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并不是一个实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中低级公务员（相当于中国的科级至司局级）的薪酬大概也就000多欧元到000多欧元之间，在德国这样的工资收入勉强达到中等水平，但是为什么德国的贪官会如此少？当然，媒体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而依法办事更是不可或缺。德国的《基本法》，可不是用来看的，它有神圣和不可僭越的地位和作用。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德国，作为政府官员手中可寻租的权力资源实在是太少了。首先，官员没有特殊权力，也不制定政策。所有的行为都得按《基本法》规定地去行事，很多政策都是通过议会审批，而这些政策出台之前会经过多次的辩论，并通过电视向国民播放全部过程。如果有公民对此感兴趣的，也可以亲自去议会听辩论会，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所以，德国不会有靠领导拍脑袋就可以出台政策和措施的情况出现，也没有可能出台有利于自己小集团利益的法规。即使某位素质低下的官员想贪权，你看还有多少可贪的余地，本来就没多少权力。其次，德国的官员手里没财权，想花钱，找议会批。而议会的预算都是透明的，拨款也是要通过听证会。从它那里批了钱，到年底时就要交代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用的？此外，政府想随便乱花纳税人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有至高无上的《基本法》管着，二有议会监督着，三有反对党看着，四有媒体盯着，五有无孔不入的审计官（审计官也是独立的，不受党派和政府官员控制）查着。偶然有个别没德行的人想当贪官，也难打这样的坏主意，因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贪不到多少钱，还丢掉工作进牢房，一辈子都完了。第三、德国的官员没有超越国民的社会待遇，没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第四、德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不会受制于任何党派。
早听德国的朋友说过，在德国，做公务员和从政的人，大都是这两种：一种是真的有政治抱负，希望通过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另外一种，就是能力很一般，图个安稳的人才去做公务员，因为在大公司和大科研机构工作的薪水和待遇远高于公务员，或做个小商人也比做公务员的收入高。这样，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社会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如果当官、当公务员，比做学者、商人、教授、发明家要好得多的待遇、又有权力可寻租，政府里挤满了所谓的精英，都朝着升官发财的路走，其他的行业又如何能发展呢？社会又何来公平可言？
在德国，你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人们不会对政府官员有过多的赞许，也不会对领导人膜拜，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我曾经问过一些不同职业身份的德国人，如何评价他们的政府高官，结果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领导人是Nothing，言外之意是不要太在意他们的职位，而是要看他们都为老百姓干了什么。他们普遍认为，领导人在任期内把工作做好是职责本分，老百姓无须对此感恩戴德，如果他们干得不好，就该被批评和问责，下次大选，肯定不会再投票给他们所在的政党了。难怪现任总理默克尔女士那么能干，兢兢业业，私德也不错，可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多感谢她，原来那都是她应该做的。
现在德国的很多市政系统和设施有不少是希特勒时代的，特别是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纳粹德国在上台之前和之后，当然都做过一些好事，否则老百姓怎么会听他们的呢？正如德国人民说的，对于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第三帝国，无论他对德国民众做过多少好的事情，但就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实行独裁统治以及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别国的侵略，无论如何，都不可饶恕，永远都罪不可赦。
提到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就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如此理性的民族在不到0年的时间内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并且产生了希特勒这样的大独裁者？是什么样的土壤和条件造就了他？当希特勒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为什么那么缺乏理性和常识的理论却又有不少市场？
87年才从两千多个封建王国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得益于这个国家高度的理性和逻辑思维。一方面是经济高度发展和军事实力不断加强。另外一方面，却还依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体制依然发挥强大的作用，专制主义与“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思想的启蒙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德国在出现为数不少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同时，却并没有产生更多有影响的思想家。因此，在这样刚从封建专制主义脱胎而来的新的德意志，在思想启蒙还未开始，而其他的领域却又发展迅速。此时的德国就像一个头脑简单，体格健壮的“野蛮巨人”。
希特勒当然明白要把他那些种族灭绝和独裁的理论灌输给国民，必须有一套愚民政策。而负责这个政治教化任务的人就是戈培尔。戈培尔9年于海德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和写作，特别是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他靠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护第三帝国的体制。9年月0日希特勒掌权，月日戈培尔由纳粹党宣传部负责人身份出任新设立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与“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戈培尔的控制宣传的手法很多：“反犹”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在柏林和几个重要大学城进行焚书活动时，他是这样说的：“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将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毁，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并且推动抵制犹太商店、医院、律师。同年月7日再通过公职服务法规定非雅利安人种不得担任公职，同时开始清扫各领域的犹太人。戈培尔经由兼任新设立的全国文化院院长，在宣传中不断攻击“颓废艺术”、孤立犹太艺术家，有系统铲除犹太人对德国文化生活的影响力，并且买下最大的电影公司UFA，终于将所有媒体和艺术团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
戈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在这样宗旨指导下，他所领导的纳粹新闻媒体部门的作用就是专门发布自己编造的谎言、新闻封锁、舆论控制、欺骗民众、制造谬论、鼓吹战争。根据纳粹政府宣传部的规定，当编辑必须政治条件合格，忠于纳粹，而且还得符合种族条件（清白的雅利安人）。每天，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门都举行“德国政府记者招待会”，通过“语言训令”和“每日指示”，发布新闻报道方针。不按规定执行的记者和刊物都会受到惩戒。当时的媒体天天都被规定报道的内容，结果是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而这个指令，却又荒唐地作为国家秘密。当德国轰炸伦敦时，所有的德国民众都相信纳粹的报道，他们认为这次大轰炸没有任何平民伤亡和平民设施被毁，被炸的都是军事设施，为什么？因为，所有新闻传播渠道都被封锁了，民众根本没有任何渠道获得外界的信息。你只能看纳粹宣传部门的报纸和听他们的广播。最终，在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门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第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把理性和内敛的德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好战的、残忍的民族。最终的结果，到9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经济差不多要崩溃了，死伤过百万人。
施佩尔写到他在纽伦堡审判时的最后的发言：“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依靠诸如无线电和有线广播之类的技术工具，可以使八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单就通讯工具就使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地进行工作。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
可以告慰那些亡灵的是：今天的德国，它早已吸取了历史教训，那些恶魔绝对没有阴魂不散的“还魂”机会，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新闻媒体和文化教育来进行愚民和奴化，因为德国已经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民主的、社会的国家了。因此，戈培尔、希特勒们永远都不能再超生！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强国，它的基石就是一个个有着理性和自由思想，并且有着独立人格的公民。如果这个国家，其大多数国民是反智、反理性和缺乏基本常识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国家的幸运，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点似乎更值得深思。
原载《随笔》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