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
脉望就是蛔虫
成都的作家高起高打，提到我的话题不过是读书。暗含的贬义是认为我“书多”，这明显具有旧式才子的轻狂；褒义的说法是：冉云飞和蒋蓝是两个最勤奋的作家。这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拼命买书、读书，二是抓紧时间写作。比起云飞兄五万多册的藏书以及“每日一博”的效率，我那三万多册藏量与出产自然甘拜下风。这些藏书伴随我的成长，伴随我的人生变异。书在发黄，人在老去。
每次搬家藏书必有损坏。006年我再次搬家，搬家公司开价00元，进门一看书，他们惊讶万分：“搬家十年，没见过这阵仗。怎么总是‘输’啊？！
搬完你的家，我们都弄霉了，一摸牌就放炮。价钱必须翻三倍！”我立即同意，我明白的是，他们还没彻底明白万多册书的重量。上百个纸箱入不敷出，结果是一辆厢式卡车彻底爆棚，劳动人民怒不可遏再次变卦，威胁加钱。
夫人通知了自己公司的十来个员工火速增援，忙活几个小时，将这几吨东西倾倒在客厅。由于动静太大，物管公司以为我家在搞野蛮装修，他们闻讯而来，发现竟然是一座书山，就对我这个疑似“卖旧书的”发话了：“你总不至于在0层楼开旧书店啊，压塌了楼板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疲惫不堪漫应之，歪倒在书堆抽烟，夫人也累得不行，说：“别以为你的书值钱，存放书是三间大屋啊，外带几十个橡木书柜，成本大大高于这些纸张！”一听在理，嗒然若失，荒腔走板，心里就荒凉透了。所谓荒谬意味，所谓作家加缪的“荒谬”，那种深谙自己与世界隔绝，处于无依无靠的孤独、痛苦、厌烦、绝望之慨，我现在就置身于这样一种荒谬感的深水，脚不沾地，彻底蹈虚。我浑身上下被灰尘弄成了叫花子，关键在于我还将花一两个月才能把书清理归类。当时就觉得，搬一次书，真是比离婚还麻烦。
遥想古代的文人，云游四方，他们至多雇一个书童挑书担子，自己骑上慢速的毛驴，奇怪的是他们从不骑奔跃的骏马，与其说他们穿行于梦境与现实之间，不如说他们是在个人与权力之间的过渡地带——江湖上首鼠两端，目送飞鸿，觊觎机会。这样的出名焦虑症，郁结而成的“书生之累”与汗牛充栋的斑斑血泪，的确不是我生命中的“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邻居视为不走商道或仕途的“书虫”，我撇嘴怪笑，不由得大怒。因为家里除了在客厅里装修一排“假书”为壁的雅人们，他们连书袋也没有，岂敢在此乱“掉”。贪官王立军对重庆市公安局属下训话，有一句妙语：“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我辈岂敢如此张狂，我的书估计可以火化我自己，所以我只能揭露，却无法消泯那些伪币制造者的恶迹。
本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原则，我就一锅煮，写一写我读书阅世的“银鱼叙事”——
书虫就是《尔雅》里说的覃（蟫，音银）鱼，即衣鱼，具有银子般的颜色。唐朝寒山有“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的名句，说的就是这种雅致但让爱书人讨厌的文字虫。书函成为蠹鱼的生活处所就叫“蟫函”。鱼的命名颇具匠心，因为赋予了虫子一种游动不居的滑行性质，就像它暧昧而精怪的字义。
当然了，在文昌与文祸俱生的时代，它还有一个杰出的名字就叫银鱼，听起来很美。
蠹虫在器物、书页里打洞穿凿，它们生存的痕迹为旁观者带来了意料不及的收获，出现了很多古怪的词汇——蠹怪（蠹虫的精怪）、蠹薮（蛀虫聚集的地方）、蠹贼、蠹蝎（水中的蠹虫）、木蠹，等等，而蠹字（蠹虫所蚀书上字的痕迹）总是以诡谲的走向改变着汉字的内涵，就像一个异端侵入了大脑，在掏空记忆时，也留下了漂浮的手影。
古代热衷仙道的人，都预备一个木盒子，里面养书蠹，拿很多张写有“神仙”二字的宣纸喂养它，书法要尽量神骏、古拙，似乎字体能够传递元气。书虫如果三次都吃掉书中的“神仙”字样，虫就羽化为仙，称为“脉望”。脉望的故事出自《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这成为古文人通过文字与天道沟通的精神证据。
据文人们的描述，脉望像“肉的手镯”，但我估计其造型更像消瘦的饕餮，饕餮有狗的天性，总是喂不饱。或者说，脉望就是饕餮肚皮里的蛔虫。外国人缺乏中国人那种诗性的模糊感觉，他们喜欢精细。赛尔伐斯特在他的《诗歌的律法》中，以不甚风趣的词句，将它形容为“一种渺小的生物，蠕动于渊博的篇幅之间，当被人发现时，就僵硬得像是一团灰尘一般”。但是，西方最早对蠹虫进行研究的却是R·荷基，他在66年由英国皇家协会资助出版的《显微画集》中，展示了对蠹虫仔细但有些荒谬的眼光。他说，这是“一种小小的白色闪银光的小虫或蛾类，我时常在书籍和纸张堆中发现，料想那些将书页和封面咬烂穿洞的必是它们。它的头部大而且钝，它的身体从头至尾逐渐缩小，愈缩愈小，样子几乎像一根胡萝卜……它头前有两只长角，向前挺直，逐渐向尖端缩小，全部是环节状，并且毛刺蓬松，颇像那种名为马尾的沼地芦苇……尾部末端也有三根尖尾，各种特征极与生在头上的两只角相似。腿上有鳞也有毛。这种动物大概以书籍的纸张和封面为食物，在其中钻出许多小圆洞，也许从古纸在制造过程上必须再三加以洗涤锤炼的那些大麻和亚麻的纤维中获得一种有益的营养。”（转引自威廉·布列地斯《书的敌人》）尽管使用了工笔描摹的笔致，但读着读着，我突然觉得这银鱼变得好像不认识了，它被显微镜剥离了神光。
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描绘说，蒋观察的藏书重地名叫万卷楼，半为蠹鱼损坏。他“命童子搜捕，尽杀乃止。是夜楼中万声齐哭，几于达旦，主人患之。”这种凄厉的哭叫乃是文字虫的生命之声。蒋观察不得不作一篇《祭蠹文》，以文攻文，于是才平息了蠹鱼们的叫嚷。需要注意的是，此“蒋观察”与本人蒋某毫无瓜葛哟。
书蠹偶尔吃到诲淫诲盗之书，就会变成一种叫“无曹”的可怕动物，在体内安家，人也就纵欲暴虐起来，女色、功名成为了行动指南；如果反其道行之，喂它过量的圣贤书也没有好结果，它吃多了就夜郎自大成为“玄灵”，住进人的大脑，控制思想的脉络。所谓控制思想，大概就是它的革命性转喻。
仅仅寄生在人身和器具不过是书蠹的生存哲学，人们有很多方法驱除它。
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把鸡血滴进耳朵能杀死“无曹”和“玄灵”。但虫子可以转战南北，经常在肚皮里自言自语，却是令人惊怖的事情。有个文人叫吴曾，他写的《能改斋漫录》里，就有一条关于应声虫的记载，他是从陈正敏《遯斋闲览》转录的。
书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陈所记。
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另据宋朝吴开的《优古堂诗话》，早在唐朝张鷟的《朝野佥载》就有应声虫的记载：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
现在的读者可以在《说郛》当中读到这则逸闻，好像这是在夸耀知识的通灵特性，但如果再读《本草纲目》，就发现事情正在发生尴尬的变化。李时珍是个诚实的读书人，他说，雷丸又叫雷实、雷矢、竹苓，药性苦、寒、有小毒辣。雷丸是真菌类多孔菌科植物雷丸菌的菌核，对于驱杀绦虫，疗效很好。现在说就是治疗蛔虫病和钩虫病。这样看来，所谓神乎其神的文字虫，从虚幻的灵台现身说法，不过是蛔虫而已，罢啦。
由美丽的银鱼演变为蠹虫以及蛔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文人蜕变的过程。这种钻营和穿凿的特征基本概括了文人在仕途上逶迤而诡谲的路径。因此，在佯狂炒作、卖名卖身之外，如何使文字虫如龙一般见首不见尾，一直是过于聪明的写作人博取权力信任的最大心病。这让我联想起清人沈起凤在《谐铎·祭蠹文》里的观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为猎食，皆可谓书蠹。或曰，此等词义不连之辈，名曰书蠹，犹属过誉。”
技术就是思想。这是诗人欧阳江河说的，意境超迈，但我是从浅薄的层面理解其含义的，技术更是锦衣玉食和美女如云。鲁迅先生曾经反复使用了“腹诽”一词，其实是从“腹议”化出来的，那么是否可以再分化出诸如“腹赞”、“腹颂”之类的词汇呢？不需要，因为赞扬从来就是高歌猛进的。应声虫在权力话语跟前没有缺席，它以一种复制和放大的功能发出了自己勤学苦练的声音。
科普作家郭正谊指出，中国一直有很多被称为“肚仙”、“灵鸽”的神人，自称有“仙人”藏在他们肚中，可以向“仙人”求问吉凶，去病消灾，十分灵验，招得大批善男信女向其顶礼膜拜。其实“肚仙”讲话是“屏气诡为”，其声音发自“胸以上喉以下”，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这必须提及腹语术。就是讲话向肚中咽声，使声音在腹腔共振，这样隔着肚皮就可以听到含混不清的话音。“腹语”练好了可以发出比较大的声音，不一定要耳朵贴着肚皮去听。有口技的人还可以练出不同声音的腹语。
学腹语不难，至少比拥有独立思想容易得多。只要倒吸气发音，或者强把话音往下咽就行。开始有些不习惯，慢慢就会掌握窍门，发音也逐渐清楚了。
如果有兴趣，练上几个月，“肚仙”就练成了。
当“腹语”成为一门与口语、书面语并驾齐驱的言说方式以后，它就摆脱了应声虫的尴尬处境，腹语可以更自如地表示当事人的想法。比如，在权力者一言不发干着一件事情时，腹语者就响亮地发出了一连串“好好好好”的声音，这不是酒足饭饱的饱嗝声，而是一种类似饥饿的咕噜声，权力者明白得很，腹语人是饿了。因为从文字人在豪门高唱“莲花落”开始，必须回报，这是一种传统礼仪。
腹语术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演练已经炉火纯青。事实上，是古罗马人开始使用这个名称的。在9世纪和0世纪，腹语术成为了极受欢迎的娱乐项目，但也成为了文人们献媚的技术。
腹语术就是读心术。要模仿的不止是对方的表情，还有那些声音。而用腹语术来模仿逝者的语音语调，揣测别人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读心术。权力者的宏大叙事完全敞放出来之后，大众就会惊慌失措露出马脚，这是破除异己的关键所在。虽说如此，但多半是一种梦呓吧！
所以在我二十多年的阅读生涯里，我从来小看“无曹”“玄灵”们的文字。如果承认“艺术最有力的武器是虚构，最危险的敌人是虚伪”是真言，我一直就处于“非虚构”的阅读状态，去亲近心目中的“非虚伪”写作。
奥尔巴赫法则从000年开始，成都是中国的“第四大城”的说法甚嚣尘上，这词成为成都的热门词，其出处是朱自清9年完成的组题文章《外东消夏录》中的《成都诗》。文章开头即说：“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但“据说”就是据说，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命名的始作俑者是谁。推测起来，估计就像人们的口头禅“听人说”一样吧，就是你在说，但以另一个你来传播。朱自清围绕“闲味”罗列了成都市井的诸多“闲状”，供人追忆之余，倒是更引起我的深思，因为朱自清在文章结尾处，委婉点明了这种“承平风味”的不足。我想，笼罩在细雨中的古老城郭与石板小巷，固然消失于历史的雾霭下，但那些融化在民俗里的文化韵致，却是历久而弥新的。
如今，知道李劼人先生和著名的“菱窠”的人越来越多，但读过先生作品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他的作品就是有关成都平原的风俗长卷，像《湖中旧画》、《编辑室的风波》等短篇，几乎就是对成都生活的工笔式摹写。与朱自清一样，描绘成都人的慵懒，但李劼人先生没有空洞批评，倒是考证了其风俗形成的原委。他认为，成都的生活价廉物美，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进入成都的一切，似乎都慢了起来，照此下去，就有脑满肠肥之嫌了。这个说法未必能放之四海，其实，本地人的聪明与狡黠，如水一般——总可以把你放大，成为一个大人物。下面，就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
一个哥们儿告诉我，本市有家书店挺火爆，非要拉我去看看。书店怎么会火爆？又不是迪吧，莫非还有更另类的招数？经不起哥们儿再三聒噪，去就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