞥我在做什么，我出门后，她也少不了又东翻西翻，以图再有斩获。总是一无所获后，她究竟该庆幸还是失望？她这个已经十六岁，并且身高长到一米六七的女儿原来还是一个不靠谱的二百五。
高一时，那个从乌龙江边升上来的唇边有颗小黑痣的女生，我现在把她称为Y。班上两位宣传队男生中，一个黝黑一个白净，黝黑的那个不是校宣传队常客，只是偶尔被唤去的边缘人物，而白净的那个是男舞蹈队主力，他是W。
当我、Y、W一起在校宣传队排练，再一次次去公社、县里汇演时，从来没觉察到身边这两个同班同学神情有什么不同。高中只有两年，两年我们都这么过来了，然后毕业了，各奔东西了，然后音讯全无。我以为Y和我一样也不再关心W的下落，他虽然长得周正，衣服从来干干净净，喜欢抿紧嘴显出几分高傲的神情，但也仅此而已，与我与Y全无关系。
其实错了，有天在街头碰到一位女同学A，双方惊喜地寒暄后，A就拍着我肩膀问我知不知道Y和W的事。不待我回答，她就饶有兴致地说开了。原来Y和W中学时就谈恋爱了，都能歌善舞，都模样俊俏，恋爱很顺利，毕业后也一直延续，眼看就可以男婚女嫁了，但有一天，Y的弟弟游泳时出了意外，尸体几天后才找到。Y的父母悲伤自不待说，接下去的难题是Y的父母只生了姐弟二人，忽然弟弟没了，Y就不能嫁出去，而必须招女婿上门。如果W家中兄弟众多，这个角色想必他是愿意承担的，但W是独子。那时独子极少，福州话里被称为“罕仔”，W怎么可能弃自己父母而去？山盟海誓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碎了一地，分手成为必然。A说，Y快哭死了。
我见到Y是几年前的一次同学会上，她也来了，乍一看脸，变化不大，脸蛋还是清秀端庄，也还是话语不多，浅浅一笑时，薄薄的唇边那个小黑痣还是轻轻一跳一跳。但我注意到她的手，她的手掌粗大厚实，指尖有些开裂，隐约布着细碎的褐色纹路。这是一双辛苦的手。她早嫁人了，和丈夫一起开家水果店谋生，那个丈夫自然不是W。同学会总是沸腾的，当年班上男女同学彼此间假正经几乎不讲话，各自被生活历练后，嘴皮子已经油乎乎的一个赛一个，嘻嘻哈哈，各种腥味的玩笑此起彼伏。但那天没有人拿Y和W取乐。W坐在男同学堆中依旧平静地笑着，皮肤仍是细白滋润，变化也不大。
有一瞬我突然起了疑心：A所说的故事真实吗？
一九七三年，有一个叫张铁生的陌生人忽然被我们热爱。他考大学时面对试卷一头雾水，几乎交白卷，于是索性把卷子翻过来写下一封信，这有点像赌博。他赢了，被树为“反潮流英雄”，学上成了，也出名了。我们学校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大会小会学习一篇叫《一份发人深省的考卷》的社论，号召以他为榜样。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个北方中学生也喊出我们的心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E，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其实就是不号召，书也已经没法读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学小靳庄、走“五七”道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整个社会像吃错了药，诸多运动纵横交错，哪还放得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我们这些傻孩子，在营养吸收力最好的时期白白荒废了，却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整天乐呵呵。
后来我一直后怕：若是没有宣传队，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