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个“被”字，更是活灵活现地表达了我们许多人的生活情态。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一种“被”式的荒诞：被增长、被代表、被就业、被自杀、被自愿、被幸福、被失踪、被娱乐、被……我们的生活是无法选择的，我们的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所以有人感叹：这一床“被”我们盖得好沉重、好心寒。
无论如何，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和谐稳定，不能没有正当的民意表达的通道。古代有采诗，“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现代则有影视、文学等各种艺术创作，它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一定的对于民意的表达。但现在它们是否肯于承担这种责任和义务，我们实在没有把握。张艺谋说：“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言外之意，他更愿意以一种轻松、调笑的态度，到人们的兜儿里去捞钱。由此可见，要把民意的表达托付给这些“不差钱”的人，一定是靠不住的！所谓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当文艺沦落为娱乐的时候，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民众的自我表达。年度汉字评选就是一种很便捷的民意自我表达的方式，虽然一个字的表达难免有失偏颇，无法全面反映这一年的生活面貌，但它毕竟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的某些面相，只是希望它不要成为“哈哈镜”最好。
家庭伦理剧能否少一点仇恨和暴力
这些年，看了一些家庭伦理剧和宅门剧。这些电视剧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都在家庭内部冲突方面强调其人性的恶，我们时常会从屏幕上看到一些很惨烈、很残暴的场面，看上去很恐怖。这些源于家庭经济财产的纠纷，或争房子，或争遗产，最终都演变为家庭内部你死我活的战争和仇杀。这些东西看得多了，在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是不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家庭伦理关系（包括社会伦理关系）真的很糟糕呢？
从剧作者的角度说，电视剧不能没有矛盾冲突，出于对“好看”的诉求，可能还要有很离奇的故事情节以及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些放在伦理剧的身上，就成为一些剧作者想象家庭伦理关系和社会伦理关系的依据和出发点。此前我们曾经经历过以阶级矛盾结构戏剧冲突的历史阶段，随着阶级论淡出我们的视野，戏剧冲突的设置也从外部，即社会关系，转入内部，即家庭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因而，父子间、夫妻间、兄弟姐妹之间，进而婆媳妯娌之间和叔伯侄甥之间，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之间，都陷入了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之中，令人应接不暇，心惊肉跳。以前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曾经发生在帝王之家的子弑父、父杀子、兄弟相残的权利之争，演变成了寻常百姓家的财产之争、遗产之争。收视率固然上去了，却也把观众的心看冷了。
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市场经济的推广，强化了人们的财产意识、个人权利意识。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但也要看到，人们对于财富的欲望因此也被释放出来，这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亚里士多德说：“贪欲乃是万恶之渊薮。”况且，对很多人来说，至今似乎也还不懂得如何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和保护自身的权益。所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他们所能采取的，往往只是暴力的或非理性的方式。这种现实性的存在或许给剧作者提供了某种生活基础，但是，电视剧对于暴力和仇恨的过分渲染，会不会在客观上为这样一种社会心态推波助澜呢？究竟是生活影响了电视剧，还是电视剧影响了生活？我们一时也许还很难厘清这个责任，但二者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关系，却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和认真思考。
中国曾经是个非常推崇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传统深厚的礼仪之邦，历史上虽然有过人性善恶之争，但社会层面还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不过，多年来作为摒弃“高大全”的一种代价，人性恶的观念也渐渐地流行起来，由于人们接受了本我、潜意识、无意识这样一些概念，更使得对于人性恶的描写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似乎只有这样作品才能显出其深刻与厚重。于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深刻与厚重，也使得一些叙事作品在人性描写方面步入歧途。前几天看《2012》，有人曾担心恐怖的场面会摧毁下一代对于未来的幻想和希望，其实，更值得忧虑的，倒是充斥在荧屏上的暴力和仇恨，它在观众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很难预料的。在这方面，电视叙事作品以其影响社会之深、之广，事实上无出其右，作为剧作者，怕是不能回避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吧。
人们为何总爱拿张艺谋说事？
这几天，有两条新闻，都和张艺谋有关。一是“安顺地戏”向张艺谋讨要署名权；再一个是湖南临湘的一个副市长发帖炮轰张艺谋“到处印象”，他尖锐地指出：“‘印象’搞乱中国，张艺谋‘功’不可没。”张艺谋的名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其实，这里的张艺谋只是个幌子，目的还是想吸引更多的眼球。现在有“眼球经济”一说，有了“眼球”，又何愁“经济”不兴呢？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怕是就这么想的。
这两条新闻还使我联想到去年传说中的嵩山少林寺与港中旅联合成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准备上市的消息，以及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安阳曹操墓如何开发为旅游景点的争议，还有正在风口浪尖上的张家界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亚一事，所有这些事，说到底，我想只是一件事，即如何将本地有限的文化资源利益最大化，为当地的地方财政创造出更多、更大的价值来。比如安顺，讨要地戏的署名权，难道不是因为张艺谋的影片《千里走单骑》给丽江的旅游锦上添花吗？本来是自家的东西，现在却让邻居拿去赚钱，当然心有不甘。
地方政府官员能这么想，也是“在其位，谋其政”的意思，比起尸位素餐、空占职位不干事情的官员，或贪污腐败，只谋私利的官员，还是令人敬佩的。说起来，做官也有做官的难处，政绩是必不可少的，地方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更是硬碰硬的指标，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考察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这样看来，有一点倒是让人欣慰的，自从文化被发现可以创造GDP以来，官员们对于文化表现出非凡的热情，这是以前很少有的。这笔账不用算也是清清楚楚的，所谓文化创意产业，如果能给当地带来可观的财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不仅不必担心高能耗，而且，低碳、环保，又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可以想象，地方政府官员该是多么看重自己手里的这点历史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他们以一个古董商的心态，恨不得马上让自己手里的这点东西“变现”。他们太着急了，有点急功近利，抓到篮子里就是菜，有时反而会给文化带来伤害。就像南天一柱改名哈利路亚这件事，即使可以吸引一些游客的眼球，引起他们的注意，又怎么样呢？张家界自然文化景观因此而受到侮辱，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张家界名声之大，难道还要“哈利路亚”来为它壮声势吗？安顺地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场官司，无论输赢，安顺地戏肯定是名声在外了，但要求它像在丽江一样，也给安顺带来高涨的人气，仅仅讨要署名权是不能奏效的。
文化的产业化，文化的市场化，的确给地方经济带来新的机遇，但文化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产业和市场，应该得到必要的尊重，眼光也要看得长远一点，不仅想到自己这一届的政绩，还要想到它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是惠及子孙千秋万代的事，不能过于性急，更不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搞破坏性的开发。临湘的那个副市长批评张艺谋到处“印象”，他是看到了“印象”作品存在着严重问题的，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就在于，人们对文化采取了一种很不可取的轻浮和轻率的态度，使得文化在鲜有的环境下很难固守它应有的形态和内涵，这样做怕是不好向后人交代的。实际上，保护、开发、利用，这三者的辩证关系至今在很多人那里仍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把一切都推给张艺谋，怕也是另有所求吧。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张艺谋就是再有本事，也是掀不起大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