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乔布斯，一个稀有的商业天才，向我们展示出技术美学和器物美学的奇迹。而在这方面，另一个叫比尔·盖茨的人，只能望尘莫及。比较一下苹果和微软的视窗平台，就连一个傻瓜，都会做出正确的评判。
技术美学的成就，导致苹果电脑成为全球设计师的最爱。但是，iPhone和iPad的最大意义，并非只是技术创新，而是对人性的透彻掌控。乔布斯究竟发现并建构了什么呢？首先是它的功能性—满足从资讯到游戏的多重需求；其次是便利性，它的“一键还原”，令此前所有手机都黯然失色。
但乔布斯主义的最大特色，还在于工业美学的成就。从未有过任何一款电脑，像苹果那样昂贵，同时又符合精巧、轻盈、简洁、光洁、华丽和匀称的美学尺度；也从未有哪一种手机，像苹果那样，从手感、质感和美感诸多方面，企及电子器物美学的巅峰，征服了全世界的设计师和手机民众；从未有这么多的电子企业，疯狂抄袭苹果的每一个细节，制造出大量外形酷肖的克隆物。
我们已经发现，正是乔布斯本人，推动了两种类型的崇拜：对美妙的登峰造极的器物及其技术的崇拜，以及对其发明者也即他本人的崇拜。这是器物崇拜在符号资本主义时代的最高典范。随身电子器物，在一个中等价格的平台上，达到了可以进逼著名奢侈品牌（如卡地亚珠宝和迈巴赫汽车等等）的级位。在精神性从人类舞台退场之后，大众日常器物，第一次洋溢出耀眼的美学光辉。
乔布斯的苹果电器是个巨大的财经黑洞，它比任何奢侈品都更强大，有力攫取着消费者的财富和激情。乔布斯的成功秘诀在于，他比其他商人更机智地洞察人性的弱点，并巧妙地加以利用，那就是哲学家所指陈的游戏精神。
利用人性的诸多弱点，是消费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法则。但此前还没有任何时代，像符号资本主义那样，赤裸地表达这种商业真理，并把它变成一种大众崇拜的神坛。
在人性的复杂谱系中，陈列着若干可以被市场利用的娱乐基因，目前已经被明确指认的，有情欲、暴力欲（施虐和受虐）、窥私欲、游戏欲和赌博欲。它们是五枚奇异的果子，高悬在“知善恶树”的枝头上，等待人类的摘取和偷食。
当年在伊甸园采取违禁行动的，是一个叫做夏娃的女人。她偷吃的第一个果子，名字就叫情欲（有时叫做“智慧”）。她就此发现了情欲、做爱、羞耻和遮蔽的真理。但关于圣园里的果子，此后出现了诸多分歧。它最初被认作无花果，一种人类最早培育驯化的果树。来自考古学的证据表明，人类种植这种植物的历史，长达一万年以上，它的果实是夏娃的第一道美餐，而宽大的叶片，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件生态内衣。
但后世的伊甸园叙事，却更倾向于苹果。这种原产于欧洲、中亚、西亚和土耳其的物种，品种多达7200个，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由此变成被广泛认知的符号，最终，这种寻常的圆形水果，取代了比较稀少的无花果，成为人类始祖原罪的世俗象征。
按圣经《旧约》所给出的描述，伊甸园里有两种树木—生命树和知善恶树。但《旧约》仅仅讲述了后者的故事。此外，知善恶树上的果实数目，也从未被人披露。它似乎是一个重要的神学秘密。但根据密码学的原理，上述两种树的密码可能是互文性的，也就是A树的密码在B树身上，而B树的密码则含于A树之中。这就意味着，生命树可能就是我们解读知善恶树的唯一线索。只要盘查一下犹太秘教的其他典籍，我们就能找到有关于生命树的细致描述。例如，著名的卡巴拉生命树体系，含有三个支柱、十个圆和二十条路径，而这十个圆圈，就是知善恶树上十枚苹果的隐喻。它曲折地揭示了后者的数字机密。
在中国四川三星堆，4500年前的青铜神树被挖掘出来，上面悬挂着九只小鸟。它们是九个太阳的象征，也就是九个圆或九只苹果的转喻。这正是被夏娃光顾过的知善恶树。在后夏娃时代，苹果还剩下九只。三星堆的神树，内在地呼应着《旧约》的传说。
伟大的基督诞生之后，那些被偷尝后剩下的九只果实，被使徒们藏匿起来，长达数千年之久。直到资本主义运动的降临。资本家们利用了第一只，并且发现了另外三只，此外还有六只已知或未知的禁果，分布在更隐秘的地点，以待新一代天才的发现。
为证明乔布斯先生的创新贡献，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偷尝诸果的现代简史。
1964年，传媒大亨默多克创办《太阳报》，以简单廉价的方式，同时满足了人类的三种欲望：刊登色情漫画专栏（情欲），发布各种战争暴力的新闻和深度报道（暴力欲），捕捉英国王室的绯闻，并把追踪机制从狗仔队发展到对名人的全面窃听（窥私欲）。香港人效仿默多克，创办《苹果日报》，堂而皇之地把咬了一口的苹果，作为自己的刊名和标识，由此引发港台传媒和中国内地传媒（主要是“都市报”类型）“苹果化”的狂潮。
第四只苹果的雏形出现在1962年，比《太阳报》还早两年。一位叫斯蒂夫·拉塞尔的大学生制作出《宇宙战争》（SpaceWar），试图打开游戏的潘多拉之盒。但直到1970年代，随着苹果电脑的问世，这种电脑游戏才真正进入市场程序。而这正是乔布斯的功绩，经过数十年的营造，他的i系列电子产品，以游戏欲的密匙，利用手机和平板电脑为操作平台，打开了全球电玩市场的大门。
乔布斯深谙成人内心的儿童本性，以及遁入游戏来逃避现实的强大欲望。正是他咬了第四只苹果，并把它稀释成大众牌果酱，分配给全球的苹果用户，让他们在一件精美的随身电子器物上实现游戏梦想，而无须端坐在桌面电脑前，或跟其他人合作玩桌面游戏。乔布斯让游戏变得很轻，犹如一种贴身的呼吸。这是器物游戏的最高境界。但全部游戏的最终结局，就是人在其中丧失自我，而成为一个虚拟的存在。游戏是消解人的本质的重要手续。
下一轮器物发明的主题，也许将围绕电子赌博产生。它是目前已知的第五枚娱乐禁果。基督徒乔布斯已经离去，而电子消费的市场，需要一个更为年轻而强悍的天才，战胜宗教伦理的障碍，以继续唤醒人类内心涌动的欲望。
人类偷尝各种禁果而解放欲望，并创造出全新的科技文明，更由于放纵这欲望和智力而受到诅咒，加速毁灭的进程。那些器物像弗兰克斯坦那样，成为脱离控制的创造物，并反过来消灭人本身。这一悲剧性的命运，被先知们千万次地书写在史诗、小说、电影和启示录里，《2012》是其中最具视觉魅力的文本。它是无比感人的视觉劝喻，却无法动摇符号资本的根基。
消费大众对此无所畏惧。他们在为创新和技术进步而狂热地欢呼，并把这位叫做乔布斯的苹果偷食者，送上粉丝簇拥的高大神坛。也许再需100年，人类就能找到其余的五只禁果，果敢地吃掉它们，设计出更多新奇的怪物。正因为如此，一个可以预见的场景将是这样的：在宇宙的某处，将有一座地球人类的坟墓，上面矗立着由神亲手种植的小树，它会在宇宙时间里缓慢长大，成太空中最孤独的标记，而它的名字就叫“苹果”。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却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
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昵的气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暧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酒桌权力学是中国人发明并光大的文化体系。华夏农业时代曾向它的居民提供过各种酒品，如各种谷类酒（如白酒和黄酒）、果酒、花酒（桂花酒、菊花酒、莲花酒）和药酒（椒柏酒、枸杞子酒和人参酒），但没有任何一种酒能像茅台那样，从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中获取强大的象征价值，而我们竟然难以知晓这其间的因果关联。
茅台酿造的神秘性、困难性以及数量稀缺性，可能是支撑这种神话的重要原因。据说，茅台酒的酿造，依赖于空气中的神秘菌体，而该菌体仅存于茅台酒窖方圆数百米的上空，任何迁移式的仿制，都无法再现茅台原浆的独特风味。但这只是一个迷人的推测而已。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生化手段能测定和捕捉这种传奇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