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十错认》，即《春灯谜》，全名《十错认春灯谜记》。）《摩尼珠》、（《摩尼珠》，即《牟尼合》，全名《马郎侠牟尼合记》。）《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张岱：《陶庵梦忆·阮圆海戏》。）
张岱在这里对阮大铖的人品和戏剧活动作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分析，基本态度是平正的，只不过对阮大铖在戏剧上的成绩描绘得有点过头。
阮大铖的戏剧代表作是《燕子笺》。一个书生热恋一个妓女，自绘了一幅两人嬉戏的图画，却因裱画店的错误，落到一个官家小姐手上。官家小姐在画上题了词，立即又有一只燕子把画衔回到书生手中。后书生发迹，娶得两妻，正是那个妓女和那个官家小姐。
这样的戏，不管演出时多么讲究，也无法掩盖本质上的庸俗和没落。
在阮大铖之后出现的清初戏剧家，太多是他的对头。他们都是一批刚毅之士，对阮大铖等人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李玉、朱素臣、朱佐朝、丘园、毕魏、叶时章、张大复等戏剧家，都是苏州人，人称“吴门戏剧家”。苏州的旖旎风光没有给他们的创作染上纤弱的弊病。相反，明末南方志士的不屈豪气，清兵南下时在江南留下的深深血污，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雄健惨烈的基调。
李玉（约1591—约1671）除了我们后面要重点分析的《清忠谱》外，还创作了《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以上四个剧本，人们取其首字联缀成“一人永占”的熟语，名声很大），《千钟禄》（即《千忠戮》）、《麒麟阁》、《牛头山》等许多剧目，据统计一生大约共写了四十个左右的剧本，是一个多产作家。
《一捧雪》是继《鸣凤记》之后又一部直接抨击明代奸臣严世蕃的作品，历来盛演不衰。“一捧雪”是一只玉杯的名字，严世蕃为了抢到它，先向原主人莫怀古强索，未成，竟要把莫怀古杀掉；莫怀古的仆人莫诚愿意冒名顶替，代主人一死。严世蕃的幕客汤勤发觉死者不是莫怀古，正待追究，莫怀古的一个美貌侍妾雪艳假装愿意与汤勤结婚，在成婚之夜刺杀了汤勤并自杀。虽然最后严世蕃的权势溃败了，莫怀古家也因此复苏，但仅仅是为了一只玉杯却失去了两条忠诚于莫家的人命。
这个戏渲染了一种出于封建门阀观念的“义仆精神”，为很多抱有民主思想的人们所不悦。但应该看到，这里的“义仆精神”是在参与对黑暗专权的抗争，具有一个道义大背景。这也是广大观众能够接受它的原因。
《千钟禄》表现了明代一场最上层的政权争夺战，即写了燕王朱棣攻占南京后建文帝在程济的陪同下化装成和尚逃亡的故事。这个戏同样在揭露黑暗政治的同时宣扬了一种愚忠思想。但《千钟禄》让君王处于颠沛流离之中，来重新感受大地和人生，自有另一番境界。建文帝在路上唱道：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从这段唱词中也可以看出李玉的整体剧作风格：气象开阔，郁愤苍茫。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戏剧家群中，朱素臣的《十五贯》、（《十五贯》，又名《双熊梦》，写一对姓熊的兄弟因十五贯钱遭冤，钟况梦见双熊生疑，亲自查访而终于昭雪。上世纪50年代有昆剧新改本。）朱佐朝的《渔家乐》、（《渔家乐》，写东汉时大将军梁冀和清河王刘蒜互相争逐的故事。）叶时章的《琥珀匙》、（《琥珀匙》，写侠盗金髯翁从官府手中救助桃南洲父女的故事。）丘园的《虎囊弹》，（《虎囊弹》，写梁山好汉鲁智深的故事。）在当时和以后都享有一定声誉。
这时，一位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作为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小说家的全方位艺术实践家李渔。
在年份上的简单说法就是：正是在汤显祖、沈璟去世前后，李渔出生。（据《龙门李氏宗谱》，李渔出生于1610年，死于1680年，比传统的习惯说法(1611—1679)早生一年，晚死一年。李渔出生之年，正恰是沈去世之年，汤显祖也只有几年光景了。）李渔的戏剧创作赶不上他的理论建树，（笔者在为新版李渔《闲情偶寄》写的序里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要提到他对戏剧理论的贡献，大多把他看作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戏剧理论家，其次，还会提到他在戏剧和小说创作上的成果。”）但作为一个在戏剧界极为活跃、颇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笠翁十种曲》还是广为人知的。李渔写剧，为的是给自己的家庭戏班演出；而演出的目的，又着重于消遣和娱乐，顺便宣扬一点封建道学。这就决定了他剧作浅薄、庸俗、嬉闹的基调。
李渔在自己最欣赏的《慎鸾交》一剧中借主角华秀的口说了这样一段话：
小生外似风流，心偏持重。也知好色，但不好桑间之色；亦解钟情，却不钟偷外之情。我看世上有才有德之人，判然分作两种：崇尚风流者，力排道学；宗依道学者，酷诋风流。据我看来，名教之中不无乐地，闲情之内也尽有天机，毕竟要使道学、风流合而为一，方才算得个学士文人。
《蜃中楼》把元杂剧中的两个神话戏《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拼在一起，让张羽替柳毅和龙女传书，结果却用风流色彩把原来两剧中的坚毅精神减弱了，炫目的外彩包裹着平庸的实质。在其他剧作中，或者一男二美，妻子热心为丈夫娶亲；或者一夫三妻，丈夫由奇丑而变为俊美，博得三位妻子的喜欢；或者美男丑女、美女丑男互相错位，最后又丑丑相归、美美相合；或者妓女守节，终得佳夫，才子持重，终获美眷；或者皇帝恋妓，几经周折，册封爱妓和貌似者为贵妇……这样的“风流”，竟然还能与道学结合起来。写妓女才子互相等待，也要他们褒扬成“一个矢贞不嫁，一个守义不娶”的“义夫节妇”。写皇帝热恋妓女的戏，也要插入几个忠臣，宣扬一下“竞义争忠世所难，行之我辈独心安，若无铁汉持纲纪，风俗靡靡世早坍”的观念。李渔甚至认为，道学的目的，正应该通过风流的途径达到。《凰求凤》一剧的尾诗写道：
倩谁潜挽世风偷，旋作新词付小优。
欲扮宋儒谈理学，先妆晋客演风流。
由邪引入周行路，借筏权为浪荡舟。
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
李渔的这些想法证明，僵硬的道学在淫靡的世风中渐渐风化，淫靡的世风倒能在僵硬的道学中找到存身的依据。李渔所写的都是喜剧，由于他谙悉编剧技巧，熟知剧场三昧，精通喜剧法则，了然观众心理，所设置的喜剧冲突和喜剧场面都颇为热闹，容易产生演出效果。一个个误会，一次次巧合，一层层纠葛，缠夹搭配、相映成趣。有些剧作如《风筝误》之所以能轰动当时、（《笠翁一家言·答陈仙》：“此曲浪播人间凡二十载，其刻本无处无之。”）传之久远，也由于此；然而，在这种表层的技巧性滑稽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深层滑稽，那种不是由艺术、而是由历史所赋予的可笑性。
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们把陈腐道学与黑暗政治放在一起，构成了封建意识形态内部的尖锐分裂，从而酿造出悲剧性；李渔则把这种道学与风流败行放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自我嘲弄，从而酿造出了可笑性。
在李渔之后，《桃花扇》和《长生殿》还要进一步显示出悲剧性的一面，在《桃花扇》和《长生殿》之后，传奇领域就没有再出现过于夺人眼目的人物和作品了。被称为乾隆间第一曲家（李调元语、杨恩寿等人均有这样的评价。）的蒋士铨(1725—1785)以《冬青树》、《桂林霜》等传奇作品，刻画了中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壮烈风格，可是败笔屡见，又不适于登场，终究已无力重振传奇舞台；与他同时存世的杨观潮(1712—1791)用杂剧这种“隔世遗传”的艺术样式创作了不少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品，结集为包括三十余个短剧的《吟风阁杂剧》。不过他的作品与蒋士铨的作品一样，更多地是给人读而不是让人演的。
以上，就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末这一百年间传奇创作的基本轮廓。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看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四部杰作了。
六四部杰作
正是这几部作品，标志着中国戏剧的世纪性丰收。
一、《牡丹亭》
汤显祖的《牡丹亭》不论在中国戏剧史上，还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是第一等的成果。
这是一个在明媚的春光里开始的故事。南安太守杜宝家的后花园里已是一片姹紫嫣红，但是，他的独生女儿杜丽娘还被牢牢地关在闺房里，由一个陈腐学究管教着，读圣人之书。
杜丽娘才读《诗经》的第一篇，就发现这是一首求爱的情歌。由此惹动春愁，终于平生第一次跨进了自家的后花园。花园中，春天的景象激起她巨大的感应，叹一声“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竟产生了“早成佳配”的愿望。回房后她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手持柳枝的英俊青年朝她走来，并把她搂抱到牡丹亭畔、太湖石边、芍药栏前，千般爱恋，万种温情。
从此之后，杜丽娘几乎成了另一个人。她神思恍惚、茶饭无心，渐渐消瘦，临终前画了一幅自画像，并嘱咐死后葬于牡丹亭畔、太湖石前。
奇怪的是，天底下还真有一个杜丽娘梦见的持柳青年。他叫柳梦梅，赶考途中投宿此地，无意中在太湖石的假山缝隙中捡到了杜丽娘的自画像，就把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恨不得能让画上可爱的姑娘变成真人与自己结成夫妻。其实，杜丽娘人虽死去，游魂还在，见到曾与自己在梦中相好的青年如此真挚地面对着自己的画像，十分感动，就显形与柳梦梅相会，并告诉柳梦梅，只要掘开坟墓，自己便能复生。柳梦梅第二天就照办，结果真的扶起了复生的杜丽娘，正式结成夫妻，坐着一艘小船到首都临安去了。柳梦梅到临安后还赶上了科举考试，表现出了超群的才华。
但是，还没等到考试发榜，战火燃起。皇帝命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前去抗金平匪，柳梦梅冒着战火找到了“岳父大人”，告诉他杜丽娘已经复生，但杜宝哪里肯信？竟把柳梦梅当作一个盗墓贼给抓了起来。后来，杜宝发现，被自己关押的柳梦梅竟是新发布的新科状元，当然只得释放；但他仍然不能相信女儿已经复活，更不能承认柳梦梅与女儿的婚姻。直到皇帝降旨，他才勉强首肯。
《牡丹亭》的情节，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却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林黛玉只是隔墙听了几句《牡丹亭》的曲词，就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曹雪芹把贾宝玉、林黛玉争读《西厢记》和林黛玉聆听《牡丹亭》写在同一回日中，证明了他本人对于王实甫和汤显祖的继承，也反映了《西厢记》和《牡丹亭》在清代社会中的传播程度。