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冯
一、自杀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今早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说明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已经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差不多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此类“人身事故”。2009年以来，或许是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自杀的频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只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那儿，平淡无奇。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之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捷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烦了。
日本连续十一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去年的统计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个月的情况来看，恐怕要突破这个数字。在这些自杀者当中，方式多种多样，而卧轨的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仆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就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别“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拭，一边向四周致歉。这是一次有关于“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卧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恐怕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出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想法，应该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绝望之外，也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
二、压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号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号叫。在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做派。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号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前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亿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根本不相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之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以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ー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过激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嚎的胖子，性格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不才，洗澡还被人偷窥过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此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杀是热门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将继续存在其失控行为。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即“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细致观察，但听说过几桩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以为快。
三、文库本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在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合适。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坐近一个小时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当然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材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材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新小说，中国庶几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历历可鉴。我没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知道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处的，但我肯定没那么多圈点题评。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马上、枕上、厕上”，“马上”今天换作了“车上”。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人而言算不上大碍。文库本便于携带，价格便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远比大开本更好。
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的整齐阵容，却有小蚁雄兵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大开本就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加了张椅子，给大个子们垫脚。
四、大腿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裤，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优乐。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不能说是一个为了砺炼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色遐想。
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偶尔会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她们看作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事实上，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